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6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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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当局深知，出动法国军队对维持秩序无济于事，而只会加剧紧张局势。显然，叙利亚和黎巴嫩既经所有大国承认为独立自主国家，则除两国符合宪法规定的政府以外，没有其他任何权力能够对两国内部秩序负责。
英国外交次官于2月7日在下院指出，关键问题恰恰是：
法国将来同近东国家的关系这一更广泛的问题。它已宣布这些国家独立。该是怎样的关系问题，正是法国和这些国家之间本身需要协商的首要问题。但是，这种关系迟早必须以协定或某种解决办法确定下来。英王陛下政府的看法是，为此目的而进行的商谈越早举行越好。虽然争端很多，困难重重，但是我们相信，只要双方抱着适当谅解和克制的态度，这些问题是没有理由不会得到圆满解决的。
同时，我们有权希望双方都不支持可能对英国作战部管理的某一地区的安全会造成威胁的任何行动，或是可能破坏特种部队的忠诚和纪律的任何行动，这些特种部队是同盟国军队在中东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此，他在14日还补充说：“这种商谈一定是要没有拘束的，不应为任何一方的武力威胁所阻碍，英王陛下政府的意旨乃是，为达到此目的，如果必要，将施加他们的影响。”
2月17日，丘吉尔和艾登在雅尔塔会议后回国途中，同叙利亚总统舒克里·库阿特利举行了会谈，在会谈中，丘吉尔（正如他后来向下院的报告中所说）使对方深深感到同法国和平解决的必要：“我们已说服近东国家开始谈判，这种谈判它们以往一直不愿举行。它们要法国人提出建议。”丘吉尔告诉下院：
我们也决心尊重这些国家的独立，我们将以最大的努力为法国保持一个特殊地位，因为法国同叙利亚在很久以前就建立了文化和历史方面的许多联系。我们希望法国能够保持那种特殊地位。我们相信这些国家将得到世界组织权威的确认，而法国的特权也会得到承认。
然而，我必须讲清楚，决不是由我们单独以武力来保卫叙利亚或黎巴嫩的独立，或者保卫法国的特权。这两方面都是我们所寻求的，我们不相信这两者互不相容。因此，不应单独在英国身上加上过重的负担。我们必须注意这一事实，即俄国和美国已经承认并且支持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但是不赞成任何外国享有任何特殊地位。
据2月18日报道，近东法国代表已接到训令，同这两个国家重开谈判。法国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在访问伦敦期间（2月25日到27日）讨论了这个问题。法国总代表在离开贝鲁特回巴黎向政府请示之前，于3月10日举行记者招待会。他说：“法国和叙利亚之间并不存在严重的争论；只不过有些分歧。”他宣布，法国不愿采取可能损害近东国家主权的立场：
法国所要求的只是保持它的文化使命和巩固它在这一领域中的联系。法叙协定就是适合于保持法国的文化地位并使之不受政治变动的影响。我们只希望以此协定加强同叙利亚的友好关系，并希望它成为已有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亲密友谊的恰当的通道。
几天后，正在访问巴格达的叙利亚总统在接见记者时声称，叙利亚同法国的关系是正常的。他希望军队能很快地移交过来。“法国在叙利亚享有权益，这同其他大国一样”；它的权利将得到保证，例如在学校方面就是如此，叙利亚并不想关闭这些学校；但是委任统治已经终止：叙利亚已是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对任何国家都不受条约的约束。可是，叙利亚政府和总统设法创造一个对法国较为和谐的姿态的种种努力，却受到极端民族主义者方面非常不利的反响，他们在主要城市散发传单攻击政府——政府在其他方面的地位也很不稳固。
就在丘吉尔同叙利亚总统会晤的前后，法叙当局在叙利亚西北的阿拉维地区发生了一起“事件”。在整个委任统治期间，法国曾怂恿二十八万名阿拉维分裂派实行自治，这些人占这个地区居民的多数。法国人同阿拉维派教长苏莱曼·穆希德的关系，不无象二十年前英国同穆罕默拉的谢赫哈扎尔针对波斯政府的关系；不过当时英国人承认波斯政府有权对其藩属维护其统治权这一点，而自由法国在叙利亚的总代表甚至在1941年7月以后还在继续怂恿苏莱曼·穆希德主张独立，摆脱叙利亚政府。苏莱曼·穆希德同其他时期、其他地区的封建酋长如出一辙，肆无忌惮地恣意占据别人的财产，叙利亚政府接到受害人的控诉后，于1944年春为这一问题成立了一个仲裁法庭。但是苏莱曼·穆希德拒绝作证，于是被逮捕软禁。就在这时候，他的追随者同叙利亚宪兵发生了冲突，由于这些人是由法国人“精心武装起来的”，所以他们使宪兵吃了败仗。叙利亚政府于是派遣了一支大规模的宪兵队去再行维护权力，而法国人也同时派出了阿拉维和北非军队去保护其宠儿，这就再次表明了法国实际上给予叙利亚主权的限度。
叙利亚和黎巴嫩已于1945年2月27日对轴心国宣战，但是由于环绕它们同法国委任统治权的法律关系问题尚未确定，因此未被立即邀请出席旧金山会议联合国成立典礼。两国政府于是向发出邀请的国家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发出照会提出抗议；英国外交大臣声称，关于它们归属联合国的申请“正在按规定程序考虑中”。在近东暗中或多或少有些说法，认为法国正在阻挠它们加入，直到3月21日，法国外交部长才声明他的政府并无异议，他还盼望在旧金山见到它们。这一声明于是被作为法国承认它们为完全主权国家的证词，因而美国国务院便于3月28日宣布已向它们发出邀请。
后来丘吉尔在下院说：
当贝内将军还在巴黎等候指示的时候，法国拟派遣增援部队的意图于4月份在近东已为人所共知了。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迟迟没有接获法国的建议，加之增援部队又即将到达，颇为不安。我们已向法国政府提出，增援部队不论人数怎样少，其到达势必会被误解为对谈判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势必导致严重的反响，但是我们的意见未见成效。
5月4日，在……外交大臣建议下，我给戴高乐将军发了一份友好的私人电报，因他曾向我们的大使表示他对我们在近东国家最终意图的关切。象以往在许多场合那样，我说明了我们在那里绝无任何野心。……我还说明了我们业已承认法国在近东的特殊地位。……不过，我也说明了我们在整个中东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在那里的主要任务是保证盟国战时交通安全，使之不受干扰和捣乱。因此，我们不能无视近东国家发生的事情。英王陛下政府过去对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权益没有不良企图，而今，我告诉戴高乐将军，我也愿意在法国政府与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之间缔结条约并付诸实施的时候，就命令所有英国军队从叙利亚和黎巴嫩撤出。
从这一观点出发，我谈了我的意见，如果前来增援的部队人数超过了替换人员的需要而终于引起不安或造成紧张气氛，那将是莫大的憾事。我力陈法国在这一时刻增援部队……会给人以法国准备在威压下达成解决办法的印象，从而有害于即将举行谈判的气氛。戴高乐将军答称，贝内将军……带了开始谈判的指示在回程途中，但他没有提到法国增援部队的问题。
这仅不过是戴高乐的最近几次行动之一，借以维护法国行动的独立自主。还有几次行动是：他拒绝艾森豪威尔要法国军队撤出斯图加特的命令；他没有得到盟国的授权就占领了瓦尔达奥斯塔（在意大利旧边界那边）；以及他坚持在德国的法国占领区要大于美、英原来建议的范围。在这些日子里，阿尔及利亚东部爆发的一次重大的穆斯林起义，使他更难于完全改变他在穆斯林叙利亚的“铁腕”政策。
5月7日，一营塞内加尔军队在贝鲁特从一艘巡洋舰下船登岸，这是由于法国人手头没有商船可供使用，也是因为他们拒绝了关于这些军队应由陆地即从亚历山大或海法进入近东的建议。两国政府曾在这些部队到达之前预先接到通知，并得到保证说，他们不过是前来同另一支部队换防而不是前来增援的。但是，法国这种行动的拙劣，又为其内阁偏偏选择7日这天宣布贝内将军正带着指示返回近东准备进行谈判这一事实而更为显著了。下一天是欧洲胜利日，贝鲁特发生了一些混乱，一起持有法国三色旗的示威游行队伍激起了民族主义者的反示威游行，在后者的队伍里，（英国）巴勒斯坦团的一营二百名阿拉伯士兵作出了未经许可的行为，游行时带了耶路撒冷穆夫提的画像和（或据法国后来所称）一面“万”字旗。
贝内将军于5月12日从法国回到贝鲁特时，情况已很清楚，尽管英国公使继续规劝两国政府对法国的建议给以合理考虑，但是上一个月他们和法国人之间那种相当缓和的关系已告结束。18日，贝内向他们提出了法国政府的建议：
……有关叙利亚和法国的文化事宜，应当由一个学术协议予以规定和保证。
各项经济协议，应由就有关事项按照国际惯例（企业协议，领事协议，商业协定等等）所订各种协定予以规定。
至于战略方面的需要，将包括保护法国及其海外领地之间运输线的基地。
上述三点一经达成协议，法国政府随时准备将特种部队移交给这两个国家，条件是只要客观情况还不许可完全实行一国指挥的时候，这些部队仍应置于法国最高指挥部管辖之下。……只要法国本身还对盟国间的盟军最高指挥部负责这两个国家的安全，法国指挥部不能自行放弃指挥那些特种部队的权力，也就是说，实际上，要到远东战争结束和盟国间的总部解散为止。
贝内认为，这些建议“在精神上要比其他阿拉伯国家同英国所签订的任何条约宽大得多”；但是两国政府在19日通知他，由于建议的性质，也由于他们觉得正在受到的压力，他们将不再继续进行谈判。事实上，另一支法国军队，不顾英国的意见，已在5月17日到达贝鲁特。英国的意见，用丘吉尔的话来说，毫不夸大，可以称之为“恳求”：贝内对于这些意见却反唇相讥，指责英国最近把一师军队开进了近东。
随后发生的事件经过，丘吉尔向下院叙述如下：
国内局势变得很紧张。大马士革、贝鲁特和的黎波里这些城市的商场和店铺都于5月19日关门停业，大马士革举行了示威游行，发生了从法国医院广场上射击的事件。约有十二人受伤，但无死亡。第二天，5月20日，阿勒颇发生了严重暴动。死了三名法国兵，伤了一些人。法国装甲车开到城里，大肆扫射之后赶走了街上的人。据估计，平民至少有十人死亡，三十人受伤。叙利亚的所有主要城市的商场都停业数天，在阿勒颇，叙利亚宪兵和法国军队双方都在市内巡逻。在黎巴嫩，贝鲁特和的黎波里这两个城市的商店，在政府向市民发出呼吁要求它们继续营业而由政府负责保卫黎巴嫩独立之后，于5月23日开门复业。
在这些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我们曾不断劝告双方耐心克制，并始终努力安排外交磋商，以便对谈判中断后所造成的整个局势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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