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4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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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斯·库皮所关心的是一致的。库皮看到了派系斗争，对其后果感到忧虑，他认为应当恢复君主制度。英国军官和阿巴斯·库皮共同说服了民族解放统一阵线和国民阵线的领导人，使他们于1943年7月底在地拉那附近一个名叫穆凯的村庄中会晤。起先似乎不可能取得一致意见，但是后来墨索里尼倒台的消息十分突兀地传来了，在一片热情的气氛中，他们达成了协议。
　　“墨索里尼的倒台是对意大利人全面造反的信号，是从最高尚的爱国主义到最卑鄙的抢劫掠夺的各种热情所激起的一场全民的自发运动。”两个意大利师站到了阿尔巴尼亚人一边，还使他们得到了许多装备。在8月和9月的上半个月，这个国家几乎整个获得解放，游击队在许多村庄中建立了通常的那种解放委员会。9月下旬，德国人急剧地进行了干涉。他们只能抽调两个半师人来用于阿尔巴尼亚，因此在击退爱国部队以后，他们便集中全力去保护自己的交通线和亚德里亚海沿海地区。而且，他们还利用了自己作为阿尔巴尼亚从前的哈布斯堡保护人的继承者的利益，所以他们在阿尔巴尼亚事实上是相当受人欢迎的。一个摄政委员会在德国人的卵翼下建立起来，梅赫吉·弗拉舍里也是委员之一，国民阵线的人对这个委员会并不特别敌视。法西斯主义的宪法被废除了，阿尔巴尼亚仿效埃及的样子宣告中立。
　　恩维尔·霍查在游击队中已成为声望日高的人物，这时他谴责国民阵线通敌。10月间，他命令他的部下攻击国民阵线部队。于是阿巴斯·库皮放弃了想要建立一个真正统一战线的希望。他由于发现民族解放统一阵线各委员会总是在共产党的支配之下，已经非常愤懑，这时便决定脱离民族解放统一阵线。1943年11月21日，他发表了一项“法统宣言”，主张索古复位，他说这是大多数阿尔巴尼亚人的愿望。他仍然愿意同民族解放统一阵线合作来抗击侵略者，但是民族解放统一阵线这时认为他是叛徒而予以拒绝。德国人当然从阿尔巴尼亚人的争吵中得到了利益。他们组成了一支阿尔巴尼亚军队，并从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中招募了四营人，后来把他们编成了党卫队的“斯坎德培”师，这师人被用来对付民族解放统一阵线，又对付门的内哥罗的铁托游击队。他们还充分利用了阿尔巴尼亚经济中可能利用的一切，并从罗马把阿尔巴尼亚的黄金储备搬到了柏林。
　　敌对行动在冬天不得不暂停，到1944年春天又重新恢复。民族解放统一阵线的势力在切格人首领中仍然相当弱。4月间，英国派了一个扩大的军事代表团到库皮那里去，鼓励他在北部进行抵抗，并在这些首领和民族解放统一阵线之间进行调解。但是民族解放统一阵线变得更加难以对付了。它这时自称是一支民族解放军，并于5月间同德国人和国民阵线的联军打了一仗。大约在同一时候，阿尔巴尼亚游击队仿照南斯拉夫的样子建立了一个反法西斯委员会和一个由恩维尔·霍查领导的临时政府。在贝尔梅特举行的一次代表大会上，索古国王和阿巴斯·库皮都受到谴责。要估计出阿尔巴尼亚人这时对于南斯拉夫所作出的关于希望把阿尔巴尼亚包括进铁托的大联邦中的含含糊糊的暗示有何反应，那是很困难的。阿尔巴尼亚人不是斯拉夫人，但是很可能象科奇·召捷（他同铁托的代表保持接触，1944年铁托的主要代表似乎是韦利米尔·斯托伊尼奇）这样的共产党领导人却注意到，无论战时或平时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是真正有益的。铁托想把科索沃地区重新并入他的塞尔维亚人民共和国，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他的部队这时在那里很活跃——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塞尔维亚人的情绪是决不会满足的。
　　1944年6月，德国人扶植的第一个阿尔巴尼亚政权垮台了，从此再没有能令人满意地重建起来。从这时开始，德国人显然已经失去了控制。游击队向北挺进，尽管从7月到9月克吕埃齐乌兄弟之一率领他的人和德国人作战，民族解放统一阵线的军队还是有办法把切格人的首领都赶跑了。德国人于1944年10月离开了阿尔巴尼亚。游击队袭击了他们的殿后部队，但却把精锐部队放走了。民族解放统一阵线的军队当月进入了发罗拉。11月进入了地拉那和都拉斯。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在恩维尔·霍查的领导下成立，阿巴斯·库皮被迫流亡意大利。
　　第九章　希腊
　　在1941年4月到1944年10月轴心国占领的年代里，希腊是一场混乱的三方冲突的战场。对抗的力量之一是德国占领当局（在1943年9月以前还受到意大利占领当局的微弱支持，而相继成立的三届通敌分子组织的希腊政府及其所属机构也曾不很得力地多少为它出过力）。第二种力量是由英国政府及其在中东和希腊国内的军事与政治代表、希腊国王和流亡政府以及希腊山区非共产党的抵抗组织所组成的。第三种对抗的力量是由希腊共产党和它所建立的抵抗组织形成的。共产党领导的目的在于为俄国利益服务，但是直到1944年夏天以前，它只由俄国从远处加以指挥。
　　理论上，这第二和第三两股力量是对第一股力量——轴心国——共同进行斗争的盟友。实际上这种联盟一直是不稳定的，而且当解放的前景逐渐接近时，往往紧张到了破裂的程度。
　　希腊两种反轴心力量的对立，部分是由于英苏政策的潜在冲突，部分则是因为，在占领的后期，希腊只不过是远离战争主流的、在战略上处于停滞状态的一个地区。
　　在1943年11月德黑兰会议举行以前，丘吉尔仍然希望实现盟军把主要军事行动部署在东地中海地区的那项计划，这就将把希腊也包括在内。如果斯大林和罗斯福采纳了这项计划，它对希腊人所提出的军事上和道义上的要求将会迫使他们在战时团结起来。但是，这项计划在德黑兰遭到拒绝，会议赞成在法国南部登陆，以支持从西方进攻欧洲大陆的“霸王”计划。
　　结果，德国人从希腊的撤退并不是由于希腊人或盟军在该国境内的作战，而是因为红军远在北方通过罗马尼亚的进军，并在较小的程度上因为盟军在意大利的推进。因此，希腊人不可能象1940年击退意大利人时所感到的那样，觉得他们是团结一致地把侵略者逐出希腊国土的。
　　这就是占领期间希腊事态发展的战略背景。在最初几个月，占领并没有使希腊人受到特别沉重的压迫。1941年5月取得控制权的意大利和德国占领当局，并没有作什么努力去创建一个新的政治秩序。国王乔治二世、他的政府，以及少数官员和人数较多的陆军军官都已逃跑，但是原有的政府机构，包括警察和宪兵在内，实际上原封未动。主要的变化是，在希腊国内已经不存在希腊陆军了。军队业已遣散，士兵都获准回家。只有政府是新的，尤其新在没有一个希腊人认为它是希腊政府。4月底，德国人让乔治·特索拉科格罗将军出任首相，他就是一周以前没有奉到命令便签署一项停战协定的人。在他的没有效力的管辖下，政府最初几乎仍象在德军占领前那样发挥作用。
　　但是，它完全无法对付希腊在占领下所经历的第一场危机：1941年冬天的饥荒。为了防止发生灾难，交战国与中立国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允许救济饥民。由瑞典人和瑞士人组成的一个国际红十字会组织负责分发美国和加拿大提供的食物。尽管如此，那年冬天仍有成千上万的人饿死，主要是在雅典。墨索里尼访问雅典以后，于1942年7月22日曾致函希特勒，他估计饿死的人数为两万四千。等1941年冬季过去以后，食物供应的情况稍见好转。
　　1942年夏天，紧接在饥荒后面的是通货膨胀，尽管经济已经局部恢复了。物价飞涨，到1944年下半年已成了天文学数字，德拉克马不再具有任何实际价值，希腊经济回到了物物交换制，大宗交易则用英国金镑支付作为辅助办法。
　　1942年秋季以后，随着希腊抵抗运动的发展，游击队经常破坏交通，并“解放”了希腊中部相当大的地区，这进一步破坏了该国的经济。1942年底，希特勒的全权特使诺伊巴赫尔来到希腊，他并未能促使意大利当局更为积极地采取行动，也未能制止抵抗运动的增长或经济衰退的发展。
　　另一方面，保加利亚人实际上已把希腊东马其顿和西色雷斯的烟草和粮食种植区据为己有，并把这些地方纳入保加利亚的经济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顺带没收了属于希腊人的土地，把希腊人征召入伍和押送出境，并把保加利亚人安置在希腊人以前的产业上。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以后，德国人又准许保加利亚人迁移到希腊西马其顿的某些中心去。
　　在意大利占领军盘踞在希腊的二十八个月里，他们不时对希腊人采取凶暴的报复手段，不过这些暴行都是孤立地进行的，往往是分别针对个人，而不是有系统或大规模进行的。随着希腊的抵抗活动在1943年蔓延开来后，德军的镇压措施变得日益严厉。1943年8月，德国当局宣布，杀死一个德国士兵就要处决五十个希腊人。这项命令在不同时期确实在雅典付诸实行。在农村，比较常用的一种报复形式是，进入一个据信是支持游击队的村庄，把能够抓到的所有男人杀死，再把房屋烧光。一个美国权威作家估计，在轴心国占领期间，希腊有四分之一的建筑物都在其种程度上受到损坏。在占领的后期，希腊游击队和英国官兵的破坏活动使桥梁、铁路（当时还通车的）和公路受到了广泛的损毁，主要是在希腊中部和北部。
　　因此在1943年以后，正常的经济生活和行政工作日趋瓦解，后来几乎到了完全停顿的地步。在中部和北部游击队控制的山区，游击队用一种临时性的经济和行政管理制度（包括邮政和电话）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旧的制度。另一方面，在雅典的通敌分子政府则致力于组织反共保安营，旨在配合宪兵和德国部队在农村的活动。
　　这项任务主要是由第三任即最后一任通敌分子首相约翰·拉利斯主动完成的。特索拉科格罗将军在游击队开始形成后不久便于1942年12月辞职。他的继任人是前雅典大学的校长康斯坦丁·洛戈塞托普洛斯，一个亲德分子。但是，1943年4月，一个取得了内阁大臣身分的前保皇的人民党党员拉利斯接替了他。
　　拉利斯认为他的首要任务在于遏制共产党和维持秩序。他的主要武器是在1943年下半年组成的保安营。保安营是军事单位，主要由以前的希腊正规军军官指挥，同德国占领军配合作战，不过他们似乎自认为是希腊的一支国家部队。人数最多达到五千名左右。
　　通敌分子接连组成的几届政府、保安营，以及主要活动于希腊马其顿的几支杂牌武装队伍，实际上就是在希腊积极协助轴心国的仅有的几股势力。事实是，直到1943年中期，希腊人民作为一个整体一直显示出一种惊人的、几乎史无前例的团结精神。但在1943年以后，这种团结逐渐遭到了破坏，首先是由于关于君主政体的争论（共产党人很巧妙地利用了它），其次是由于共产党及其同情者和希腊其余人士之间的远为严重的争论。
　　在希腊境外，希腊国王和他的几届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