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9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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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行动党的宣传长期培植的反犹太主义是第三共和国时期右翼政党手中的陈腐的课题之一。在巴黎，法兰西人民党组织的反犹太示威几乎在停战协定刚签订后立即就搞起来了。合作分子的报刊从一开头就大喊大叫反对犹太人，同时德国人也采取了日益严厉的措施。在法国非占领区，推动反犹太的力量，实际上同“民族革命”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都是自上而下的，人民只是被动地接受而已。第一个不祥之兆是，1940年8月27日废除了1939年4月颁布的那项禁止种族诽谤的法令。10月间，制定了一项说明种族概念的法律，不许犹太人担任一切官职、教学工作、由政府津贴的工业部门的工作，以及出版物、电台和电影院的管理工作，并定出从事自由职业的犹太人的百分比。这是一长串反犹法律的第一项。同时，废除了授予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以法国公民权的克雷米厄法令。然而，这时主管大员还不是真正刻毒的反犹分子，这项立法还准许有许多可以豁免的情况，被解除公职的犹太人仍旧有权领取年金，暂时还发给他们补助。除《法兰西行动报》外，维希报刊对这个问题一般都是避而不谈的。
1941年3月29日，维希的主要反犹分子之一，格扎维埃·瓦拉，受命掌管一个新成立的犹太人事务委员会。6月间，更加严格的限制条例取代了10月的那些法律，把犹太人从许多职业中排除出去，其中包括银行、证券经纪、广告、新闻，以及已经列举过的各种管理职位。在诸如法律、建筑、医药等行业中，犹太人的限额规定为百分之二，在高等学校中规定为百分之三。最为不祥的是，6月间，地方当局还颁布了勒令所有犹太人进行登记的法令。虽然有了这些措施，非占领区的反犹活动仍然远远落后于德国人所规定的标准。
维希政府当然继续开展反对共产党的运动。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的产业全被没收。1940年秋和1941年春曾大肆逮捕所谓共产党人。尽管这样镇压，秘密出版的《人道报》仍有很大的销路。1940…1941年的冬季，经济情况、低工资、粮食匾乏、失业，都有利于地下共产党宣传的传播。到了1941年5月，据报道大约有三万名共产党员遭到监禁，占领区一万八千名，非占领区一万二千名。不过，这个数字并不全然可靠，这从下述事实便可获得证明：这些被捕的人中，有些被控“传播了戴高乐派的宣传”，这是当时任何一个遵照党的路线办事的共产党员决不会想到去干的事情。
维希最恨的还是戴高乐将军及其支持者，也许部分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和他们继续对纳粹作战就是对维希的一种含蓄的谴责。戴高乐派不仅被视为政治上的反对派，而且被视为叛国分子。凡是离开法国或法国属地以“逃避民族责任”者——换句话说，就是逃避接受停战协定者——或者凡是从事反对民族复兴的宣传工作者——换句话说，就是反对维希的政策者，都被宣告褫夺法国国籍，他们的财产全部没收。接下去的一长串定罪的宣判包括戴高乐、德拉米纳、勒让蒂约姆和贾德鲁这些军事领导人。凡是在外国军队中服役的人都被宣布为应受死刑的处罚。实际上，这种宣判只是对那些不在国内、无法将判决予以执行的人。虽然如此，毫无疑问，贝当和他的许多支持者的确对戴高乐和自由法国运动感到深恶痛绝。在贝当看来，戴高乐这个一度是他本人幕僚的人——“我怀里焐活的这条毒蛇”——竟敢出来表示异议，这不仅有伤他的尊严，而且是忘恩负义。另一方面，在一般公众中往往认为，政府反戴高乐派的行动只是欺骗德国人和掩饰维希和自由法国领袖之间的秘密谅解的一种诡计。
最后，维希的愤怒特别集中在一个小集团身上。在停战协定刚签订后，最最强烈的一种情绪就是，要为战败找出几只替罪羊来。约瑟夫·巴泰勒米写道，团结并不意味着忘却和宽赦。迪穆兰·德拉巴尔代特说，对停战协定的最初反应是：“我们被出卖了……必须惩办卖国贼！”于是，1940年7月30日的第5号制宪法令规定在里翁设立一个最高法庭，对一些前部长和高级官员在1939年9月从和平走向战争时期的行为，以及后来使局势恶化的行为进行审讯。这样，维希实际上是在倡议以发动战争的罪名审判它自己的公民了。作为一种预备性措施，许多被告，其中包括达拉第、勃鲁姆、樊尚·奥里奥尔、朱尔·莫克、格伦巴赫、波马雷、马克斯·多尔穆瓦、居伊·拉尚布尔、雷诺、芒代尔和甘末林将军，都受到行政拘留。然而，对他们进行审讯所出现的困难比维希起先所认识到的要大得多。贝当任命的一个特别法庭以七票对四票宣布雷诺和芒代尔有罪，贝当判决将他们拘留在一处严加防范的地方。对其他被告的审讯经过一再推迟之后，才于1942年2月在里翁开庭。
维希甚至不能对那些被它认为是敌人的人进行有效的报复。不过，我们的确只有把问题简化，才能说维希是一个政治实体，或者说它不是一个利害关系互相发生冲突的集合体。它以它的弱点、浮夸的辞藻和平庸的政绩、经常见风转舵的做法、为官职而进行疯狂的争夺，以及令人眼花镣乱的人事更换，延续并扩大了第三共和国的一切错误。直到1941年底，民族革命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要有的话，也许就在纸上。与此同时，贝当朝廷里的陆海军将领和高级官员们懂得很少的外交和内政问题则正从四面八方向他们逼来，要求给予愈来愈多的注意。
在维希盛行的种种幻想中，最大的一种是，认为法国将会安安静静、不受干扰地独自推行它在国内的各项新政策，而让世界其余国家继续去打仗。他们希望变成和平绿洲的这块地方，结果只是战场上的一片无人地带。逃避到中立状态中去，结果也证明是不可能的。一个象赖伐尔那样的现实主义者看出了这一点，因此，他公开表示希望德国战胜英国。对于合作分子来说，反对法国战败的政权和反对英国人本来就是一回事。
英国胜利＇菲利普·昂里奥写道＇将使共济会各分会得救，犹太人重新掌权，“民主主义者”和“反法西斯人士”恢复原来的地位，而“马西利阿”号这艘被人误解了的“十字军”的旗舰就会提升到“胜利”号的级别。
有着一种反英倾向的上层社会是准备对这类宣传作出赞同的反应的。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向来就不大敌视英国，甚至1940年夏季的事态发展也没有完全改变他们的情绪。维希电台在赖伐尔的控制下发出的猛烈反英宣传完全做过了头，反而助长了亲英情绪，尤其是在德占区。莫拉斯这个年纪虽老却激烈如故的法兰西行动党学说的提倡人，曾经愤怒地抗议过英国的无线电广播，这就显示出这种广播所造成的影响。他说：“我们中了英国电台的毒”，“英国电台经由我们的南部，拚命地在广播。”同时昂里奥早在1940年8月就已经指责说，“现在在城乡各地开始悄俏流传着的宣传，追根究底都是从伦敦来的。”
在维希，象赖伐尔那样的人一心盼望英国迅速战败，想使法国立即加入德国阵营，并且设想法国的未来将成为德国珍爱的一个行政区。另一些人，包括法兰西行动党的大多数拥护者，则相信有可能保持真正的中立。这两派人的冲突是很激烈的。到了8月底，当赖伐尔在部长会议上重新提出他的对英宣战的主意时，反英情绪达到了高潮。9月1日，递送给海军参谋长奥方海军上将的一份证询意见书，暂时结束了这场骚动。他的回答表明，法国根本没有海军、陆军和空军力量可以进攻英国。此外，人民群众的情绪也开始变得更加明朗了。当亨茨格在1940年9月12日离开他在停战委员会中的职务时，他警告他的德国同事说，德军和法国居民的关系正日趋恶化，即使人民这时还不亲英，总之，他们正表现出日益增长的敌视德国占领的迹象。
与此同时，在维希政权成立的头几个月里，赖伐尔显然正福星高照。在赖伐尔和他的副手蒙蒂尼的主持下，维希的宣传，尤其是通过无线电广播，是猛烈地反英同时又极力亲德的。在9月6日的政府改组中，赖伐尔除了保留他的副总理职位外，又得到了情报部长这个关键性职位。另一方面，赖伐尔的亲密盟友，机会主义分子新社会党人马尔凯却被贝当免了职。他是首先号召同德国人合作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人士之一，但是，贝当不相信他是一个政治家，因此委派佩鲁通接替他为内政部长。魏刚和赖伐尔之间的对立在政府中引起了猛烈的争吵，终于使前者被免去了国防部长一职，虽然还是另委他为驻北非总代表这一重要职务，因为他势力太大，不能贸然把他闲置一旁。
英国政府对维希的各个派系几乎是不加区别的。他们同情戴高乐为争取把法兰西帝国团结到自由法国事业中来所作的种种努力，但是，他们不希望把维希的任何统治者激怒到要打仗的地步。1940年9月18日递交给贾德鲁的一份备忘录就证明了这种小心谨慎的态度。那份备忘录指出，英国政府不愿同维希完全破裂，因为这可能会促使维希站在德国一边参战。因此，英国的政策是对继续效忠贝当的法国殖民地施加经济压力，凡是站到自由法国一边的法国殖民地，英国就答应协助进行防卫，但也只限于对付海军的进攻。1940年7月3日在米尔斯克比尔（奥兰的军港）对法国舰队的攻击，以及随后的断绝外交关系，加强了停战协定签订后法国爆发的反英情绪。尽管如此，伦敦和维希之间并没有完全切断一切联系。在英国同意下，派了一个驻在法国政府的加拿大代表，还通过法英两国驻马德里大使德拉博默先生和塞缪尔·霍尔爵士（后为但普尔伍德勋爵）建立了接触。夏尔…鲁说，到10月底，伦敦和维希的外交部之间已就一项协定的基础达成了协议。
与此同时，贝当通过一位法国教授路易·鲁吉埃的协助，开始了另一项谈判。贝当以特有的保密能力把这件事完全瞒住了他的外交部。鲁吉埃于9月29日会见了贝当，获得他的同意，打算到伦敦去力求达成一项放松封锁的协议。他在伦敦见到了英国首相和政府其他成员。有人建议他应努力同魏刚展开谈判。他后来声称他同英国政府达成了一项“君子协定”。丘吉尔当然不反对进行谈判这个主意，他在11月10日预先通知戴高乐，英国政府想努力同维希达成一项暂时解决办法。1940年11月21日，英国政府把答复鲁吉埃的建议的内容电告他们驻日内瓦的领事。这份答复承认英国政府已接到维希政府提出的不会毫无理由进攻英国的保证，并意识到维希有继续控制法国殖民地和舰队的决心。英国政府只要求维希应避免对自由法国的殖民地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并顶住德国人攻击或利用维希控制下的殖民地的企图。英国断然声明它希望看到法国及法兰西帝国在胜利以后恢复其崇高和独立的地位。英国准备在这个基础上通过马德里的渠道开始讨论经济问题。鲁吉埃显然以为英国政府打算走得比这更远。但是，鉴于英国人对戴高乐所承担的义务和他们对维希这帮人的深刻怀疑，他们只打算采取非常缓慢而谨慎的行动。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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