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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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保守阶级的精神士气方面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法国的保守派曾掌握政府的全部权力：第一次是1920年至1924年，以国民联盟的形式执政；第二次是1926年至1932年，在左翼力量于1925年至1926年的金融危机中分裂后执政；其后，在左翼力量发生同样的分裂后，又在1934年至1936年以及1938年至1940年执政。英国的鲍德温时期在英国大部地区尚能维持令人满足的，至少是差强人意和社会宁静的繁荣，法国唯一能与鲍德温时期相比的年代是从1926年至1929年。其后几个的标志是，法国的保守力量未能找到解决它的经济和金融问题的办法，这样就必然引起社会的不满和社会冲突。这种失败的后果是在人民阵线政府执政时期一再实行没有成效的货币贬值之后才完全暴露的，可是人民阵线的错误却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它前任政府的错误。为了抚慰1929年被粉碎了的希望。抚慰中产阶级保守派被损害了的自信心，一切责任都被推到领导社会党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莱翁·勃鲁姆身上，许多法国人对他的痛恨简直达到了极点。然而，这并不能恢复已失去的自信心，却大大地加剧了组成一个统一的国民阵线的困难。
　　经济和金融是在一位来自法国中产阶级的杰出首领保罗·雷诺的领导下得到恢复的，他从1938年11月至1940年3月任财政部长，但对业已铸成的精神祸害未能予以消除。保罗·雷诺多年来是一位法国政治的预言家，他不断地指出他的同僚们在财政、经济、军事和外交政策上的各种错误。在1936年的选举中，他几乎被击败，他以强调别人所犯的错误洋洋自得，却并未使他赢得人们的爱戴。作为旷野里的呼声，他在智力上的地位是同温斯顿·丘吉尔相似的，只是他关心的事情更多一些，但他没有象丘吉尔的那种长期担任部长的资历，没有作为一位领袖的相同条件，也没有相同的实际行动的经验。凡是被他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他又没有那份从他们那里取得谅解的才能。因此，他的胜利丝毫不能恢复他为其利益服务的那些人的士气，也不能消除他们的憎恨。在即将到来的战争的阴影笼罩下，经济和金融的恢复也不可能恢复在普恩加赉领导下曾一度恢复的那种健康的民族活力的意识，一度恢复的这种意识在九年困难期间又消失了，当时也曾尝试过四、五种不同而又都是未能奏效的政策。
　　在左翼方面，失望情绪在1939年3月也占主导地位。在1924年、1932年和1936年，激进党和社会党三次联合起来在选举中获胜，第三次还把共产党包括在内。可是这一联合在面临经济和财政问题时三次分裂（1926年、1934年和1938年）。历次联合都纯粹是以政治的和主要系否定性的目标为基础。因此联合的一再失败也就不难预料了。分歧来自两党首先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但两党对此都无突出表现。顽固的教条主义激情已成为它们的阻力，它们对自己的学说都是忠诚不渝的。1938年的失望更使人难受，因为1936年所抱的希望比往日更大。星期五的黄昏，一对青年夫妇骑上双座自行车并在拖斗里带着孩子上城外去度假，这已成为一个和平世界和每周工作四十小时的新希望的象征。这一希望与同时期“向西班牙送大炮”的最响亮的口号，其含义是完全不相容的。到1939年3月，长长的周末已经消失，共和的西班牙也不复存在，已不能向它送大炮了。在二十年期间，左翼所实现的希望跟右翼一样少。
　　作为法国政界的右翼和左翼均告失败的结果（它们失败最惨时正值英国人民生活多年来欣欣向荣之际，只有长期失业的领域除外），双方的极端派便纷纷活动，不仅在国家体制之外另找希望，并且还效法其他国家的先例而与之相勾结。
　　在极右方面，法兰西行动同盟已经从君主专制主义转入法西斯主义，从依靠自身力量的民族主义转入在外国庇护下的排外主义。由于它依靠的是日益衰退的传统，这是一种不可能有重大发展的运动。它的领袖夏尔·莫拉斯致力于恶毒攻击，甚至不惜煽动凶杀，莱翁·勃鲁姆在1935年几乎因之丧生。
　　德拉罗克上校的火十字团的追随者人数要远远超过法兰西行动同盟，一部分原因是它为中产阶级提供了一些可以避免个人主义的手段，那种个人主义在二十世纪的情况下业已发展到惊人的程度，通过组织其中有些人至少还做了一些有益的社会工作。如果火十字团能有一批有政治远见和能力的领袖，它也许会形成对共和国的严重威胁，但是，也许是由于它在结构上有缺陷，或是由于组成火十字团的各社会集团对现代问题缺乏了解，又或是由于在它的领导人中多少有些顾忌，又没有胜任的能力，所以火十字团终于对任何人都没有形成威胁。在1934年2月6日的动乱中，火十字团只是工具而不是领导，这场动乱大概是由法兰西行动同盟策划的，而且肯定是由它组织的；杜梅尔格总统则竟成了这场动乱的政治偶象。
　　尽管这样，火十字团在法国历史上还是有重大影响的。虽然德拉罗克上校的法西斯主义并不比老约克公爵的军事策略更有实效，但是他的组织所起的恐吓作用，导致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在1924年2月6日动乱后联合举行示威游行，同年8月，两党订立了联合行动协定；次年，火十字团的行动又促使左翼激进社会党在由于动乱而下台的总理达拉第的率领下，全党加入人民阵线，最后，虽然火十字团的许多成员以后在战争中证明他们是勇敢的爱国者，但是追随这个主要是反议会制（尽管也起缓和作用）的运动的数十万人后来却成了贝当元帅反议会制政府的坚强支持者。在本书所述及的这一段时期，德拉罗克种种努力的主要效果，便是为共产党人在1936年取得重大成功准备了条件。
　　怀着发动一场政变的愿望而加入火十字团的那些最坚决的人物在1935年和1936年纷纷退出火十字团而去加入由被开除的共产党领导人雅克·多里奥新创立的法国人民党。与此同时，法兰西行动同盟的极端分子则被小的恐怖主义组织所吸收，即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通称“蒙面党”，由德隆克尔领导，并得到弗朗歇·德斯佩雷元帅的支持。多里奥的运动是更为公开的法西斯，同法兰西行动同盟的对立也更为人所共知。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则是一个专门搞阴谋活动的组织，它把炸弹放在可以嫁祸于共产党人的地方；1937年6月按照罗马的指示在法国暗杀罗塞利兄弟的凶手大慨就是由这个组织提供的，促成这些运动的动机不一定是非爱国主义的，足以证明的事实是：1940年以后的法国抵抗运动的成员就有来自这些组织的队伍。弗朗歇·德斯佩雷从1940年法国在军事上失败以后的态度和更倾向于共和的贝当正好相反。在消沉和沮丧的气氛中，这些极端分子至少都各自作出了反应，但他们之所以要证实自己的学派，主要还是为了进行积极的勾结。“蒙面党”人带回到法国政治圈子来的不仅是煽动使用暴力．而且还精心策划犯罪活动，他们应为此承担极不光彩的责任。
　　在极左方面，共产党人将近二十年来都在建设一种运动，其组织比极右方面的任何运动更为严密，更有理论训练，基础也更为广泛。诚然，火十字团有一个时期改组为法兰西社会党，其党员人数曾超过共产党．但它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完全丧失了行动的能力。共产党也曾有过它的衰落和失败时期，但它从未失去恢复和复兴的能力，它驱逐了党内的异端分子，党的实力从未受到严重损失，它终于证明自己在受迫害的情况下是有生存能力的，即便是在1939年以前，它已经显示出惊人的运用策略的能力，在团结群众的战术方面有运用诡辩术的能力。
　　法国共产党的建立是有其国际基础的，它是法国最激烈的反军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大声疾呼的继承者，它鄙视马赛曲，它使用“普恩加赉等于战争”这类的口号。可是，它在1936年竞选活动中，却贴出了在凯旋门上高唱马赛进行曲浮雕复制品的宣传画，它要求的是一个“自由、强大、幸福的法国”，对于广大群众来说，所表现的肯定是一种彻底的民族主义者的态度。一旦它对马克思作了足够灵活性的解释，摆脱外国化的专门术语，形成令人回忆雅各宾时代的、生气勃勃的法国人自己的风恪，它觉得披上一件民族主义的外衣并无多大困难，这与法国工人阶级的深邃本能是完全协调的，此种转变主要或许应该归功于莫里斯·多列士和雅克·杜克洛两人的杰作，他们在1935年的一次历史性的记者招待会上尽力说服法国和外国的报界，说法国共产党既不赞成采取不符合宪法的行动，从任何意义上说它也不受法国以外的势力的控制。
　　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致力于法国福利的忠诚是同任何其他法国人完全一样的。这诚然是合乎情理的说法，但至少也可以同样肯定地说，他们是把法国的民族事业和苏联政府的政策的胜利视为一体的。斯大林通过同意发表支持1935年5月2日法苏条约的正式俄法声明，其中专门谈到他赞同法国致力于重整军备，这样他就（应一位法国外长之请）含蓄地承认他在法国是有影响的。但当纳粹的威胁正在使苏联政府和法国舆论都感到不安的时刻，当火十字团的不断示威使整个法国左翼都感到恐慌的时刻，共产党人便有了一个说服左翼其他党派的理想机会，使它们相信在国内和国外政治上，可以组成一个恢复旧世界的力量平衡的新世界。对共产党来说，这意味着它终于能达成那种选举联盟，如果没有那种联盟，照法国的单一议席选区制和多党政冶制度，任何政治集团所能得到的议席都是肯定不够的。
　　本来似乎应该看得清楚的事情，后来却并没有看得那么清楚，即共产党人所抱的民族团结的动机，可能在一接到通知的刹那间就变成截然相反的态度，而在他们的追随者看来，他们新近在民族美德方面所赢得的证明却依然是无懈可击的。
　　在此期间，共产党取得了多方面的好处。作为取得胜利的选举联盟的成员，它增加了它的议席，可是它拒绝参加政府，而在事实上扮演了一个更象是在野党而不象是执政党的角色。它不用去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可以为自己树立这样的声誉，它是人民阵线联盟中唯一忠于过去向选民作出承诺的成员。特别是，它可以加强它在工会中的地位，以准备夺取今后的胜利。实际上，它既可以利用法国无产阶级同其他阶级对立的深刻的社会裂痕，又可以同它的全国社团在一起利用群众的民族主义精神而垄断法国的革命传统。
　　在这方面，共产党和工会运动的独特的关系对于它是很有好处的。法国老的工会运动传统坚持工会必须完全独立于政党之外，工会的任务与政治职责是不相容的。这就是法国总工会的理论，在建立法国共产党时，共产党的工会活动分子就从总工会分裂出去，组成了单一总工会。1936年3月，总工会和单一总工会合并时，从理论上说，法国总工会的论点取得了优势，但不能真正设想共产党工会运动的习惯和个人联系就会消失，即便共产党人中间有这样的意图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