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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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上战场来制止侵略、保卫全球这样一个任务，不是他们自己单独所能承担的。因此，他们不得不依靠伙伴们的合作，而这些伙伴却比英国更为软弱，意志也更不坚定（部分由于英国的过失）。在6月间，法国作为一个伙伴，非但不能有助于英国，反而变成了一个累赘。这时既然法国已经退出战场，而英国则决定继续独自作战，原来严重阻碍它去全心全意捍卫集体安全的那种传统的岛民意识，此刻非但不是一种桎梏，反而成为一种动力了。英国人对欧洲大陆的新的主宰者进行抗战以保卫英伦三岛，可能是孤注一掷，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但是不管结局怎样，此刻他们至少是又一次从事于他们以前曾经获得成功的事业。在这一回合的斗争中，他们除了自己，已经无人可以依靠，他们正在沿着自己审慎地选择好的道路走下去。
　　他们是否能够免于被打败这样一个眼前的问题，比起他们能否赢得战争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来要简单些。要是说，原来在法国覆灭之前，通往胜利之路已经难以辨认，那么，此刻英国军队在欧洲大陆上不再有立足之点欧陆的资源全已处于德国控制之下，这条胜利之路大概更为模糊不清了。可是，从敦刻尔克顺利撤军这个几乎奇迹般的成就，对英国国民的士气却起了不可估量的振奋作用。这样一支得到上天拯救而免于被歼的军队，肯定将福运亨通。皇家空军在敦刻尔克上空击败了德国空军，这件事是即将在英国上空展开的空战结局的吉兆。由于丘吉尔的预见和决断，有二十五个战斗机中队没有参加法兰西战役，而是留作后备，这在日后英国本土进行空战时是一支不可缺乏的、至少要具备的力量。此外，在以往的斗争中，英国已有先例，依靠本身的努力拯救了自己，并以自己的榜样拯救了欧洲。这个先例使人们产生了乐观的期望，认为假如英国这时能保住自己的领空和领土的话，它不久就会摆脱孤军作战的状态，而且最后有朝一日会看到胜利就在眼前。丘吉尔在1940年6月16日所感到的那种“冷静的自信心的光芒”，从唐宁街发射出来，照遍了整个英伦三岛。
　　事实上，甚至当英国与外界隔绝的时刻，它也并不是完全孤立无援的，因为在法兰西之战已告结束，不列颠之战尚未开始之间的这个令人不安的沉寂阶段，由于欧洲大陆上那些流亡政府及其坚持抗战的残余军队来到了岛上，使英国人的士气振奋起来。这些盟国军队的实力此刻虽然很薄弱，这些流亡政府此刻虽然软弱无力，不能在其国内发号施令，但是对英国人说来，只要一看到它们，自己就觉得精神抖擞，信心倍增。这些同伴由于亡了国，已经比英国人不知多吃了多少若头，然而他们还是象英国人一样，决心继续作战。这些流亡国外但没有被征服的盟友和英国同生死共患难，这不啻是对英国的抗战决心和英国的战斗力量投了信任票，从而使英国光荣地成为捍卫欧洲民主政治的堡垒。假使这些波兰人、挪威人、荷兰人、比利时人和“战斗的法国人”能显示出这种精神而且能怀有这种信心，他们的英国东道主在道义上就一定要使自己无愧于他们的英勇客人。
　　最后一点但同样是重要的一点是，法国覆灭之后，美国人由于受到这次灾祸的震动，改变了他们的态度，这使英国人得到了鼓舞。美国人也同英国人一样，感到形势突然变得简单了。美国态度的这一剧变立即开始有利于英国。自从日本于1931年9月侵略满洲，迄至1940年6月法国覆灭为止，由于英国政治家知道美国的政策是难以捉摸的，根本无法加以估计，结果使英国的政策一直受到了牵制。只要法英两国还是躲在那条有名无实的铜墙铁壁马其诺防线后面，美国公众以至华盛顿政府首先关心的问题，就是要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务使美国不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卷入另一次大战。假使英国也象法国那样在1940年6月投降了希特勒，美国也未始不有可能跟着这样做；退一步说，它也可能象苏联一样，在希特勒伺机进攻它之前，不会主动去自找麻烦。但是英国在法国覆灭后仍决心继续对德国作战，终于使美国人明白了，他们为了要保存自己，此刻必须要做些什么。他们看到，必须使美国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才能为英国这个民主政治的堡垒提供必要的手段来坚守下去；同时，他们也看到，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尽一切力量为英国作战提供武器，即使因此而使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在所不惜。
　　美国人民也象英国人民同样幸运，得到了一位能够应付当时局势的领袖。他们配合罗斯福为争取共同胜利而立下的功劳，不下于英国人民配合丘吉尔所立下的功劳，或者也不下于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相互配合所立下的功劳。罗斯福于1940年6月坚信，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丘吉尔都会继续作战，正是根据这一信念，他才在那个紧急关头向英国输送了极为宝贵的武器。罗斯福于1940年11月5日又当选为第三任美国总统，正和丘吉尔于同年5月10日就任英国首相一样，对共同事业说来，都是吉祥之兆。与此同时，罗斯福并没有由于美国政府在大选年容易产生的瘫痪状态而缩手缩脚。当1940年大选以前的几个月快要过完的时候，他凭直觉感到这一个大选年同时也是命运攸关的一年，并根据这一直觉采取了行动。回顾起来，他的这个空前大胆的行动是正确的，这点可由选举的票数来证实，经过这次大选，他连任的期限比包括华盛顿在内的任何一位前任美国总统的任期都长。1940年8月16日，罗斯福宣布，他的政府正在同英国政府磋商，在英国领土上获得基地供给美国海军和空军使用；同月20日，丘吉尔宣布，在纽芬兰和西印度群岛的这些基地实际上正在交给美国，租期为九十九年。这当然只是计划的部分内容，根据计划，英国将取得一批宝贵的美国驱逐舰，英国人民敏锐地领会了丘吉尔对这笔出色的交易所作的评价，丘吉尔说：
　　这一发展过程毫无疑问地意味着，英帝国和美国这两个讲英语的民主国家，势必在相互有利以及对全体有利的某些事务中有所结合。就我本人说来，当展望未来时，我不会对这一过程有什么疑虑不安。即使我想阻挡它，也阻挡不了；没有人能阻挡它。它就象密西西比河一样，总是滚滚前进。让它流吧！让它浩浩荡荡地、不屈不挠地、势不可当而又慈祥地流向更广阔的天地和更美好的日子去吧！
　　所以在罗斯福再度当选总统，再次受权去执行他的和他的国家的新政策之前，英国人已开始看到以雄厚无比的美国资源来装备自己争取胜利的那种前景。这位总统此时立即采取了行动。他于1940年12月29日发表广播演说时说：“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接着，又在1941年1月6日致国会的咨文中，宣布美国将向各民主国家提供武器。1月10日，罗斯福以“加强美国国防法令”这巧妙确切的题目向国会提出了租借法案。1941年3月11日，这项法案获得通过，成为法律。
　　因此，在法国覆灭后只不过六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内，英国人的希望就有了美国的许多法令为可靠的基础而巩固了起来。只要英国人这时能够在“猛烈的空袭”的严峻考验下，继续坚守到在北美的那个“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全力投入生产，最后战败的阴影就将开始落在德国的头上。不管德国将来在扩大其征服时可能获得多大的成功，美国和英联邦合在一起的工业生产能力，将不会被德国和在它铁蹄下的欧洲大陆国家赶上。可以肯定说，在德国人控制下的那些国家的生产能力，永远也不可能被德国人充分利用。在那些被征服的国家里，厂家和工人正在被迫为了令人深恶痛绝的战争目的而工作，这个战争的目的，是要把枷锁永远套在他们的脖子上，可以指望这些人会冒了生命的危险，使自己的工作尽量少为德国的战争目的起作用。相反，在海外那些仍然未被征服的民主国家里，却可以指望厂家和工人全力以赴地“拼命苦干”。一方是决心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使作战潜力的指数上升，另一方是决心“消极怠工”，使作战潜力的指数下降，所以，早在1941年新年伊始，战争的形势就已经开始在转变了。
　　在战争的这一阶段，联合王国的平民等于都在前线。他们经受着猛烈空袭所带来的空前苦难，即使大多数人连皮肤也没有擦伤，但是他们都被搞得筋疲力尽，对国家的作战努力来说，这比少数人的伤亡，威胁更大。从7月到12月，共有二万三千零二名平民伤亡，对全国人口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百分比，但是这个数目已经超过了同一时期内武装部队的伤亡数字。
　　疲劳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增加生产是头等大事；可是，疲劳还只不过是英国人的勇气所要经受的三大严峻考验之一。他们要经受的第二种严峻考验是经常担心暴死。第三种严峻的考验——在英国也是没有经历过的——是既定的社会秩序被破坏了，首先是家庭里妻离子散，而家庭乃是组成社会的细胞。家庭里妻离子散的情况有：对儿童进行预防性疏散；住房被炸毁，不得不到能收容他们的地方去栖身；劳动力全部按地区重新分配，在遥远的海外战场服役的军人与妻子的长期分离。其中，对家庭最起破坏作用的是，征召已婚妇女参加民工队，使她们离开家庭，离开子女，这是一项严酷的措施，是英国为了取得最后胜利而必须付出的一部分代价。这一措施，希特勒在吃过苦头之后，也不愿如法炮制，因为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高了，连一个蛊惑民心的独裁者都不敢强制执行。
　　英国人民在个人遭受这些苦难的情况下，表现了他们爱好社交的天赋，他们能够临时凑合成一些社交组织，来部分地弥补战争对他们的生活所造成的破坏。一座警戒空袭的民防哨所，又可以当作俱乐部使用，俱乐部的会员虽然社会经历大不相同，也没有选择会友的条件，却渐渐结成了朋友。那些一夜又一夜躲避在伦敦地下铁道的站台上，或躲避在一两个不使用的隧道里的群众，逐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交组织和社交活动的网，开展业余戏剧演出、宗教礼拜、辩论会、音乐会等等；在战争结束之前，甚至有人担心，唯恐这些夜间的难民，有的人由于实在太喜爱这种反常的有家归不得的自由生活，也许不愿恢复正常，回到家里去做辛苦的家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有一个减轻人们痛苦的因素，这就是，同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内的过去历次战争相比较，药物治疗的效果这时有了惊人的提高。当伦敦和其他交战国的许多大城市的下水道和总水管因遭到轰炸而一再被破坏时，当居民由于操劳过度、失去家庭、睡眠不足和粮食定量等等原因在精神上和体质上都变得虚弱时，可以预料，由于瘟疫而造成的死亡一定会使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那一次流行性感冒所造成的灾害相形见绌，然而，在惊人的困难环境下，公共卫生工作仍然做得那么好，配给的各种食物安排得那么适当，所以在整个战争时期，所有交战国内人民的健康情况一直都出人意外地良好，只有少数地区例外，特别是希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