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献帝新传-第2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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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帝国新银税制》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帝国对内部贫富协调的主要手段，也是对商社行为中轻工重贸行为的打击，逼迫商社将资金回归生产当中去，对文化、竞技产业实行半税制，鼓励文化和竞技产业的发展。
压制了近年来越来越严重的奢侈品消费现象，逼迫大汉帝国富人和新兴阶层将消费点集中回归到文化和竞技产业方向，而不是玉器、古玩、珠宝等奢侈品消费范围。
新银税制是一种超越当时时代的税收体制，它在未来几十年甚至数百年的时间内可能更加实用。刘协也非常清楚这一点，但新税收制度可以更好地鼓励和促进商社走向集约化生产道路，是帝国几百年后仍然能够确保平衡与和谐发展的基础。
回观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在工业革命前的道路，疯狂的殖民地掠夺与奴隶贸易。给三国带来了巨额的货币资本，从而为工业革命累积了财力上的准备。
但从十六世纪开始，三个国家就走向了不同。英国刮起了近三个世纪的圈地运动，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大批廉价的劳动力。并且，英国过去是以国王名义借债，来弥补宫廷财政运转的不足。1694年，英格兰国家银行的成立，标志着由国王债务制度过渡到国家债务制度，这从另一条渠道为工业革命积累了资金。
英国政府大力开拓海外殖民地，积极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为本国工商业寻找海外市场。与此同时，还把从各个渠道聚敛来的财富。绝大部分都用作生产性投资，以转换为再生产的资本。而法国却把资金都用来维持费用浩大的军队、宫廷享乐和奢侈消费，西班牙更是把海外贸易盘剥来的巨额财富。用来购买国外廉价的商品，结果冲击了本国的市场。
正是这种不同，最终使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爆发，也确保英国成为真正的日不落帝国。
在经过仔细地思考后，刘协觉得既然要推出新税制。就应该尽力前行一步，伴随新税制的实施，促进国内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并把这种提升的主要源泉和希望放在纺织业上。
做为教训，刘协首先通过关税制度。确保进口市场的狭小，对国内经济不产生威胁，尤其是不大量从罗马、埃及、印度王国进口，而是选择在五个省和二十八个州实现内部自由贸易。
限制奢侈消费的同时，刘协也决心对军队进行有步骤的缩减，另一方面也要为新税制提供实施的空间。
为了促进生产力地提高，增加劳动力供应和市场需求，刘协安排太学府和新成立的帝国技术革新委员会两个新的课题——纺织业新技术研究和帝国新农业研究。
目前大汉帝国由于推广商社负责纺纱织布行为，马钧早年研究的十二蹑织绫机和多少受到刘协干预而诞生的直立纺纱车成为主要的生产工具。
其中的直立纺纱车是对传统纺纱车一次较大的改进，也是今年第一次大汉帝国皇家技术革新奖的主要争选者，除了直立纺纱车外，马钧的翻车，郑怀恻的三骅犁也是主要的竞选者，而刘协则更希望是纺织业获得这个奖项，但是十余年来，在马钧之后，对纺织机械改良较大的行为一直没有诞生。
刘协被迫选择以大汉帝国皇家科学技术研究学会名义出示一千两百万钱的重奖，而各家纺织商社也纷纷出示不低于大汉帝国皇家奖励份额的奖赏，征集更高效率的纺纱车。
刘协一边和治略府讨论《大汉帝国新银税制》不足的地方，一边关注着这些奖项能否有人在今年内突破，受着记忆中关于工业革命的影响，刘协一直非常紧张，他知道纺织业、冶炼业和交通业三个关键行业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突破前，《大汉帝国新银税制》和其他各项鼓励消费和城市定居的法案都是毫无意义的。
冶炼业由于大汉帝国军备业发展的刺激，已经率先实现了突破，交通业由于造船业和马车制造业，以及优良马种的出现，目前只要在道路和组织形式上进行突破，也可以实现交通业的大规模突破，缺陷就是纺织业，做为大汉帝国一直鼓励扶持的行业，其贸易量虽然大，但生产效率确实是很低的，刘协也无法否认这一点，纺织业的低效率主要集中在纺纱业上。
由于大汉帝国很早就实现了飞梭织布机的发明，加上采用水力翻车为驱动，促使了织布业的发展，使得布价下跌。百姓纷纷选择布衣，也增加了布的销量，但另一方面，纺纱工艺的提升却很困难。这也是纺织业中最着名的一道坎，大汉帝国各大商社无不又开始向民间大力收购私纱。
在刘协、荀彧、陈群、蒋琬等人的努力下，《大汉帝国新银税制》终于在国民院中通过。随着《大汉帝国新银税制》的颁布，荆州、东方、南京、西京四大银社为了实现本质上的提升，扩展业务范围，正式改名为银行，荆州银杜也终于在刘协的许可下，拿到前身襄阳银行的标牌，由于襄阳银社在民间的影响力巨大，四家银社一直在暗自争夺更名为襄阳银社的努力，最终刘协出于对荆州的偏爱，让荆州银社在近十年后。重新从四家银社手中夺回襄阳银社的旗号，并在全国范围内增设了三十二家分社，第一个升级为大汉帝国襄阳银行。东方银行紧随其后开展银元兑换业务，增加十五家分设，更名为大汉帝国东方银行，南京银行则因业务以南方经济中心为主要中心，变身为大汉帝国江南银行。
西京银社现任的社长是刚从治略府中抽调上来的马稷，他虽然有马良这位掌管皇室财产运营权力的兄长支持，但西京银社和同处帝国中西部的荆州银社的相比，西京银社的发展大受限制。
马稷明白荆州银社转变为襄阳银行后的发展肯定更加迅速，为了躲避襄阳银行的风头。他索性在刘协和蒋琬的认可下，将西京银社转变为大汉帝国巴比伦银行，将注册地移到天京城，以天京、西部三州、图兰省、巴比伦省、锡金周边地安泰两州为巴比伦银行的发展要地，并积极将业务核心推移到巴比伦省，吸纳罗马帝国存金进行发展，将周边邦联王国作为主要发展对象。
马稷的这种设想让刘协大为赞许，批准之余也给与了土地资源和财税减收上的支持，并以大汉帝国皇家集商社的名义，对巴比伦银行大规模注资三百亿钱，使皇室股份达到了四成，希望他能够大量吸纳西方世界的黄金储备，从西方世界的发展中获得大量的回报。
在四大银行诞生的同时，刘协允许除了东方银行外，襄阳银行、江南银行和巴比伦银行允许民营资本注资，但不允许非大汉帝国子民外的其他任何人和组织进行注资。
马良在刘协半公开地支持下，成立大汉帝国亚细亚皇家银行，并在成立亚细亚皇家银行的同时，将燕山基社公开化，燕山基社是以景山基社为背景而成立的，但景山基社仍然存在，只是将部分可以公开的财产公布出来，一方面是为了遏制原先市场出现景山基社内损内贪现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高调以公益运营为基准进入交通物流行业而准备。
这样一来，大汉帝国皇室内部便拥有亚细亚皇家银行、皇家农林集商社和皇家集商社三家霸王级别的商社，除了三家商社外，民生基社和新成立的仁爱基社、燕山基社三大福利公益性的基社，三家基社的存在就是要缓和皇室三大商社巨额财产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
其实刘协这种担心就目前而言还是多余的，大汉帝国现在的子民大多数还是保留天下都是皇帝的传统想法，皇室只保留这些财产，其余都交给别人，尤其皇家承担了大量的福利事业，那些商人倒是为富不仁的了。
从刘协开始，大汉帝国的人们开始习惯称呼从事福利公共事业的人为吃皇饭的，因为他们的一切生活来源依靠皇家的福利公益基社，而基社主要钱财支出则依靠三大商社进行弥补。
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东方银行、襄阳银行、江南银行、巴比伦银行和亚细亚皇家银行五家银行，包括东南吴氏为首江东商人集资建设的纯民资东南银行六家银行为本体的帝国金融业正式开始进入稳步发展阶段，为帝国的发展提供了六台发动机。
为了确保六家银行的快步稳定的发展，刘协在国民院经过三天的讨论，通过《大汉帝国关于暂时停止成立新银行的决议》，将帝国内的商业银行控制在六家，要想进入金融业的核心——吸纳民间存款，就必须注资六家银行。并同时通过了《大汉帝国股份商社管理法》，规定各集股商社必须成立股东理事会，每家商社设理事长、总社长两个最高管理职务，理事长负责维护股东权益。而总社长负责商社经营。
对应国进民退的潮流，中央治略府成立国资总局，对应新的税收制度。成立专门负责专业化后的税赋征收强制执行的国税总局、外贸总局、海关总局。
在这些机构纷纷成立后，一个强势地中央治略府呼之欲出，各州、省的国民院也纷纷成立，监察府也正式成立，原来定为监察院，但考虑职权范围，经过国民院的商讨，定为府级单位，不受御府、治略府管辖，只向大汉帝国皇帝和中央国民院负责。崔浩出任监察大臣，廉政公署和审计公署的首席长官降为总祭，两大检察公署归口监察府。完全独立负责帝国军、政、御、道、法五系政府机构的监察，和治略府并归于中央国民院。
随着帝国组织的完善，中央皇庭、中央国民院为帝国为最高权力机构，府级单位为二级机构，公署、部、院、总局、署和中央银行为三级权力机构。各省治略院同样为三级权力机构，各州治略台为四级权力机构，州各司、局为五级权力机构，各郡治略阁、各郡分局、分司为六级权力机构，各县治略衙、办、处为七级权力机构。
在此基础上，中央法院虽然被授予一级权力机构，但并不能同中央皇庭、国民院享有最高权力机构的称谓，在大汉帝国皇帝和国民院总院长任内，不接受中央法院召票，中央法院也无权对两人进行宣判，对大汉帝国道教教皇，中央法院永无宣判权，中央国民院永无反驳权，即国民院可以通过九成投票成功后可以对大汉帝国皇帝法律行为和军事行为进行反驳，大汉帝国皇帝必须进行整改，但对于大汉帝国教皇的宗教行为，国民院则永远无反驳权力。
荀彧出任大汉帝国国民院的第一任国民院总院长，但这一次不是刘协任命，而是在三百三十五位国民院大国民代表的投票下，以接近满票的选票当选的，任期为十年。
这三百三十五位国民院大国民代表都是以州为基础，每州每郡一个固定名额和州治所三个固定名额，以及皇帝的钦赐名额和各省十一个固定名额共同组成地，由此可以看出荀彧在过去为大汉帝国的三十三年辛劳工作中，积累了如何程度的人气和敬重。
荀彧在得到总院长职务后，正式在中央国民院开展《大汉帝国大法典》地制定工作，由于事先刘协起草过一稿，御府总结过二稿，荀彧目前在国民院内主持的已经是第三稿。
治略府三大治略公的构成和分工也在这里出现变化，由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