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献帝新传-第1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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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晰。
皇甫家长子皇甫康一直坐镇西凉，尽忠职守，深得当地百姓赞叹，并没有辜负皇甫家的名望，皇甫骊在北方多年含辛茹苦，为朝廷平定漠北立下汉马功劳，到了长孙这一代的皇甫颜则少年聪慧，前有皇甫嵩亲自教导，后在长江学府、襄阳军府深造，出身正统，此后又跟随周瑜，可惜在壶关一败被俘，这些年留在襄阳，在参谋院任参谋参事。
刘协宽慰皇甫嵩道：“子玉才华横纵，定有机会效力于朕，只是朕恐皇甫公身边无人，暂时留在统帅府中任参谋参事，明日可让他去襄阳军府授课，时日方便的时候，朕打算让他接替荀攸，皇甫公大可放心，朕识人无数，知道如何用良才！”
皇甫颜正在一旁伺候皇甫嵩，听到这话，急忙跪拜，刘协扶起他，道：“暂时留在皇甫公身边，替你父亲和叔叔敬孝。”
皇甫颜点头，皇甫嵩虽是默笑不语，但已然宽慰良多，有了刘协这句话，他心中最后一丝牵挂也消逝无踪。
也许，对一位老人来说，完全没有记挂之事未必是一件好事。
第十卷 四海征伐 第二章 大国民
几日后，刘协当初用挽礼挽着蔡皇后和乔贵妃进入襄阳剧院的事情，在整个襄阳城掀起来了关于皇帝礼仪和大汉礼仪的讨论。
刘协有时候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东汉末年是中华文明儒家罕见的一次衰落，而其很多三从四德等糟粕还没有提出来，整个学术和民间氛围都相对明清时代更为宽松，和盛唐非常接近。
在汉唐时代，青年男女之间还可以相约游街，女子着装也更加时尚艳丽，少男少女之间的感情还可以由他们自己掌控，并没有像明清时代那样紧张和压迫。
就本质而言，这个时候大汉民族还是自己的开明时代，他们乐意接受其他文明的影响，盛唐也是东西方文明交融最为普遍的时代，西域、胡等民族文化不断吸纳入大唐的精髓中。
实际上，中华文明从炎黄帝开始就是一种易于吸纳其他文明悠长的文明，这从春秋时代赵国学胡射就可以看出来，那时的变法和改革此起彼伏的发生，不断影响各地实力变化也是中华历史上的一朵奇葩，而其后王安石等人的变法纷纷宣告失败，某种程度上的儒家的守旧和僵化是毫无疑问的。
有一点必须首先确认，中华文明可以概括儒家，但儒家不应该简单等同于中华文明，在中华文明的起源上。正本清源地进行思考，最耀眼的时代不是独尊儒术，而是百家争鸣，为什么会出现百家争鸣。则又要继续上推到周朝。
在周朝及此前历代，文明和历史的深悉者都是周朝的史官，其中最为大家熟悉的老子。从老子出关入秦的那一代算起，就是百家争鸣的前兆。
问题的焦点就集中在这里，中华文明的源泉已经无法去考证，但它形成统一特性并有文字记载可以从炎黄地争锋到融合开始，然后传到夏、商，最后是周朝，随着周朝的败落和封建阶级的兴起，文明出现了一次流散，大量承载中华文明的资料从周朝王室守藏室蔓延向各地，各诸侯国的学者都有所掌握。但所有人都只能掌握其中的一部分，于是就出现了百家争鸣。
作为周朝史籍资料散落各地前的守藏室之史官——老子，就成了那个时代唯一能够完全掌握足够文字资料，系统阐述中华文明特性的人。
春秋战国的百家学说本质上都只继承了中华文明的细节，并对细节进行乐扩充和改良，而老子的《道德经》却涵盖了中华文明各个方面，其内容涉及哲学、文学、兵学、美学、医学、社会学、伦理学、天文学、养生学，堪称为一本五千字的百科全书。这才是中华文明的正统记录和总结者。
不可否认儒家的起始到发展，其过程中拥有太多的精妙，但它本质上是继承了周朝的礼仪，礼仪是朝代的特征，作为以奴隶社会的礼仪特征来阐述封建社会特性的儒家。本质上就代表了守旧和崇尚过去，虽然在儒家的积极面上，它强调了入世和救世精神，但其守旧内涵是无庸置疑的。
当到了宋末元初，道家的最后一点统治地位被佛学占据后，中华文明无可挽回的走上一条从典范高度逐步衰落的噩梦之旅。
当代表中华文明封建主义思想的前进方向——法家逐步成熟，开始成为统治者默认的治国学说之后，统治者们还需要另外一种擅长守旧和保守的思想来控制百姓，并且证明统治者的正当权利与合法性，而以周礼为表，守旧为内的儒家学说就成了另外一个工具，并且将它列为独尊之术，这样就可以掩盖法家的特性，所以汉朝从孝武皇帝开始的诸位皇帝都行的是挂儒家，行法家，走道家的事情。
在这个过程中，道家本身的正统性还确实是统治者无法忽视的，人们在研究汉朝初期为什么使用道家治国的时候，总是过于强调其休生养息的特性，而忘记其对于中华文明而言，本身具有的正统性。
在中华文明还处于正统时代的时候，数学和天文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前进是极其迅速的，直到儒家的出现和壮大，尤其是儒家所代表的对自然科学前进的鄙视和冷漠精神，中华文明本身所拥有的精妙数学和天文学开始逐步衰落。
从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上来看，代表文明尖端的数学和天文学从唐朝开始之后就停止了进步，并且不断的衰落，当后代挖开三星堆坟墓，在惊讶中华文明曾经取得的天文学和数学成就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在道家还有其地位和追随者的时候，中华文明还是有前进动力的。
事实上，道家才是中华文明的正统继承者，法家是道家的一个异方向却代表封建阶级正确道路的发展。
就是从尊儒开始，中华文明就出现了一些特异现象，中华民族的发展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凡是在文明层次上落后的入侵民族建立的政权都特别的注重儒家，并将它视为中华文明的正统学说，用它来统治社会，甚至在两个强大入侵民族之间出现的明朝也是尊儒到一个极致的时代，元、明、清三代也就特别奇怪的出现了保守状态，一改中华文明最初的进取心和积极性，这些统治者并不清楚，在他们之前的中华正统文明代表的统治者更多采用的道家，儒家只是被高高的挂起来，却没有轻轻的放下。
到了宋朝，随着金、元入侵，中华民族本身所具备的开化风气黯然消失。取代上来的是儒家的奴化。
儒家能够在中华文明诸多朝代中保持自己的正统地位，很大程度取决于儒家为皇帝服务的特性，这是儒家的根，它会随着皇帝的要求而变化。当它的统治地位难保的时候，它可以变得稍微开化一些，但如果皇帝要严格管制百姓。它立刻就可以变得很拘谨，成为统治者最有用的武器。
就统治武器而言，刘协已经掌握了道教，对儒家的这种特性也再也不重视了，甚至是抵触了，此后的几日，刘协开始前往襄阳学府、长江游出襄阳理工学府和中央太学府讲课，《新道德经》也已经编定完善，在老子的原本上，除去一部分兵道抵制学说，并在其基础上，提倡大汉帝国的百姓应该具备的国民特性，即：自立且保持团结、坚强且向往荣耀、守法且维持理性、尚道且尊崇自然。
《新道德经》第一页第一条：汉之国民者。立而知众，强而求荣，守而善思，以道为万物之本，以道守万物。
为了让老百姓也能够明白其中的道理。对《新道德经》做了官方的注释，对于《新道德经》的印刷版本，刘协定为两种，一种有爵位者和学者地精致版，一种是廉价的襄阳薄纸印制的通行版。精致版起印量为六十万册。分三年印刷完，几乎大汉所有的公、侯、伯、子、男、新六爵和所有的学子，包括郡学和军院的学子都能够拥有，通行版为六百万册，分十年印刷完。
由于《新道德经》的总字数只有六万字，精致版的成本是三百钱一册，通行版去掉了大量老百姓无法掌握得东西，只有一万两千字，成本二十钱一册。
《新道德经》之外还有两本书同时出现，其一是《治国论》，其二是《三尊道经》。
在《治国论》中，刘协正式在老子思想的德治基础上，引进了意大利学者马基雅维里的思想。
马基雅维里是欧洲在博丹、霍布斯、胡克、洛克出现的一位并不为人广知的思想家，但他确实是欧洲国家概念的提出者，在The Prince和The Discourse Upon the First Ten books of Titus Livy两部著作中，他提出了国家的基本概念和德治学说，正是在他的思想被欧洲各国王室接受后，欧洲各国的版图才稳定下来。
在《治国论》中，刘协第一次以大汉帝国正统也是唯一的皇帝身份出现，他提出大汉帝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结构，它涵括一切，所有组成部分都要服从中央。国家中的任何宗教、信仰和民族机构都要服从帝国管理者，国家涵括领土范围内的一切权威，在领土范围内，不存在高于国家的权威。
州治略府和商社、家族、个人都是大汉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是根据大汉帝国规定而成立的权力结构或者自愿团体。
强调因为有大汉帝国才能有大汉皇帝，如果皇帝没有能力代表大汉帝国利益，那就要在皇位继承人中选择更优秀的人担任皇帝，并提出帝国双重商议制，皇帝必须符合大汉皇帝九禁条约，在皇帝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一旦其能力不足情况达到皇帝九禁条约标准时，中央皇廷、中央统帅府的次一级官员及御府三总祭、统帅府参谋院总祭、和中央治略府三公达成一致，可以在皇帝合法继承人中选择最优秀的继承人，但人选必须有皇室内部决议，在新皇帝继承者选出后，原任皇帝必须正式禅让。
皇帝九禁条约为：一、凡大汉帝国皇帝，必须统领禁军、大汉帝国军（汉军）、驻防军保卫国家疆域，如在疆域失守二十年内未能夺回者属于九禁条约内失职，必须举行帝国双重商议；二、凡大汉帝国皇帝，必须确保道教及道家正统地位，如遭遇内部或外域其他学说挑衅，不能维护道教及道家正统地位者属于九禁条约内失职，必须举行帝国双重商议：三、凡大汉帝国皇帝，任内遭遇外国或其他文明，选择闭关自守者属于九禁条约内失职，必须举行帝国双重商议；四、凡大汉帝国皇帝。必须行使正常监督中央治略府权利，如国家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必须执行中央治略府三公更换事宜，如用人唯亲不更换者。属于九禁条约内失职，必须举行双重商议；五、凡大汉帝国皇帝合法继承人，必须为现任大汉皇帝嫡系子兄侄叔。首选子，次选兄，后选侄，最后人选为叔；六、凡继承大汉帝国皇帝者，必须确保年纪超过二十周岁，在中央太学府太学别院学习时间超过六年，在禁军服役时间超过三年。七、凡继承大汉帝国皇帝者，任前必须在草原、海洋、山地三种地形下各执行禁军兵役一年或以上；八、凡继承大汉帝国皇帝者，必须系统学习道家思想，学习法学、儒学理论。系统学习财经学、数学、理学、兵学、管筹学、水利学、农学、商学、工学，初步学习天文学、虫兽学、建筑学、地理学、组织学；九、凡继承大汉帝国皇帝者，必须能够继承道教教主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