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系列传记-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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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罗迈便到文化部上班了。
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到来。在文化部这样的大机关中，干部调动是经常性的事。他为人朴实、随和，骑一辆很破的自行车上下班，穿着补丁的裤子，中午在机关食堂吃饭，总是吃最便宜的饭菜。张伯驹虽然同他谈得不多，却对他印象不错，甚至为共产党中间有这样的干部而高兴。
十
1957年，夏。
大规模的反右斗争，随着天气的炎热，也一天天地推向了高潮。
算总帐的时候到了！
一切，都是深思熟虑的，经过充分准备了的。
4月，中央下发了关于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号召各界给党提意见。态度是认真的，也是诚恳的。
许多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人，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应当说，这些建议并不是都对，可能很片面，也有些偏激。与此同时，也有极少数确实是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人，认为机会到了，打出了“轮流执政”、“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成立政治设计院”的反动口号。
立时，形势分外地严峻了。
人们的传统心理，开始潜在地发生作用。
于是，鱼龙混杂了，一小撮变成了一大撮，变成了一批、一大批。
每天，都有许多罗迈那样的“忠诚的”干部，向中央报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动态。他们确信，报得越多，越能够表现忠诚。对这些残渣余孽，不但要毫不客气，而且要一网打尽，留下一片干干净净的土地与蓝天。
康生果然没用错人。
在罗迈整理出来的“文化部右派分子活动情况汇报材料”中，密密麻麻地开列了一大群人的名字和他们的言行录。罗迈工作认真而审慎，他开列的名单，分成了三大类：极右分子、右派分子、偏右分子。搜集的“反党言论”，不但有现在的，还有以前的。时间、地点、证明人，清清楚楚。
张伯驹被划在中间那一类里面。
他的右派言论有这样一些：
“一九五六年十月五日。中午，在部机关外篮球场，张对秘书处的赵文中说：既然讲了民主党派和共产党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要有个互相的样子，不能只走形式，伸手算一票。从法律上，便要有保证。否则，干脆取消，反倒痛痛快快，直截了当。”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下午，在机关会议室，讨论现代戏的创作问题。张发言说：文艺不一定都要为政治服务，也可以欣赏，陶冶性情。从这一点来说，对社会主义建设也是有好处的。换句话说，炒一盘好菜，能表现政治观点有什么毛病吗？吃好了，吃饱了，工作有精神了，也就是政治了。”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部机关新年茶话会上，张发言说：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古语了。我有一些朋友去了台湾，应当说，其中也有一些是好人，艰苦朴素、两袖清风。他们只是走错了路，跟错了人，从人品上说，并不是坏人。如果强调阶级性，便把别的都一笔勾销，是不对的。”
“一九五七年四月，在部里举行的整风工作会上，张说：共产党早该清一清了，不能拨拉脑袋算一个，什么人都是共产党。一个字不识的党员，能懂马列主义么？据我看，一百个党员里面，有九十个不懂马列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九五七年六月，在整风小组会上，张发言说：黄绍hong的话，我看就有几分道理。（有会议记录为证）”
“一九五七年九月，在整风小组会后，张对我说：丁玲、陈企霞他们那样讲，也无可厚非。提意见，就有可能对，有可能不对，用心是好的就行。”
“一九五七年十月一日，有人亲眼看见，张同黄绍hong在一起，谈了足有一个小时。黄是极右分子，旧官僚，曾经任过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长、监察院副院长，同张很谈得来。”
可谓是深文周纳了。
康生把关于张伯驹的言论部份仔细地看了两遍，微微一笑。
然后，他用红铅笔在张伯驹的名字旁边，大大地写了“极右”两个字。
在文化部公布的第二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名单中，有了张伯驹的名字！
因为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笔批字，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虽然茅盾、夏衍、郑振锋等部里的领导都为他做解释工作，特别提出他曾在不久前把二十幅珍贵的书画捐献给国家。然而，功不抵过。有人甚至提出：他那样干，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并说：他那些东西，刚解放时便应当视为官僚资产，予以没收呢。
张伯驹看了自己的“言论汇编”，也惊得目瞪口呆。
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行为，已经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了！
他痛悔，发自内心地痛悔。不管自己主观上怎样想，客观上，起到了危害党和国家的作用。回头细想一想，委实吓了一跳。
部里的反右斗争领导小组成员罗迈亲自找他谈了话，指出：“你的灵魂深处，还有一些没落的、腐朽的东西在作怪。可怕的是，恐怕你自己还不大清楚！”
张伯驹连连点头。
他开始懂得思想改造的意义，也开始重新认识自己、检点自己、反省自己。
直到名单最后公布，全部上下开始大批判的时候，张伯驹才把被划成右派的事情告诉慧素。
他怕她伤心！
慧素听了，什么也没说。
他希望她埋怨，她落泪，可是，她的样子却异样平静。
“伯驹，你说心里话。你真的是要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么？”
张伯驹沉默了许久，摇了摇头。
慧素轻轻一拢耳边的头发，笑笑说：“吃饭吧。”
张伯驹木然。
他心里很乱，似乎有许多话要说。
事情是他自己弄下来的，他没有权力让妻子受牵连。这么多年中，她为他承担的不安与烦恼实在太多了。
“你……为什么……”他呆呆地望着她：“右派分子，这帽子……好重呢。我可能……要离开文化部……”
慧素泰然地说：“你对我讲过，春秋时楚国有位孙叔敖，三次当宰相，不因此而高兴，因为他认为这是自己的能力使然。三次被罢官，他也不因此而生气，因为他认为这并非他有什么过失。既然你的内心深处并不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戴顶帽子，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大不了，到乡下去种田。早晚，事情会弄清楚的，你说呢？”
张伯驹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抹微笑。
人在这种时候，最最需要的不就是这种深深的理解与同情么？
十一
陈毅挺着身子，一手叉着腰，气冲冲地坐在沙发上，样子像一只健硕的正在发怒的公牛。连呼吸，也显得分外粗重了。
他刚刚看过中办发来的关于国务院各部反右派斗争的材料。那上面，有不少人是他认识的，数量之大，令人不可思议。“乱弹琴！”
看了关于张伯驹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摘编“之后，他把那本材料重重地往地上一摔，狠狠地骂了一句。
张伯驹会反党反社会主义？他根本不信！多年的交往，他对张伯驹夫妇不但了解，而且说得上是理解了。不久前，他们夫妇把最最珍爱的二十件堪称国宝的书画捐给了国家，他一点儿也不觉意外。不过一年工夫，张伯驹居然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根本不相信。别的人可能会这样，但他相信张伯驹绝对不会。
因为毫无道理！
由此，他对整个的反右斗争都有了看法。他根本不相信那些“言论汇编”。这种断章取义式的东西，他见得太多了，也早领教够了，知道那是些什么货色。同样一篇文章，到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手中，这里摘一段，便是最革命的了，那里摘一段，却又会是反革命的呢，又有什么奇怪的。
是什么人在这船挖空心思呢？
他蓦地想起了最近的一次支部会。会上，有人曾经很委婉地说：“有些领导同志，交朋友不大注意，其中有一些如果是右派分子的话，就会给这些右派分子当了保护伞，影响了党的光辉形象。”此刻，他才品出那句“如果是右派分子的话”的弦外之音。那分明是有所指。
他开始渐渐冷静了。
当一种思想变成一股思潮的时候，便应当考虑更深刻的原因了。任何现象的出现，都有其内在的原因，有自身的基础。不改变这个基础，便也不能改变这种现象。这一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
因此，要等待。等待基础的改变，等待人们的觉悟。当然，这种等待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积极的，也需要等待，需要用时间和比较去纠正。
每天，都有关于右派分子被批斗的消息。便是在外交部大院，大字报也已经占领了每一寸空间。千千万万罗迈那样的忠诚勇士，正以高度的阶级觉悟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废寝忘食、焚膏继gui，同“一大批”右派分子做着坚决的斗争。举国上下，一片热腾。人们不再喜欢冷清，却热衷于斗争。右派分子的数量在直线上升，越来越多的大人物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高帽：罗隆基、章乃器、章伯钧、储安平、黄绍hong、丁玲、林希翎。有一些，还是颇有才气的年轻人，后起之秀，甚至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大有希望的年轻作家。
才一个月工夫，形势的变化更令人担忧了。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数量已经达到了二十万！
令人瞠目！
二十万，当年的八路军，才不过五六万人。一个一个挽起手来，能把北京城里里外外围上几层了。真的会有这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么？
陈毅无法相信。
每个礼拜，他都会听到张伯驹被批斗的消息，有时是一次，有时是两次、三次。大会、小会不停地批斗，大字报铺天盖地。他开始担心张伯驹的身体会吃不消。然而，这种时候，他无法出面。因为搞不好，张伯驹会又多了一条罪状。
缺少理解的地方，往往也缺少同情。虽然没有亲见，但他能想象得出来此时张伯驹夫妇的处境会多么艰难。已经有些人经不住打击而自杀了，张伯驹是个耿性子人，受得了苦，却受不得冤屈，一腔热血，却落得这样个下场，会不会一时想不开呢？
应当设法为他们安排一条出路！
陈毅想了许久，想到了一个人：宋振庭。
宋振庭是当年新四军中的红小鬼，聪明好学，黾勉求进，如今，已经当上了吉林省委的宣传部部长，他这个人热诚、坦白，可信，尤其可贵的，是他能够用自己的脑袋去分析这个世界。
他富有学识，善于思索，因此，他能够理解。
理解是需要用自己的脑袋去想问题的，而且，还需要很高的思想水平。它是不能用阶级觉悟或者阶级感情所代替的。在现阶段，这样的人还不多。
陈毅伏在桌前，纵笔给宋振庭写了一封长信，然后，便让人拿去寄发了。
连日的头戴纸糊高帽子、满处游走地批斗批判，使张伯驹筋疲力尽，脑子也有些发木了。慧素虽然不出声，却也显见地瘦了下去。鬓角，出现了根根白发。
她努力从生活上关心丈夫，给他做他喜欢吃的水饺、馅饼。便是去挨斗，也要让丈夫穿得干干净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