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审判-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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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利比扬格紧接着回答：“晚上八点，在我们代表团的会议室开。”
索普马上改口：“既然已经定下来了，我和柯萨特先生欣然应邀。”
“茶话会是个良好的开端，相信十一国代表团之间一定会开诚布公，合作得很好的。”萨塞兰说，“顺便发个通知，最高总司令部决定明天召集各代表团长开会，安排一天时间讨论审判日本战犯条例草稿，研究国际法庭成立的有关问题。明天上午八点正式开会。”
他拿出一叠《审判日本战犯条例》草稿，发给每个代表团一份：“请诸位审阅。”
五年前，赫尔弗里希曾出任过荷兰驻华大使馆副武官，在重庆与商震有过三次工作上的接触；去年九月二日在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上又见过面，第二天还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局势发展，与商震交换过意见。出于对商震的尊敬，下午五点特意去中国代表团拜会商震。他说：
“我来拜会商将军，是表达我对阁下的景仰之情。至于向阁下和其他朋友请教，晚上在茶话会上再提。”
“谢谢赫尔弗里希将军对我的尊重。”商震微笑着，“请问，阁下想在茶话会上提什么问题？”
赫尔弗里希说：“请朋友们介绍进驻日本三个月来的体会，工作中存在哪些矛盾，遇到哪些干扰和阻力，是怎样解决的。”
商震迟疑片刻，提醒说：“作为老朋友，恕我直言。将军阁下在茶话会上提这些问题，大家会避而不谈。”
“为什么？”
“都有难言之隐。”
“请明言相示，我一定慎重行事，阁下！”
“因为有索普和柯萨特两位先生在。”
“哦，噢！”赫尔弗里希很吃惊，“矛盾，干扰，阻力，都来自他们？”
商震将围绕吉田茂、米内光政、下村定、近卫文麿、平沼骐一郎是不是战犯，天皇制的存与废，是否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等问题，与麦克阿瑟斗争的情况，扼要告诉赫尔弗里希，然后感情真挚地说：
“情况很复杂，斗争也很激烈，阁下来东京工作一段时间就会知道的。我建议，今晚的茶话会只谈友谊，谈团结，谈合作。总之，不交谈美国代表团的敏感问题。”
“谢谢商将军的提醒。”
商震见交谈的气氛越来越融洽，就将去年九月讨论荷兰参加国际法庭的两种不同意见，毫无保留地说给赫尔弗里希听。他接着问：“阁下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什么观察员性质！麦克阿瑟又要我们参加国际法庭，又要捆住我们的手脚，让我们做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的列席者！”赫尔弗里希很生气，“正因为如此，荷兰政府才向远东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以正式代表身份参加国际法庭，同样应派军事代表团进驻日本！远东委员会对我们的申请很重视，绝大多数代表认为，不能让麦克阿瑟一个人说了算，也不能让美国一个国家说了算！结果，除美国代表外，其他十国代表一致表决通过。”
“噢！原来如此。”商震恍然地点点头。
“我们对去年九月讨论荷兰参加国际法庭时，有些国家的代表持反对意见表示理解。”赫尔弗里希说，“的确，由于我国遭受德国的侵占长达五年之久，没能从经济上、军事上支持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不过，我们在道义上和舆论上是支持的，曾经秘密印发十多种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小册子。为此，有近千名荷兰人遭到德国法西斯的杀害！”
商震坦诚地说：“那次讨论时，中国代表，也就是我，就持反对意见。是我们错了！阁下刚才说的这些情况，贵国政府应多做些宣传，让国际上的朋友了解你们。”
赫尔弗里希说：“比起贵国在抗日战争中做出的重大贡献，实在是微不足道。若不是商将军与我的交谈涉及这个问题，我是不会说这些的。”
“我很高兴！”商震欣然一笑，“我从阁下身上看到了贵国政府的处事正直。”
“谢谢！”赫尔弗里希说，“因为荷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深受其害，我们参加国际法庭的工作，会站在正义的一边，也就是站在中国一边。荷兰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宣布自己保持中立，但真正的中立是没有的。”
商震满脸激动神色：“感谢阁下对我说的这番肺腑之言！我很高兴，荷兰代表团来了，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又多了一股正义的力量！”
两人越说越投机，商震就将自己的苦衷告诉荷兰朋友，赫尔弗里希表示理解，表示支持。
晚上的茶话会纯系礼节性的聚会，与会者说了番客气话，仅一个小时就散会了。
商震和喻哲行回到自己的驻地，刚开始审阅《审判日本战犯条例》草稿，苏联代表团的汉语翻译彼尼斯基，给商震送来一册《纽伦堡国际法庭审判德国战犯条例》。
彼尼斯基说：“这是苏联驻纽伦堡首席检察官比格尼诺夫先生，接到迪利比扬格将军的电话之后寄来的。刚收到，真是雪里送炭。我们可以对照比较，取长补短。这条例我们收到十册，除美国代表团以外，每个代表团一册，最高总司令部早已收到条例的英文本，美国代表团一定有了。我们收到的是俄文本，需要我帮忙作翻译吗？商将军！”
商震感激地说：“谢谢苏联代表团，谢谢彼尼斯基先生！我们有俄语翻译。”
彼尼斯基走后，喻哲行把苏文源叫来，由苏文源念一条纽伦堡审判条例，再看一条同一内容的东京审判条例。经过对照比较，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别很大。从纽伦堡审判条例看，参与国的美、英、苏、法四国之间是平等关系，但东京审判条例却把权力集中在美国身上，也就是集中在麦克阿瑟身上，美国与各参与国之间成了上下级关系。
关于审判条例存在的问题，以及两种观点的激烈斗争，参加条例起草的中国法律专家向哲浚、方福枢、易明德曾向商震、喻哲行汇报过。为此，商震也与迪利比扬格、阿基诺、巴特斯克交谈过。大家的意见是等待讨论。
商震的心情十分沉重。他抬起手腕看看手表，对苏文源说：“苏先生的任务完成了，你去睡吧，只差十五分就是深夜十二点了。我和喻先生还想坐一会儿。”
苏文源起身说：“是不是要通知伙房弄点吃的？”
喻哲行说：“不用了，饿了就啃几片饼干。”
商震一支香烟吸完，又点燃了一支。他说：“审判条例就是审判宪章，通过了就是法律，美国就会名正言顺地控制国际法庭。”
“是的。”喻哲行说，“比如条例规定，战犯的逮捕由同盟军最高总司令审定之。对此，我们深有领教。我们提出的第一、二批逮捕战犯名单，有二十多人麦克阿瑟不同意逮捕。而这些人都是罪行累累的刽子手。谁该逮捕，应由国际法庭各参与国代表根据其犯罪事实审定。如果这一条通过了，就会给继续逮捕侵华日本战犯带来阻力。”
商震说：“看来，明天，一场与麦克阿瑟面对面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已不可避免了！你与我，是把老头子给我们的紧箍咒老老实实戴在头上，还是甩掉紧箍咒挺身而出！中国是受日本侵略时间最长、受害最深的国家，我们坐在那里一声不吭行吗？除了苏联、英国、菲律宾、荷兰的朋友理解我们的苦衷以外，其他代表团的朋友会骂我们是奴才呢！”
他起身踱了几步：“该说的而不准说，该斗的而不让斗，是人生最大的痛苦！”
“斗！”喻哲行被激起一股冲动，“无非是麦克阿瑟又通过杜鲁门向老头子告我们一状，无非是被撤职回国当老百姓！”
“不能这样！我倒不是怕掉乌纱帽。”商震说，“如果我们被撤职回国，让处处仰人鼻息的软骨虫来，那就更糟了！”
“那就由我出面斗。”喻哲行说，“老头子要追查，撤了我的参谋长职务无妨，还有商先生在东京。”
商震说：“那也不行！这里的工作是以我为首，老头子还会追查到我头上来。即使只把你的参谋长撤了，换上别的人来，能与我心心相印吗？能与我合作得好吗？”
他坐回原处，沉思着说：“还只能按我们的既定方针办，暗斗。看来，我们只好仰仗于希克斯曼将军的力量了。”
希克斯曼是商震在日本留学时的澳大利亚同学，时在同盟国战争犯罪调查委员会工作。这个委员会成立于一九四五年初秋，总部设在英国伦敦，其职责是负责对德国。日本战犯审判的调查和指导。因澳大利亚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国家，而希克斯曼则是委员会的当然主席。去年十一月初，他通过无线电话，就对日本战犯的审判问题与商震交换过意见。商震也坦率地将自己来东京工作的苦衷，无保留地告诉希克斯曼。
喻哲行点点头，看看手表，东京时间是六日深夜十二点。他打开一本世界地图，查看世界时区表，伦敦还是五日下午三点，高兴地说：“估计这时候希克斯曼将军午睡起床了，请商先生现在就与他通电话。”
两人来到无线电收发报室。商震将纽伦堡和东京两个审判战犯条例的差别和存在的严重问题，向希克斯曼作了汇报。他说：
“请同盟国战争犯罪调查委员会审查东京审判条例，抵制其错误的条款。如果这个条例被通过，那么，今后的东京审判就无真理和正义可言！由于学长所知道的原因，请不要说是中国代表团向你汇报的。”
希克斯曼说：“我理解学长的心情，一定为之保密，也一定给予支持。”
“谢谢！”商震说，“说是自嘲也可以，我扮演的是个可怜的角色。但是，为了正义与和平，为了使侵华战犯受到审判，以告慰在中日战争中死难的三千五百二十万中国同胞的亡灵，我又甘愿来东京受这份罪！”
“商学长忍辱负重，令人敬佩！”希克斯曼因对斗争的复杂估计不足而显得很自信，“同盟国战争犯罪调查委员会一定以负责的态度审查东京审判条例。我等会儿就给澳大利亚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布莱将军通电话，请他在讨论东京审判条例时，旗帜鲜明地抵制其错误条款。噢！布莱也在日本陆军大学留学过，比我们低一个年级。我等会儿对他说，既然是先后同学，要他今后更好地与商学长合作。对了，你的苦衷也不妨告诉他，让他理解你，支持你。”
东京城里，万籁俱寂。已是七日凌晨一点了，商震身体躺在床上，但脑子还没有休息。摊开在他面前的，仍然是一本难念的经。在讨论会上总得发表意见呀！那么，话该怎么说？最后，在见机行事的自我安慰中，昏昏入睡了。
第二天早晨六点五十分，商震刚洗漱完毕，布莱兴致勃勃地来了。他紧紧握着商震的手，欣喜地说：“原来我们是同学！去年九月与阁下在东京见面时，就感到很面熟，原来我们是先后的日本陆军大学同学！”
“我正准备下二楼去看望布莱将军，你却来了！”商震也很高兴，“今后，甚望阁下多多支持中国代表团的工作！”
“我一定与商学长通力合作。”布莱说，“今后凡是学长感到不便直接出面的地方，你把想法告诉我，由我们代表团出面。我还将请法国代表团团长勒克莱将军支持你们，他是我的好朋友。还有新西兰代表团团长艾西特将军，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