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鹰坠落-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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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志愿者医院里，外科医生阿博迪·穆罕默德·艾欧米（Abdi Mohamed Elmi）浑身是血，筋疲力尽。受伤的人在前一天傍晚的早些时候就已经出现在医院了，虽然外面已经是枪声大作，但是来医院的伤患人数并不多，只有稀稀拉拉的几名。城中到处是燃烧的路障，美国人的直升机在低空嗡嗡的盘旋、射击，所以大多数人都不会在这个时候冒险出来。
志愿者医院的位置靠近机场的美军基地。在战斗打响之前，医院几乎是空的。由于害怕的原因，在美国人陷入麻烦之后，大多数的索马里人都不敢到这里来。但是到了这一天，也就是10月4日的末尾，所有的500张床位都已经满了，并且还有至少200名伤者被安排在走廊中。志愿者医院并不是城中最大的医院，在迪哥弗尔医院（Digfer）的人数要更多。大多数脏器受伤的人都将死去。他们已经耽搁了太长的时间，很多的病人本应在当天，而不是第二天才被送进医院。长时间的拖延已经使感染加深，即使是用医院中限制使用的抗生素进行治疗，也可能是回天乏术。
志愿者医院的那间有三张床位的手术室，整夜都在忙碌着。艾欧米是由7名外科医生组成的医疗小组的一员。他整夜都在工作，从没有休息过。到太阳升起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18例重大的手术，同时，在外面的走廊里，还有几十、几百甚至更多的人在等待治疗。
淤血和血块组成的波浪，潮水一般涌来。
最终，他在早晨8点钟的时候走出了手术室，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刺耳的尖叫声和受伤的人们的呻吟声充满了整个医院。一些肢体已经残缺的人，流着血，在恐惧和痛苦中死去。医生和护士们来到走廊中，维持秩序。艾欧米坐在长凳上，静静的点燃了一根香烟。看到他闲坐在那里，一个法国的救济工作人员愤怒的走了过来。
“你为什么不去帮助这些人？”她对着他喊道
“我无能为力”艾欧米回答。
她咆哮着走开了。艾欧米坐在那里，直到吸完了那根香烟，才站起身，回到手术室继续工作。接下来的24小时他将仍然不能合眼。
10月4日的傍晚，劫持杜兰特的人带着一个摄影队出现了。从他的飞机坠落，然后被愤怒的人群劫走到现在，已经过去整整一天的时间了。杜兰特疲惫不堪，又饿又渴，脸上布满了血迹。那块被索马里民兵用枪托砸过的地方已经肿了起来。
影队由大约10名年轻人组成。他们架起灯光，很多的灯光。其中只有一个人对他说话。那个人的英语讲的非常好。
杜兰特接受过相应的训练，知道如何去应付这种审讯。面对这种情况的关键就是要机灵，敢于对质，尽可能少的透露信息。审讯他的人并没有很高的技巧。部队也有一系列的规定，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杜兰特决定遵守这个规定。
整整一天这些人都在不停的审讯他。除了他是谁和他的部队到索马里的目的之外，他们还试图从他的口中得到更多的信息。当摄像机打开后，采访者开始问他同样的问题。在索马里人眼中，所有的特遣队员都是游骑兵。“不，我不是游骑兵，”杜兰特告诉他们。他是一名飞行员。
“你杀死了无辜的人们”采访者坚持。
“无辜的人被杀死不是一件好事，”杜兰特说。
这是他们能够从他口中得到的最好的答案了。明天全世界的人就会通过电视听到这些对话。杜兰特青肿的脸上带着血迹，黑色的头发直直的竖起，散乱的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很快，这样的形象将会被从录影带中剪切下来，印在全世界各大报纸杂志的封面上。
摄影队的人离开之后，医生出现了。他人很和蔼，英语说得也不错。他告诉杜兰特，他曾经在南加利福尼亚的大学里接受过培训，同时他也十分抱歉，因为手中只有一些阿司匹林、消毒液和绷带。这些东西只能对他进行有限的治疗。他用镊子、纱布和消毒液对杜兰特的腿伤做了简单的检查。断开的腿骨已经刺穿了他的皮肤。医生清理了一下骨头的末端，然后用纱布和棉花将它包上。
这虽然带来了钻心刺骨的疼痛，但是杜兰特仍然十分感激他。他十分清楚，大腿骨的伤病十分容易引起感染，哪怕那只是简单的骨折。而现在他受到的是复合性的创伤，更要命的是，还在肮脏的地板上躺了整整一天一夜。
医生离开后，杜兰特被人从这间曾经传来过鸟叫和孩子玩耍声的房间里抬了出来，装进了一辆轿车的后座。他整个人都被一块毯子蒙住。两个男人钻进了轿车，看管着他。这是一个充满了无尽痛苦的经历。他的腿已经完全移位，肿得非常厉害，任何一点轻微的移动都是一种折磨。
他们将杜兰特带到了一个小小的公寓，把他留给了一个带着厚厚的眼镜，身材高大、大腹便便的男人照看。杜兰特将在今后的十天中，充分的了解这个男人。他就是阿普杜拉·哈桑（Abdullahi Hassan），部落领导人穆罕默德·法拉·埃迪德的宣传部长。人们都叫他法瑞拜（Firimbi）。杜兰特当时并不知道埃迪德已经为他付了赎金。
（第28章完）
第29章：释放一名飞行员，终结一个任务
29…1
By Mark Bowden
INQUIRER STAFF WRITER
December 14； 1997
在摩加迪沙被俘的第二天晚上，黑鹰直升机的飞行员 麦克尔·杜兰特被交给了阿普杜拉·哈桑。索马里人都叫他法瑞拜。
法瑞拜是一个大块头的索马里人，个子很高，长臂大手，挺着大大的将军肚，总是习惯于从厚厚的黑框眼镜后面斜着眼睛看人。他是军阀穆罕默德·法拉·埃迪德的宣传部长。一旦埃迪德的手下把杜兰特从绑匪的手中赎回来，他将负责杜兰特的安全。
他被告知：“如果这名飞行员受到任何的伤害，他将得到同样的下场。”
杜兰特到达的那个晚上，充满了愤怒、恐惧和伤痛。他被放在轿车的后座，蒙在一条毯子下面，一路穿过城市。他无法知道自己到了哪里。这些人抬着他走过了一段人行道，然后将他放在了一个房间里。
法瑞拜开口欢迎他，但是杜兰特没有回应。杜兰特的右腿伤是复合性的骨折，肩膀处还有一处枪伤，伤口肿胀，并且已经感染。法瑞拜帮助他清洗了伤口，用绷带包扎好，然后传话下去，说杜兰特需要一名医生。
周一，也就是10月4日那天的夜里，杜兰特听见美军的直升机在头顶上飞过，用扬声器不停的广播：
麦克·杜兰特，我们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麦克·杜兰特，我们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别以为我们已经丢下了你，麦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月5日，原美国驻索马里大使罗伯特·奥克利（Robert Oakley）正在华盛顿的叙利亚大使馆参加一个宴会。他接到了白宫打来的电话。电话的那一头是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Anthony Lake）
“我得和你谈谈今天早上那件重要的事情，”莱克说。
“什么，托尼？”奥克利说。“我已经在家呆了6个月了。”
奥克利的样子总是十分憔悴。他是一个直言不讳得知识分子，在外交领域有着卓越得成绩。在去年12月份开始并最终结束了饥荒的那次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中，他是乔治·布什总统手下在摩加迪沙市中官阶最高的文职官员。今年的3月份，他与20；000名海军陆战队员一同撤离了那里。
自从返回之后，奥克利就一直沮丧的审视着摩加迪沙事务的方针路线。尽管他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但是白宫和国务院始终都没有人向他提出过咨询。
“明天早上7：30你能过来吃早餐吗？”莱克问。
现在，白宫有麻烦了。1993年10月3日的摩加迪沙之战之后，国防部长莱思·阿斯宾（Les Aspin）和国务卿沃伦·克里斯多弗（Warren Chritopher）被愤怒的国会议员们质问。怎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为什么会有美军士兵在遥远的索马里失去生命。
克林顿也问了他的顾问们同样的问题。直到那一次突袭之前，克林顿都会提前得到行动的简报。但是这一次事情发生的如此之快，他对此一无所知。总统向莱克痛苦的抱怨，他觉得自己被蒙蔽了，这使他感到十分的生气。他要得到有关海外政策和海外军事策略等相关问题的回答。
10月6日，白宫东翼的早餐餐桌边坐着莱克、他的代表塞缪尔·R·伯杰、和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玛德琳·K·奥尔布莱特。然后他们陪着奥克利走进了椭圆形办公室（Oval Office）。在办公室中还有总统、副总统、克里斯多弗、阿斯宾、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和几个顾问。
会议持续了6个小时。讨论的核心就是：我们现在应该作什么？已经有一名美军士兵的尸体被极尽揶揄之能的索马里人在街上拖来拖去。18名美军士兵阵亡，73人受伤。还有几百名索马里人被打死。杜兰特成了俘虏。公众愤怒了，而且国会也要求撤军。
尽管在摩加迪沙主持联合国工作的退役海军上将乔纳森·豪和游骑兵特遣队的指挥官威廉·F·加里森少将认为埃迪德的力量已经遭到了重创，他们无需再花费多大的力气就可以完成任务，但是继续呆在摩加迪沙进行抓捕埃迪德的行动已经不可能再被提到议程之中了。根据情报，埃迪德的支持者正在逃离城市，他们的武器库中的RPG…7已经耗尽。其他的帮派也已经开始提出和平的建议，并且愿意帮助他们对付埃迪德。但十分清楚的是，美国已经对在摩加迪沙的进一步行动失去了胃口。
会议结束的时候，他们做出了一项决定：美国将撤军。为了加强那里的武力威慑，游骑兵特遣队将继续呆在摩加迪沙，但是也将于来年的3月份撤离。这样的做法有助于保持颜面。同时，抓捕埃迪德的所有工作将被叫停。
克利被派往摩加迪沙传达这个消息，并准备尝试着解救杜兰特。
在摩加迪沙，将不会有任何同埃迪德的谈判。奥克利接到的指示是向埃迪德传达这样一个强硬的信息：美国总统要求他立即释放飞行员。
10月4日，星期一，游骑兵下士吉米·史密斯的父亲——吉姆·史密斯正在新泽西州长谷的一家银行开会。当时他老板的妻子出人意料的走进了会议室。
“我刚刚接到卡罗尔（Carol）的电话，”她说，“赶快给家里回个电话。”
显然史密斯的妻子，卡罗尔，有紧急的事情。她给他的老板家里打了电话，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找到史密斯。
“到底怎么了？”史密斯给卡罗尔回电话的时候问道。
他永远不会忘记妻子接下来的回答。
“我这里有两名军官。吉米阵亡了。你赶快回家。”
吉姆回到家的时候，卡罗尔对他说：“也许他们搞错了。也许吉米只是失踪了。”
但是作为一名曾经在越战中失去一条腿的游骑兵上尉，史密斯知道，在摩加迪沙，在像他儿子的那种严格的作战单位里，他们不会轻易的通知家属阵亡的消息，除非他们的手中有他儿子的尸体。
“不，”他静静的告诉他的妻子，尽量的使他的话语能够被理解。“如果他们说他死了，他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