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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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被押进惠特尔巴赫宫的地下室，其中21人被当作危险的赤色分子枪杀或被刺刀挑死。数以百计的人被在类似的情况下杀死，数以千计的人被押赴“自由兵团”所属各部示众“以示警戒”。另外，还颁布一系列苛刻的告示，继续进行镇压。有些告示是根本无法执行的，例如，有告示规定，必须立即交出武器，否则枪毙。在法律和秩序的名义下，市民们被逐出家门，或受侮辱，或挨鞭打，或被杀害。“自由兵团”把慕尼黑从苏维埃共和国的铁蹄下解救出来，共和国做得虽然过分，但若与解救的方法相比，却又相形见拙了。
“要叙述白军的暴行，非有厚厚的一本书不行”，法国驻慕尼黑武官报告说，“……肆无忌惮而又有组织的野蛮行为……野蛮的屠杀，无法形容的胡闹……”英国的官员们要不是没有看见这些暴行，要不就是视而不见，批准这些暴行“从目前所掌握情况看，慕尼黑苏维埃插曲之结果”，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局报告说，“是在全德加强了法律与秩序，使期巴达克斯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在群众中名声扫地。”共约1000多名所谓的“赤色分子”被“自由兵团”处决。在慕尼黑，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堆起如此多的尸体，使人们的健康受到了威胁。对那些无法辨认的尸体，只好抛入堑沟。
（9）
以理想为目标的万德沃格尔的青年，曾把他们的崇高理想带进战壕；现在，作为“自由兵团”的士兵的他们，又把这些理想带上了德国街头。“这是一代新人，是突击队战士，是中欧的精华”，他们的桂冠诗人恩斯特·容格写道。“这是一崭新的种族，坚强、有智慧，又满怀目标。”他们将是为拯救德国而战斗的军人。“我们必须用鲜血铸造新的形式，用铁拳夺取政权。”
容格这一席话，可说是代表希特勒讲的。慕尼黑之赤色政权使积在希特勒心头的憎恨苏醒了。在慕尼黑获得解放后不久，便发生了一件将改变希特勒的生活、扭转世界历史进程的事件。1919年6月28日，获胜的盟国签署了凡尔赛条约，德国政府没怎么拖延便批准了条约的条款。条件很苛刻。德国被迫独自承担引起战争的责任，并赔偿战争造成的所有损失。大片大片的帝国领土被夺走：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落入法国之手，马尔梅蒂地区割给了比利时，波森之大部以及西普鲁士割给了波兰。德国还丢失了她的殖民地。丹吉克成为一个自由邦；萨尔、施莱维希和东普鲁士将拥有公民投*？权。更有甚者，盟国将占领莱茵河最少达15年之久，莱茵河右岸30英里宽地带将被划为非军事区。条约还规定，德国不得拥有潜艇或军用飞机，军队数目仅限10万。这样，德国蒙受之耻辱便达到了顶点。
这支新的力量，即德国国防军，几乎立即开始行使比*？本身力量大得多的权力。为使部队不受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他们成立了一个局，专门在部队中调查以颠覆为目的的政治活动，还向工人组织渗透。在负责这个单位的卡尔·梅耳上尉所挑选的人员中就有希特勒其人。希特勒原是最适合干这一行当的，但梅耳之所以挑选他，是因为他在战时有过“模范”记录，也可能是出于怜悯。“我第一次碰见他时，他像是一条寻找主人的、疲倦的丧家犬。”梅耳所得之印象是，希特勒“随时将命运投入他人之手，只要此人对他表示友善”。他“对德国人民和他们的命运漠不关心”。
实际上，由于革命这个传染病，希特勒正处在酝酿和混乱的状态中，他从未像现在那样对他所投奔的国家之命运表示关切。不久前，他曾得到一本宣传种族主义的小册子——或许是埃卡特编写的。这立刻使他想其他在维也纳读过的类似小册子。“这样，我不自觉地发现，我自己的发展又重新展现在眼前。”他在慕尼黑街头之所见所闻，使压抑在他心头的对犹太人的仇恨活跃起来了。犹太人处处都在掌权：先是埃斯纳，继而是像托勒那样的无政府主义者，末了是像莱维纳那样的俄国赤色分子。在柏林是罗莎·卢森堡；在布达佩斯是贝拉·昆；在莫斯科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希特勒原先怀疑是阴谋的，现正被变为现实。
在就职前，希特勒及其他政治奸细被送往慕尼黑大学受专门训练。政治教导员中有像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教授那样满肚子是激进右派学问的保守派。“对我”，希特勒写道，“这件事的价值就在于，我现在有机会见到思想与我相似的同志，可与他们详尽地讨论目前的形势。我们都多少坚信，犯下了11月罪恶的各党派，各中心也好，社会民主党也好，均无法将德国从未来的崩溃中拯救出来。而那些所谓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组织’尽管愿望良好，但也无法对已发生的事件进行弥补。”
在战争期间，希特勒曾对维斯登基尔希纳说过，在和平时期，他将成为画家或步入政界；他的同志问他喜欢加入哪个政党时，他回答说：“哪个都不。”受训者中他圈里人的结论也是，只有一种崭新的运动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决定将这个组织称为“社会革命党”，“因为这个新组织的社会观点确实要进行革命。”
冯·米勒教授的妹夫戈特弗雷德·弗德尔讲师，为这一运动加油打气。弗德尔是为“打破利息奴役”而组织的“战斗联盟”的创始人，以工程师为职业，实则是个经济学家。他给训练班的学员讲述证券交易所和借贷资本的投机性和经济性质。对希特勒而言，这是具有刺激性的启示。“在听完弗德尔的第一课后，我便想，我已找到了建立一个新的政党的最主要的基础之一的方法。在弗德尔要求结束利息奴役的思想鼓舞下，他重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首次真正了解了卡尔·马克思这个犹太人终生为之努力的著作的内容。“他终于读懂了马克思的《资本论》。
一次讲课后，冯·米勒教授发现一群人在进行生动活泼的讨论。“人们好像着魔似的。原来，有个人用深沉的喉音在高谈阔论，越讲越起劲。我有个奇怪的感觉，这些人的激动是他高谈阔论所致。我看到的是一副苍白的小脸。他头发蓬乱，不像军人，胡子修得整整齐齐，蓝色的大眼中放着狂热的光芒。”
“你是否知道，你的学生中有个天生的演说家？”米勒教授指着那个脸色苍白的士兵问梅耳上尉。梅耳喊道：“希特勒，你过来。”希特勒“带着某种目中无人的窘态，笨拙地”走了过去。由于他有演说的天才，他终于被分配在慕尼黑的一个团里当上了训戒员。“我以最大的热情和爱开始工作，因为，猛然间我便得到了向大群听众讲演的机会，我历来纯粹凭感觉而不是凭知觉所假设的东西，现在证实了：我能‘讲’。”随着每一次讲演，希特勒变得越来越自信，那就是，他的声音已发达到如此的地步，以致营房内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听清他的演讲。
由于开始时他与之友好相处的许多人都认为他是个奸细，所以，他的社会生活并没有如此成功。有个名叫荻埃尔的矮个子兵，公开蔑视先进者。希特勒紧跟不舍，一直追到街上，口中不断在阐述德国国家的真正任务。他的话猛然被打断了：“告诉我”，荻埃尔说，“是不是他们灌进你脑中，你忘了冲洗？”据一位目击者说，“这位长途演说家，大吃一惊，瞪了他一眼，一声不响地走了。”
希特勒甚至与同屋住的两名奸细无法相处。他们就他的“体格习惯”向梅耳上尉抱怨。另外，“他说梦话，还梦游，非常令人讨厌。”于是，他便搬进了二楼的一间小屋。这原是个小仓库，窗户全钉上了栓，但希特勒“似乎为有一间小屋而感到高兴”。
尽管在社交中希特勒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梅耳上尉对他的讲演才能仍很是看重，遂派他到慕尼黑城外去执行一次特别任务；——住在勒茨弗尔德战俘营的、被遣送回家的德国战俘，由于表现出有斯巴达克斯观点，于是便组织了一个“教化团”，以便将他们改造成为反社会主义的爱国者。
7月12日，宣传队从慕尼黑出发。5天后，希特勒本人得到了一次实际政治的教育。遣返的战俘满腹怒气，说话尖酸刻薄。他们的青春和希望都受到欺骗，被迫在战壕里像牲口一样生活，回来后之所见又是混乱和饥饿。希特勒雄辩地向他们讲述“凡尔赛耻辱”“十一月罪人”和“犹太主义—马克思主义世界阴谋”，把他们的仇恨引向这些目标。在一系列的表彰报告中，希特勒对这项工作的热情均有提及。“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希特勒先生”，一个观察家评论说，“是天生的人民演说家。他以他的狂热和对听众的魅力，使听众聚精会神，并相信他之所云。”
返回慕尼黑后，他还协助在兵营里从事演说。他的另一个任务是对新近在慕尼黑产生的约50个激进组织进行调查。这些人包括种族主义分子、共产分子、激烈民族主义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超级爱国主义者；其组织包括诸如“革命学生集团”“共产社会主义协会”“奥斯塔拉同盟”“新祖国”等一系列政治派别。
那年秋初，希特勒参加了自称为“德国工人党”的一个小政治团体的一次会议。尽管在讨论时，据参加会议的24人中之一人说，他发了言，且“讲得很好”，但对那晚的会议印象淡薄，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他未有提及。这个党是由慕尼黑铁路工厂的一个工匠，安东·德莱克斯勒于当年早些时候创建的。关于这点，希特勒是否曾屑于调查，这还是个疑问。该党的纲领是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奇怪的结合，党的本身披着一件神秘的外衣，似乎只是由一小撮美其名曰“工人政治小组”组成——这是鲁道夫·弗莱赫尔·冯·塞波登道夫的主意。塞波登道夫本人就是个神秘人物，身材又矮又胖，双眼有点突出，“是个画家，而不是个卖弄学问者；更喜奢侈享乐，不是个柏拉图主义者”：“有点嗜好武器，却又不公开表现出来。”
与希特勒一样，他相信未来肯定会掀起日耳曼浪潮，于是便在建立“日耳曼秩序”之巴伐利亚分支机构方面费了不少精力。成员严格限于日耳曼人，且必须能证明三代人之“血统纯正”；每个成员均需保证积极参加“反对国际主义和犹太民族的斗争”。全国的革命浪潮迫使塞波登道夫给他的组织标上一个无辜的名字“图里会”，作为掩护。到此时，他已决定将其多年来的愿望付诸实施：把工人吸引到他的“人民”事业这方面来（*Volkisch－词难于用一对等词翻译。从字面上讲，它是“人民的”，但它又有种族主义的味道。如将之译为“种族主义的”，其“人民民族主义”的含义又将失掉。因此，本书的始终均用VoClkisch）。他指示一个图里会员——彻头彻尾的体育专栏作家，要他建立“工人政治小组”。
此人将安东·德莱克斯勒（他已为“良好和平”组织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工人小组，叫做“自由劳动委员会”）找来，两者于是合并组建了一个新的政治组织。“德国工人党”的预备会议于那年1月初在一小饭店（“福尔斯坦弗尔德·霍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