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第1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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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盖世太保的调查人员偶然在一间被炸毁的房屋废墟中发现了不少日记，证明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及其他重要官员与此次政变有关。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以及前经济部长沙希特被捕。开始时，希特勒怎么也不相信，如此高级的人物——且又如此众多！——竟会与政变有关。他原以为只有一小撮卖国者；上述发现无疑是对他这个信念的一个打击，而他也因此受到伤害。“我生活中充满了忧愁，是如此沉重”，他对特劳德尔·容格说，“只有一死才能解脱。”另一个秘书听见他在斥责自己的爱犬，原因是它不听话：“看我，看我的眼睛。你是否像我的将军们一样，也是个叛徒？”
次日上午，他在形势分析会上宣布，英国人支持过施道芬堡，他试图让听众相信，搞阴谋的人并不是很多。“重要的是要向全世界宣布，军官团的绝大部分人都与这些猪猡们无关。”应在报上强调，本德勒大街的指挥官们，拒绝与一小撮叛徒同流合污，当场处决了4名叛徒。“我太像是个心理学家了”，他说，“居然看不到有一只神手，在对我们最有利的时刻，把身上带着炸弹的人引到这里来。如果我和所有人员都被炸死，那才是真正的灾难呢。”
根据希特勒的指示，戈培尔向全国发表了广播演说。这篇讲话很精彩，既激烈地指出此次事件的教训，又激动人心。
他把施道芬堡描述成一个魔王，跟他走的不过是一小撮军官而已，根本不能代表整个陆军。他攻击施道芬堡，说他与西方盟国勾结，共同密谋。他举出4条证据：在他们的报纸中，不断提到有一群德国将军在反对希特勒；使用了一枚英制炸弹；施道芬堡与英国贵族的关系；在炸弹爆炸的消息传到伦敦后，伦敦报界希望德国不日便将垮台。
向地方长官作的报告表明，戈培尔的宣传有效地动员了人民。例如，在不伦瑞克的一家医院里，病人们自发地将元首的每幅画像都饰以鲜花。在许多城市里还组织了表忠游行。
在中学里，教师们对学生们说，此次谋反解释了德国为何会在非洲和俄国在军事上失利的原因；是叛逆们在捣乱，使元首的命令达不到各师。
7月25日，范·埃肯医生从柏林前来，受到了元首的热烈欢迎。元首自己预言，由于有着诸多烦恼，他“只能再活2至3年”。只有一点值得欣慰：到那时，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余下的工作可由别人继续去做了。他痛苦地坐在椅子上，详细地诉说了他的症状。
具有良好记忆力并为此感到自豪的吉辛医生，偷偷地将希特勒的话全记在一个黄色的袖珍日历上。为了不使别人看懂他的笔记，他用暗语书写，用了拉丁文，还用了只有自己能懂的符号。范·埃肯教授证实，吉辛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是正确的。但元首拒绝最少卧床一周的建议。“你们预谋好了，要把我变成病人！”
次日，希特勒向吉辛诉说，他的左耳依然内出血，要他再灸一下——不管有多痛苦。“我已不觉得痛了”，他想了想后说，“痛苦能使人变得坚强。”一分钟后，他便证明了这点：有个副官送来了关于暗杀事件的报告。“是呀”，他一边翻阅一边说。“真没想到赫尔道夫竟是这样一个流氓。”他发誓“要将那些叛徒斩草除根”，还骂施道芬堡是个懦夫。“至少他也要有提着他那个手提箱站在我身旁的勇气。用子弹结果他，这实在是太便宜他了。”
两天后，希特勒自诉失眠。吉辛建议，取消每晚的茶会；希特勒回答说，他已试过了，更难睡着。“我得先放松一下，谈谈别的事情。不然，我面前还会出现总参谋部的那些地图，我的脑子还在不断活动。我得花上几个小时才能消除这些幻影。如果把灯开着，我可把每个集团军的准确位置标出来。我知道每个师的位置在哪里——就这样，一小时一小时地下去，直到我入睡，但这已是五六点钟了。我知道这对我的健康不利，但这个习惯我又改不了。”
（8）
炸弹爆炸后次日，希特勒撤换了抱病的总参谋长蔡茨勒。换上来的是曾因意见与他不合被他从前线发配走的古德里安。当这个在陆军中也许是最受尊重的机械化专家来到拉斯登堡走马上任时，他发现陆军总司令部的各办公室几乎空空如也。蔡茨勒已在半丢脸的情况下走了。豪辛格也不在了。许多部门的头头都已被盖世太保撤换。
古德里安上任后首先要完成的一项任务，是公布一项表忠令并向希特勒保证，“将领们将团结一致，军官团也团结一致，陆军官兵团结一致。”一星期后，古德里安走得更远了；他令总参的每个军官都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领导人兼军官，“要根据元首的主义，积极地对青年指挥员进行政治教育。”凡不服从此令的军官必须立即申请调动。没有不服从者。于是，1933年开始组建的这支精锐的部队屈服了，得了个堕落的结局。
此时，诺曼底滩头的西翼遭到美军坦克的猛烈进攻，西线已濒临崩溃。7月30日黄昏，为争夺阿弗朗什小道，美德两国坦克发生了一场恶战，——阿弗朗什小道是美军突破后进入法国空旷地带必经之地。瓦尔利蒙等人要求立刻从法国撤退，但约德尔却向元首递交了一份命令草案，要求“在可能情况下，从海岸撤离”。
次日傍晚，美军的坦克已涌进了阿弗朗什小道。希特勒想赶赴西线亲自指挥，但吉辛和埃肯两人都禁止他乘飞机。由于医生们只允许他在“狼穴”活动，对乔治·巴顿的6师大军开进阿弗朗什一筹莫展。对法国的命运因而已成定局，他也无可奈何。然而，这仅是他诸多忧患之一。8月1日，3。5万名装备极劣的波兰军（各种年龄的都有）向华沙的德国驻军发动猛攻；次日，土耳其与帝国断绝外交关系。
他竭力将这些烦忧置之脑后。8月2日，他扮演了初次学医的学生的角色。他向吉辛医生提了许许多多有关内耳的问题，接着便穿起外科医生的白大褂，脑门上挂着一面镜子，专心致志地观看林格的右耳。他什么也看不到。他又看了看，还是什么也看不见。这时，吉辛便建议他用电镜。“呀！”他惊奇地喊道，“我看见东西了……我看到了一条淡黄色的线，很清楚；那大概是人人皆知的耳膜。”他让林格转过身去，把矫光器塞进他的左耳。他入了迷，用音叉和秒表去测试林格的听力。“你知道，医生”，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年轻时老想当医生。不过呢，我有了别的职业，才醒悟到我的真正使命是什么。”吉辛刚走，希特勒医生又研究起来了。他把林格和两名党卫军的卫兵召来，一一给他们作耳朵检查，直到他学会了使用电镜为止。然后，他要了一本尼克教授写的关于治疗眼、耳、喉的著作。
希特勒的精神是好些了。但他仍觉得晕眩，走路还得叉开双腿，就像水手在颠簸的船上行走一样。尽管如此，他仍坚持要于8月4日向地方长官训话。他与他们一一握手。许多人，例如迪塞尔多夫的弗莱德里希·卡尔·弗罗里安，看见他如此情景，都流下了眼泪。“你们不会误解我的”，希特勒说。“我对你们说，在过去一年半中，我总相信，终有一天我会被我的左右开枪打死。”他要他们想象一下，若明知某种凶杀随时可能发生，这究竟有多么可怕。“为了维护我们的人民，我需要拿出多少精力来呀！要思索，要考虑，还要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都要我自己干，得不到别人的支持，而且常常在沮丧中进行。”哀伤的演讲完毕后，大家便进午餐，一人一壶。希特勒慢慢站立起来。“我要走了”，他说，“先生们，你们……”他把两个指头放在嘴边，示意让大家抽烟。他摇摇晃晃走了，还故意装着不晃的样子。
不久前，希姆莱曾向这些人保证过，他不但会让阴谋分子而且也会让他们的家属受到法律的制裁。“施道芬堡全家”，他说，“将会被铲除，连根铲除！”热烈鼓掌。“杀一儆百，坚定不移！”他就是用这种精神进行调查的。主谋的近亲和其他亲戚均被逮捕，其中至少有年过七旬的老太太十多人。为了对阴谋案件从每个角度进行调查，希姆莱派出了几十名侦探——调查进展神速、彻底，8月7日便开始审判首批罪犯。被带上“人民法庭”的共8名军官，法官是通晓苏联法律和刑罚的罗兰·弗赖斯勒——希特勒称他为“我们的维辛斯基”。
办理此案时元首曾指示他要严厉，“要用闪电般的速度。”被告穿着破旧的衣服，走进柏林高等法院的大审判室。他们形容憔悴，头发蓬乱，衣着不整。这次审判还被拍成电影，为的是让德国人民看看叛逆分子的下场。陆军元帅维茨勒本，由于不准戴假牙，加上不断在系紧没有皮带、尺码又过大的短裤，看上去就像是喜剧里的流浪汉似的。像演戏似的穿着红衣服的弗赖斯勒，同他所钦佩的苏联法官一样，朝他喊道：“你这肮脏的老家伙，老在摆弄裤子干什么？”
这次做给人看的审判的调子和水准就是如此。“在德国的审判史上，从未有被告受到过如此残暴，如此残忍的对待的。”
一个速记员回忆说。判决是事先定好了的；弗赖斯勒像吹喇叭似的宣布，8人均犯有反对元首的叛逆罪（这是如此），和反对德国历史的叛逆罪（这却不是如此）。按照希特勒的具体指示，8人被用卡车运至普洛陈塞监狱。接着，他们便被送进一间小屋——在那里，天花板上吊8个肉钩。被判处死刑的8人，上身被剥光后，被用富有弹性的细钢条吊死。他们痛苦地挣扎的情形被电影摄影机记录了下来，当晚便在“狼穴”的银幕上再现。据施佩尔说，“希特勒爱看这个影片，让人反复放给他看”，但贝洛夫副官和其他贴身人员至今仍说希特勒从未看过。
对这一事件还作了进一步调查也还有其他审判，但公布的只有8人。另外还有5000人左右——男男女女，大部分人与7月20日的起义没有直接关系——也被处决。
（9）
8月15日，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古德里安就此评论说，机械化部队虽然强大，却弥补不了空军和海军的失败。这一说法触怒了希特勒，为遏制自己，他走到另一房间，与古德里安个别谈话。但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大，致使一名副官不得不提醒元首说，他说话的每个字外边都听得很清楚。是否把窗户关上？
当晚晚些时候，当希特勒得悉，冯·克鲁格陆军元帅已神秘地失踪时，不禁大怒，——当天早些时候的发怒，若与这次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克鲁格的失踪似乎是这样发生的：当天上午，这位西线总司令乘车去前线与装甲兵司令进行会谈，但他压根就未到会晤地点。希特勒大喊大叫说，克鲁格肯定与炸弹阴谋有关，已趁机溜走，和敌人进行秘密和谈去了！
事实是，由于遭到敌人战斗轰炸机的攻击，克鲁格的车子，连同两台发报机一起被炸毁，他抵达前线的时间被推迟。他不但被困在拥挤的道路上并与外界隔绝，而且还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局面。一方面，他尽力阻止盟军的突破，另一方面，他又深信自己的任务已毫无希望完成。自从在俄国发生一次严重车祸以来，他一直精神萎靡不振。他常在自己的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