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自传-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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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到这里来，倒是给了我一份人情。他们在这里感觉很多不方便，这一点你我都很知道。但是我的职责是清楚的。我必须把他们留在这里，因此我的孩子也必须同他们在一起。你一定不会要我教我的儿子从今天起觉得他们比别的孩子优越。叫他们有这种优越感就会把他们毁了。叫他们同别的孩子来往对他们是有益的。因为这样，他们自己就会分别出善恶来。如果他们真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我们不能相信，他们对别的孩子也会有好影响呢？无论如何，我不能不叫他们在这里；如果这也算冒险的话，我们只好冒这个险。”
克伦巴赤先生摇头不答。
结果我想不能算坏。我的儿子不会因为这种试验而变得更坏。反之，我倒看出他们实在有所收获。如果他们有过一点点自高自大的心理，这种心理是被打破了，他们学会了同各种各样的孩子相处。他们受过考验，懂得纪律。
这一次和其他类似的试验使我晓得，如果把好孩子和坏孩子合起来进行教育并将他们混在一起，好孩子是不会有所损失的，只要这种实验是在他们的父母和监护人的细心监察之下进行的。
用消过毒的棉花包起来的孩子，未必就能使他们免受诱惑或污染。诚热，若把受过各种教养的男女孩子放在一起进行教育，就会使父母和教员受到一种极为严重的考验。他们必须经常保持警觉才行。
第三十六章 把绝食当作忏悔
我越来越发清楚，把男女儿童抚育成人并以正当的方法教育他们，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如果我要成为他们真正的教师和监护人，我就必须触动他们的心弦，分担他们的欢乐和忧愁，帮助他们解决面临的问题，把他们青年时代的奔放的热情纳入正轨。
某些参加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人从监狱出来之后，托尔斯泰农场差不多没有人了。剩下来的几个人可以说都是凤凰村的，所以我叫他们全都搬到那里去。我在那里必须经历一次激烈的锻炼。
当时我必须往来于约翰内斯堡和凤凰村之间。有一次我在约翰内斯堡得到一个消息说，书院里有两个人有堕落的行为。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显然失败或挫折我倒不在意，但是这个消息的到来，却象一个晴天霹雳。我当日乘火车赶回凤凰村，克伦巴赤先生一定要和我同行。他看到我当时的神情，不忍叫我一个人独往，因为带来那个令我难堪的消息的恰巧就是他自己。
一路上我对自己应负的责任似乎清楚了。我觉得被监护人或学生的堕落，做监护人或教师的总得承担一部分责任。于是我在这个事件中的责任便象白书一样的清楚。我的妻子早就警告过我，但是因为我秉性易于相信别人，并没有理会她的话。我觉得要使犯罪的人晓得我的痛苦和他们自己堕落有多么深的地步，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我进行某种忏悔。因此我便决定绝食七日，并立誓日食一餐，为期四个半月。克伦巴赤先生想劝阻我，但是没有效果。最后他也赞成这一种忏悔的表示，并坚持要同我一起绝食。我不能拒绝他这种毫无掩饰的关怀。
我感到大大地轻松了，因为这个决定使我释去心中的重担。我对犯罪的人的忿怒消退了，而代之以纯粹的怜悯。我的心情因此大为轻松，并且带着这种心情到达凤凰村。我对这件事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并了解了其他一些必须知道的细节。
我的忏悔使每一个人都难过，但是气氛因此清朗了。大家都明白犯罪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而我同那些男女孩子的关系也就更加坚固而真实了。
不久以后由于这件事而发生了一种情况，使我不得不绝食十四天，获得了连我也没有意想到的结果。
我叙述这些事情的目的并不是要说明当学生有败坏道德的行为，教师就应当绝食。不过我以为，有时候的确需要采取这种断然的办法。但是这要有清晰的眼光和精神素养。如果师生之间没有真正的爱，如果学生的罪行没有打动教师的心弦，如果学生对教师缺乏敬意，绝食就不适当，甚至是有害的。在这种情形下，是否宜于绝食固然可以怀疑；但是教师应对学生的错误负责，却是没有疑问的。
第一次忏悔对我们大家来说，并没有什么困难。我日常的活动并没有受什么影响。读者大概还记得，我在进行忏悔的整个期间，是完全吃水果的。第二次绝食的后期却使我相当难受。我当时还没有完全懂得“罗摩那玛”的惊人效力，而我忍受痛苦的能力也因此而减少。而且我还不懂得绝食的技术，特别是绝食时需要多喝水，无论它是多么令人恶心和淡而无味。此外，第一次绝食那么容易，也使我第二次绝食更加粗心大意。第一次绝食的时候，我天天按库赫尼的方法洗澡，但是第二次绝食期间，洗了两三天澡我便不洗了，水也喝得很少，因为太不好喝，喝了心里又不舒服。因为水喝得少，喉咙干燥，身体虚弱，最后几天我只能以低微的声音说话了。虽然如此，在工作上需要写字的时候，我还能够口授写作。我经常听《罗摩衍那》和其他的经典。凡是紧急的事情，我还有足够的力气进行讨论和提出意见。
第三十七章 应戈克利之召去伦敦
关于南非的许多回忆，我必须从略了。
1914年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斗争结束的时候，我接到戈克科的指示，要我取道伦敦回国。于是嘉斯杜白、克伦巴赤和我便于七月间乘船赴伦敦。
我在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期间，便开始乘坐三等车船旅行。所以这一趟航行，所买的也是三等舱的船位。不过这条路线的三等舱位和印度海岸的三等船位以及印度国内的三等火车座位有很大的不同。印度车船的三等座位往往位子不够、睡铺很少，而且很不干净。可是这一回去伦敦，船上不但有足够的舱位，而且很干净，轮船公司还特别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便利，给了我们一个专用的盥洗间，因为我们是素食者，厨房特别供给我们水果和干果。而按照常规，三等舱的旅客是吃不到什么水果和干果的。这些便利使得我们十八天的航行过得很舒服。
这一次航行发生了一些值得记述的事情。克伦巴赤先生很喜欢望远镜，他有一两只很值钱的望远镜。我们每天总有一次谈论这个问题。我竭力使他明白，带望远镜是和我们想要达到的简朴生活的理想不相符的。有一次我们站在船舱里靠窗的地方，发生了热烈的讨论。
“与其让这些东西成为我们之间引起争论的题目，为什么不把它们丢下海去呢？”我说道。
“倒霉的东西当然可以丢掉，”克伦巴赤先生说道。
“我指的是这个，”我说。
“我也是指它，”他立刻答道。
于是我便把他的望远镜丢下海。这个望远镜价值七个英镑，但是它的价值比起克伦巴赤先生对它的喜爱少得多了。然而克伦巴赤自从舍弃了它，从来没有后悔过。
这不过是克伦巴赤先生和我之间所发生的许多事情之一而已。
我们天天都用这办法学到一点新东西，因为我们两人都想遵循真理的道路。为了向真理进军，忿怒、自私、憎恨等，自然要加以克服，否则就达不到真理。一个被感情支配的人可能有很好的意图，言语可能是真诚的，但他永远找不到真理。要胜利地寻找真理，就是要完全从爱与憎、福与祸的双重包围之中解脱出来。
我们起程的时候，我才停止绝食不久，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我常常在甲板上走来走去，作一点运动，以便恢复我的胃口和消化我所吃的东西。可是我连这一小点运动都受不了，两腿酸痛不堪，以致我到伦敦的时候，情况比在南非的时候更坏。我在伦敦认识了齐弗拉兹·梅赫达医师。我把绝食和后来所感觉的不适都告诉他，他说：“如果你不彻底休息几天，恐怕你的腿就没有用了。”
这时我才明白，一个绝食很久的人，不能急于要求恢复体力，而且对于胃口还应该有所节制。停止绝食也许比进行绝食需要更加小心和更加节制。
船到马得拉的时候，我们便听说世界大战有随时爆发的可能。当我们进入英吉利海峡，便得到消息说，大战已经打起来了。我们的船停了好久。船要通过整个海峡所布下的水雷是很不容易的，整整花了两天才开到南安普敦。
战争是在八月四日宣布的，我们于六日到达伦敦。
第三十八章 我在大战中所做的事
我一到伦敦便听说戈克利因为健康的关系曾去巴黎，现在被阻于巴黎了。由于巴黎和伦敦之间的交通已经断绝，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见不到他我是不想回国的，但是谁也不敢肯定他什么时候会来。
那么我这时候做什么好呢？我对于大战有什么责任呢？当时有一个曾和我同狱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参加者索罗布吉·阿达加尼亚正在伦敦学习法律。因为他是非暴力抵抗运动最坚强的参加者之一，所以被送到英国留学，以便取得律师的资格以后，可以回到南非去代替我的工作，他的费用由普兰吉望达斯·梅赫达医师负责。我同他，并且通过他的介绍，还同齐弗拉兹·梅赫达医师以及其他当时留学英国的几个人一起开会。和他们商量之后，我们便召开了一个英国和爱尔兰的印度侨民大会，我把我的意见向大会作了陈述。
我觉得侨居英国的印度人在战争中应当做一点工作。英国学生已经投笔从戎，印度人也不应该落后。这种主张有很多人反对。他们说，印度人和英国人有天渊之别：我们是奴隶，他们是主人。主人有急难的时候，奴隶怎能同他合作？做奴隶的，难道不应当乘主人之危以求得自由吗？当时我并不以这番议论为然。我了解印度人和英国人的地位是不同的，但我并不相信我们已沦为奴隶。我当时觉得错误在英国官员个人方面的远比在英国制度方面的多，而且我们可以用爱感化他们。如果我们想利用帮助英国人并跟他们合作来提高我们的地位，那我们便应当在他们有急需的时候，支持他们以博得他们的同情。虽然制度是错误的，我并不以为它是不可忍受的，就象我今天的认识一样。然而要是我今天对那种制度失掉了信心，因而不肯同不列颠政府合作，那末当时那些朋友不但对制度失掉了信心，就是对官员们也已经没有什么好感，他们又怎么办呢？
当时反对我的朋友们，认为这正是大胆宣布印度人的要求和改进印度人地位的时候。
我则认为我们最好不在这个时候乘英国之危，而且我以为在战争期间不以我们的要求相胁，是更合适、更有远见的。因此我坚持我的意见，并号召那些愿意参加的人登记为志愿队。响应的人很多，差不多各省和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在志愿队中都有代表。
我于是给克立威勋爵写了一封信，把这些事实告诉他，表示我们愿意受训以担负救护工作，如果这也算是接受我们这个要求的先决条件的话。
克立威勋爵经过一番迟疑之后，便接受了我们的要求，并由于我们肯在危难关头为帝国服务，表示感谢。
志愿人员开始在著名的康特里埃医师的手下接受看护伤兵的基本训练，为期六周，时间虽短，初步的课程却也全部学完了。
我们这一班一共有80人左右，六周以后进行考试，只有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