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1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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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礼》、《乐》，其道则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其法则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故《孟子》谓庠序学校皆所以明人伦”云云，所见切实。视泛为性命理气之谈，似五常百行之外别有一物谓之道，别有一事谓之学者，胜之远矣。
　　△《四书讲义困勉录》·三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陇其撰。陇其有《古文尚书》，已著录，是书因彦陵张氏《讲义》原本，删剟精要，益以明季诸家之说，而参配以已意。凡《大学》一卷、《中庸》二卷、《论语》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创始於顺治戊戌，草稿尚未全定而陇其殁，后其族人公穋始为缮写编次，其门人席永恂等为之刊板。其曰《困勉录》者，则陇其所自署也。明自万历以后，异学争鸣，攻《集注》者固人自为说，即名为阐发《集注》者亦多阳儒阴释，似是而非。陇其笃信朱子，所得於《四书》者尤深。是编薈稡群言，一一别择，凡一切支离影响之谈，刊除略尽。其羽翼朱子之功，较胡炳文诸人有过之无不及矣。
　　△《松阳讲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陇其撰。是书乃其官灵寿知县时与诸生讲论而作，故所说止一百十八章。於《四书》不能遍及，盖随时举示，非节节而为之解也。陇其之学，期於潜修自得，不甚以争辨为事。惟於姚江一派，则异同如分白黑，不肯假借一词。时黄宗羲之学盛於南，孙奇逢之学盛於北，李颙之学盛於西，陇其皆不以为然。故此编於学术醇疵，再三致意。其间融贯旧说，亦多深切著明，剖析精密。盖朱子一生之精力尽於《四书》，陇其一生之精力尽於《章句集注》。故此编虽得诸簿书之馀，而抒所心得以启导后生，剀切详明，有古循吏之遗意。较聚生徒、刻语录、以博讲学之名者，其识趣固殊焉。
　　△《大学古本说》·一卷、《中庸章段》·一卷、《中庸馀论》·一卷、《读论语劄记》·二卷、《读孟子劄记》·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观彖》，已著录。是编《大学》用古本。后有《自记》，称“读朱子之书五十年，凡如《易》之卜筮、《诗》之雅郑，周子无极之旨、邵子先天之传，皆能灼然不惑，老而逾坚。独於此书亦牵勉应和焉，而非所谓心通默契者。间考郑氏旧本，寻逐经意，窃疑旧贯之仍，文从理得。况知本、诚身二义，尤为《大学》枢要所存，似不应溷於众目中，致陆、王之徒得攘袂扼臂，自托於据经诘传”云云，盖意所未合，不欲附和以自欺，非故与朱子为难也。其《中庸》不用朱子本，亦不用郑注古本，自分为一十二章。然特联属其文，使节次分明，大旨则固无异。《馀论》一卷，阐发精义尤多。《论语》、《孟子》则随有所见即劄记之，但举经文首句，标曰某章，其无所诠解者则并其章目不存焉。大旨皆主於寻求义理，宛转发明，不似近代讲章，惟以描摹语气为时文敷衍地也。
　　△《论语稽求篇》·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研究文义，期於惬理而止，原不以考证为长。奇龄学博而好辨，遂旁采古义以相诘难。
　　此其攻驳《论语集注》者也。其中有强生支节者。如古人有所师法皆谓之学，即至鱄诸学炙、秦青学讴，亦无异训。朱子注学为效，原无疵病。奇龄必谓学者业道之名，泛训作效，与工师授受何别？不知学道与学艺，所学之事异，而学字不能别释，亦犹喻义喻利，所喻之事异，而喻字不能两解。以此发难，未见其然。
　　有半是半非者。如“非其鬼而祭之”，《注》引季氏旅泰山，固为非类。奇龄谓鬼是人鬼，专指祖考，故曰“其鬼”，引《周礼·大宗伯》文为证，谓泰山之神不可称泰山之鬼，其说亦辨。然鬼实通指淫祀，不专言人鬼。果如奇龄之说，宋襄公用鄫子於次雎之社，《传》称“淫昏之鬼”者，其鬼谁之祖考耶？有全然无理者。如“无所取材”，郑康成注“材”为“桴材”，殊非事理。即牛刀之戏，何至於斯？朱子训“材”为“裁”，盖本诸韦昭《国语注》，未为无据。奇龄必申康成假设之说以攻《集注》，不几於侮圣言乎？然其中如谓甯俞不仕文公及禄去公室三世、政逮大夫四世之类，考据特详；解“为政以德”之类，持论亦正：较陈天祥《四书辨疑》徒推寻於文句之间以难朱子者，固自胜之。汉代学官，《齐论》、《鲁论》、《古论》三家并立。兼采异说以备参考，是亦古人诸家并存之义也。
　　△《四书賸言》·四卷、《补》·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杂论《四书》之语。前二卷为其门人盛唐、王锡所编，后二卷为其子宗远所编，《补》二卷则其门人章大来所编也。其书本语录之流，随时杂记，不以经文次序为先后，亦不以《四书》分编，惟每卷目录各称《论语》若干条、《大学》若干条、《中庸》若干条、《孟子》若干条耳。奇龄说经，善考证而喜辨论，故诠释义理，往往反覆推衍，以典籍助其驳诘，支离曼衍，不顾其安。至於考核事实，徵引训诂，则偏僻者固多，而精核者亦复不少。如以姚方兴所补《舜典》二十八字为伪，其论本确。而考以所著《古文尚书冤词》，则力以此二十八字为真，引证诸史，亦言之凿凿。岂非辩之所至，辄负气求胜，遂不暇顾其矛盾耶？至於以“畏匡”为郑地，以公山弗扰之畔不在定公十二年诸条，则证据确然，实有出於《集注》之外者。弃短取长，未尝不可与阎若璩《四书释地》并传也。《补》二卷中多载其门人子侄之说，疑唐、锡等亦有所删润，非尽奇龄之旧观。大来《序》称“补缀所闻，各有记忆，且亦陆续成此书，不能一辙”，则杂出於众手明矣。
　　△《大学证文》·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是书备述诸家《大学》改本之异同。首列注疏本，《大学》之真古本也。次列汉熹平石经本，有录无书，以原本不传，且考验旧文，知即今注疏之本，故不复列。次为魏正始石经本，即丰坊所依托者，仍列於前，从其所伪之时代也。次为明道程子改本，次为伊川程子改本，次为朱子改本，皆录全文。
　　次为王柏改本，次为季本改本，次为高攀龙改本，即崔铣改本，次为葛寅亮改本，皆仅列其异同之处，而不录全文。汉以来专门之学，各承师说，但有字句训诂之异，无人敢窜乱古经。郑玄称好改字，特注某当作某耳，不敢遽变其字也。费直始移《周易》，杜预始移《左传》，但析传附经耳，亦未敢颠倒经文也。自刘敞考定《武成》，列之《七经小传》，儒者视为故事，遂寝以成风。《大学》一篇，移掇尤甚。譬如增减古方，以治今病，不可谓无裨於医疗，而亦不可谓即扁鹊、仓公之旧剂也。奇龄备列诸本，使沿革秩然，亦足以资考证。盖一则欲纲目分明，使学者易於致力。一则欲章句不易，使古经不至失真。各明一义，固可以并行不悖耳。
　　△《四书释地》·一卷、《四书释地续》·一卷（以上二种，江苏巡抚采进本）释《地又续》·二卷、《四书释地三续》·二卷（以上二种，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阎若璩撰。若璩有《古文尚书疏证》，已著录。是编因解《四书》者昧於地理，往往致乖经义，遂撰《释地》一卷，凡五十七条；复摭所未尽为《释地续》一卷，因牵连而及人名凡八十条；复因地理、人名而及物类、训诂、典制得一百六十三条，谓之《又续》；其他解释经义者又得一百二十六条，谓之《三续》。
　　总以《释地》为名，从其朔也。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旁参互证，多所贯通。虽其中过执己意，如以邹君假馆谓曹国为复封，以南蛮鴂舌指许行为永州人者，亦间有之。然四百二十一条之中，可据者十之七八。盖若璩博极群书，又精於考证，百年以来，自顾炎武以外，罕能与之抗衡者。观是书与《尚书古文疏证》，可以见其大概矣。
　　△《四书札记》·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杨名时撰。名时有《周易札记》，已著录。是编乃其读《四书》所记也。
　　《大学》不标古本之名，亦不显言古本、改本之是非，而皆用李光地古本之说。
　　故其首条曰：“文贞公以知止属志学，以静安属主敬，能虑能得属致知力行，知所先后为知本知至，此解确不可易。”其以格物为明善，不取王守仁“格庭前一竹”之说，亦不主朱子《补传》之说。《论语》如“谓之吴孟子”句及“非礼勿视”四句，虽以时文为说，而大致主於阐明义理，多所心得。《中庸》立论切实，如云：“‘鬼神之为德’章，以前说子臣弟友、妻子父母，忽然说到鬼神，似乎隐怪，不知如何接逗。曰宗庙社稷即人伦之极致处，不说到此，如何得完人伦分量？”又云：“无声臭即以无极言之亦无弊，然却落空，不如以天无心而成化言之。”又云：“无声无臭谓天命本然，莫说入於玄妙。”其宗旨可见。《孟子》一卷最简略，疑其未成之书，然总非近时讲章所有也。
　　△《此木轩四书说》·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焦袁熹撰。袁熹有《春秋阙如编》，已著录。是书据其子以敬、以恕所作《凡例》，袁熹手定者十之六，以敬等掇拾残稿、补缀成编者十之四，故与所作《经说》偶有重复，然较《经说》多可取。其中强傅古义者，如《大学章句》中“常目在之”，自为所在之在，乃从《尚书》训为察。《中庸》“如鼓瑟琴”，即本诗亦但言声和耳，乃以为琴属阳，瑟属阴，喻阴阳之和。《论语》“女弗能救”，自是匡救，乃引《周礼·司救注》，解为防禁。“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自取觉世之义，乃引《明堂位》“天子振木铎”，谓夫子当有天下。“达巷党人”
　　本无名氏，乃因《史记》有“童子”二字，指为项橐。虽不免贤智之过，然其他皆疏理简明，引据典确。间与《章句集注》小有出入，要能厘然有当於人心。自明以来讲《四书》者，多为时文而设。袁熹是书，独能深求於学问。原《序》称其心师陆陇其，终身不名不字，而不走其门。盖志不近名，宜其言之笃实矣。
　　△《乡党图考》·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著录。是书取经传中制度名物有涉於乡党者，分为九类：曰《图谱》，曰《圣迹》，曰《朝聘》，曰《宫室》，曰《衣服》，曰《饮食》，曰《器用》，曰《容貌》，曰《杂典》。考核最为精密。
　　其中若深衣、车制及宫室制度尤为专门，非诸家之所及。间有研究未尽者。若谓“每日常朝，王但立於寝门外，与群臣相揖而已。既毕朝，若有所议，则入内朝。”
　　引《左传成公六年》“晋人谋去故绛，韩献子将新中军，公揖而入，献子从公立於寝庭”为内朝议政之证。谓“郑注《太仆》燕朝王图宗人嘉事者，特举其一隅，非谓宗人得入，异姓之臣不得入。后儒误会《太仆注》，以异姓之臣不得入路门，遂谓摄齐升堂为升路门外之堂，其实路门之外无堂”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