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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

06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下册)-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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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附加物,它们能随天球东升西落,但是是由仪器操持者随时按照它们在星空背景上的移动来搬动它们在浑天仪大球上的位置。
  虽然张衡的仪器尚不能完全自动地表演日、月、五星的运动,但是,用一个机械系统来取得与天球旋转相同步的机械运动,这本身就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它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从张衡开始,我国诞生了一个制造水运仪象的传统。由于直到二十世纪下半叶原子钟发明和采用之前,时间的计量都是以地球的自转,也即天球的转动为基础的,因此,张衡的发明实际上就成为后世机械钟表的原始鼻祖。
  有意思的是,张衡浑天仪中还有一个叫做“瑞轮蓂荚”的附件。所谓蓂荚,是一种神草,传说长在尧的居室阶下。随着月亮的出现,一天长出一个荚,最多十五个荚。过了月圆之后,又一天掉一个荚。这样,蓂荚就可以指示出月相和一个太阴月中的日期。这个传说实际是反映了尧时天文历法的进步。张衡却根据这种传说制造了一种机械装置,所谓“随月盈虚,依历开落”,其作用就相当于现今钟表中的日历显示。
  既然浑天仪能和天球的转动相合得丝丝入扣,“皆如合符也”,可见它的稳定性相当高。因为浑天仪是用刻漏流出的水推动的,所以可知张衡的刻漏技术也很高明。
  刻漏刻漏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守时和计时仪器。从目前出土的三件汉代刻漏来看,它们都是所谓“沉箭式单漏”,都铸造于西汉时代。这种刻漏仅只有一个盛水的容器。器底部伸出一根小管,向外滴水。随着容器内水的流失,水面降低,由浮在水面的箭舟所托着的刻箭也随之下降,由此可读出时刻。沉箭式单漏的计时准确性主要决定于漏水流出的速度是否均匀。而水流出速度又与小管处的水压成正比,即,随着水的流失,刻漏容器内的水面下降,水的流出速度也会变慢。用这样的刻漏来推动浑天仪,浑天仪的转动就会越来越慢,因而也就不可能较长久地保持浑天仪与天球的同步关系。
  为了提高刻漏的准确性,古人想了许多办法。首先是把沉箭式改为浮箭式,即把刻漏滴出的水流到另一个柱形容器内,把箭舟和刻箭也放在这聚水器内,以刻箭的上升来反映时刻的推移。第二步是在刻漏之上再加一具刻漏,使下面的刻漏中不断有水来补充所滴出的水,这样就可使下刻漏水面的下降大大推迟,从而提高下刻漏出水速度的稳定性。这样的刻漏称为二级刻漏。如果在上刻漏之上再加一具刻漏,那么上刻漏的出水速度也就比较稳定,因而下刻漏的出水速度就更加稳定。这就成了三级刻漏。当然,还可以组成四级或四级以上的刻漏,这是后话。关键是从单漏到二级刻漏这一步。但这一步的发明,在文献和考古发掘中都没有发现什么资料和证据。
  不过,在一篇题为《漏水转浑天仪制》的文章中描述了张衡所用的刻漏是一组三级的刻漏。这篇文章已佚,只在唐代的《初学记》卷二十五中留有三段残文。《初学记》所引残文题名前还有“张衡”二字。因此,很可能,残文是张衡的原作。这三段文字如下:“以铜为器,再叠差置,实以清水,下各开孔。以玉虬吐漏水入两壶,右为夜,左为昼。”“(盖上又)铸金铜仙人,居左壶;为金胥徒,居右壶。”“(皆)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别天时早晚。”①所谓“叠置”就是指二具刻漏上下放置,“再叠”,则当然是又加上第三具刻漏了。至于下面的聚水器(壶)分左、右两把,那是因为古代的时刻制度夜间的和白天的有所不同,因而刻箭上的刻度也有不同。所以张衡干脆就用两把聚水器。从张衡之前没有多级刻漏的记载这个事实,我们也许可以推断,正是张衡作出了从沉箭漏到浮箭漏,又从单漏到多级漏这样两步卓越发明的,而且是从单漏直接跨上了三级漏的。无论如何,张衡对我国古代刻漏技术的发展是有其贡献的。
  《算罔论》《算罔论》一书久已佚失。唐代李贤在注《后汉书》时就指出:“衡《集》无《算罔论》。盖网络天地而算之,因名焉。”因为看不到《算罔论》,他就怀疑它根本不是一部书,而是《灵宪》一书的补充名词,即,应作《灵宪算罔论》。可是《后汉书·张衡传》文末再次述其著作名时仍只称《灵宪》,且后世引张衡著述的也无《灵宪算罔论》之称,李贤所说是没有根据的。《算罔论》应是单独的一本书。查《九章算术·少广章》刘徽注开立圆术时引有“张衡算”若干言,这当是《算罔论》的遗文。从这些遗文得知,张衡第一个否定了对圆周率的古代粗疏认识,提出了π= 10 的新值①。这个数值虽然仍很粗略,但却是进步的开始。由此才有刘徽的推进,并最后导致祖冲之的杰出发明。
  修改历法的活动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 年),张衡去史职,改任公车司马令。这是个掌管宫阙南门,品级和太史令相同的官职,虽然他离开了太史令职位,但仍关心天文历法工作。延光二年(公元123 年),东汉朝廷内部发生了一场是否继续颁行《(后汉)四分历》的大讨论。张衡曾积极参加了这场讨论。《(后汉)四分历》是为了纠正以前行用的《太初历》的疏误,从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 年)起酝酿,到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 年)经过科学而慎重的大讨论之后才得颁行的。《(后汉)四分历》在天文数据和计算方法等方面都有许多改进。延光二年的讨论之所以发生,是由于有人提出,根据图谶,当改用甲寅元《(后汉)四分历》是用文帝后元三年为元,岁在庚辰);又有人提出,章帝改历以后“灾异卒甚,未有善应”,而汉武帝用《太初历》后,“享国久长”,故应复用《太初历》。这两种观点提出以后,张① 后两段在《文选·陆公佐新刻漏铭》李善注中引为一段,括弧中字即据李善注所引增补。① 详见李俨:《中国数学大纲》上册。
  衡和另一位学者周兴一起,立即和他们展开了辩论。数次辩论,对方或者无可回答,或者回答失误。史书没有留下这些一定是很精彩的辩论记录,但可以推测,张衡他们是用天文学的科学论据和对方的迷信观念作的辩驳,因为张衡、周兴二人在驳倒上述二种改历要求之后,又根据多少年的天文观测记录,提出应该行用一种比《(后汉)四分历》更准确的历法:《九道法》。张衡、周兴的提议触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讨论,进入讨论的公卿有一百多人。很可惜,张衡等人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不过要求改用甲寅元或《太初历》的提议也彻底被否决了。《九道法》现已无传,只知它是在西汉时代出于民间的一种历法,西汉末年刘歆曾对它作过改进和推广。这种历法最主要的是其中提出了定朔的概念。而在官方的历法中,直到东汉末年刘洪的《乾象历》中才有定朔概念。定朔概念的产生是中国历法史上的一大进步。由此可见,张衡的科学见解是非常高明的。
  候风地动仪的创造经过公车司马令五年的转折,从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 年)起,张衡又回任太史令。这次任职直到阳嘉二年(公元133 年)才得升迁。在这长达七年之久的时间内,他作出了一件震烁古今的伟大发明——候风地动仪。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仪。这件仪器铸成于阳嘉元年(公元132 年)。《后汉书·张衡传》中留下了一段有关候风地动仪的简要记载。依据这段珍贵的文字,今人王振铎复原了这件驰名中外的古地震仪①。
  多种巧艺的制作张衡还作了另外一些机巧的器械。但其制作年代不明,且其制作详情也都已失传。不过,从传下来的一些简单描述中也可推知,其机构一定是很巧妙的。
  张衡制造过一种能飞的木鸟,类似今天的模型飞机。《广博物志》引《文士传》云:“张衡尝作木鸟,假以羽翮,腹中施机,能飞数里。”飞数里之说或许是夸张。不过即使只有数丈,那也是一个杰出的成就了,因为那是世界上第一个机械飞行器②。
  张衡制造过指南车。《宋书·礼志》云:“指南车,其始周公所作,。。至于秦汉,其制无闻。后汉张衡始复创造。汉末丧乱,其器不存。”因而后来曹魏时马钧又一次作了再创造。
  张衡还作过一种有三个轮子的器械,《傅子》云:“张衡能令三轮独转。”张衡在所作《应间》中也说:“参轮可使自转。”不需外力而纯粹的自转是不可能的,这是件什么东西还难断定。今人孙文青《张衡年谱》引宋王应麟的话,认为是记里鼓车。记里鼓车的特点是能反映车所行经的里程,与“独转”、“自转”所强调的似乎是两回事。或许,这更象是一架风车,或水磨,因为它们是借助于自然的风力或水力驱动的,故仍可称之为“自转”。
  ① 王振铎的详细复原报告发表在《文物》1963 年2、4、5 期上,本书《科技志》中据此详细介绍了候风地动仪的内部结构。
  ② 有记载说古代墨子造过一只木鸢,能“飞三日不下”。这只能是一种风筝类的东西,而不是飞行器。无论如何,张衡被后人誉之为“制作侔造化”(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善机巧”(《后汉书·张衡传》),“性精微,有功巧艺”(《北堂书钞》卷五十五引《文士传》),是完全当之无愧的。
  张衡也研究过地理学,根据他研究和考察的心得,画过一幅地形图。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云:“衡尝作地形图,至唐犹存。”
  第三十三章班超马援班超、马援是东汉早期立功边区的名臣。
  第一节班超附班勇投笔从戎班超(32—102),字仲升,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西北)人。少有大志,略涉书传。善辩,不修细节,孝谨,“不耻劳辱”。父班彪,官至兰台令史,博学多识,作《史记后传》。
  建武三十年(公元54 年),班彪卒,合家还归乡里。兄班固继承父志,潜心研究,继续写作。人告班固“私改作国史”,明帝下诏逮捕班固。班超上书为其兄辩白。明帝诏见班超,了解详情,正巧郡县奉命将查抄班固的书送到洛阳。明帝观后,十分赏识班固的才能,便封班固为兰台令②,掌管皇家的图书,从事校书工作。班超与母随班固到洛阳。
  班超曾为官家抄书,继而辍业,投笔叹道:“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别人皆笑之。班超说:“小子安知壮士志哉!”
  西域与中原的关系,王莽时期中断。匈奴乘虚而入,重新控制了两域。
  由于“匈奴敛税重刻”,西域诸国无法忍受。建武年间皆遣使求内属,要求汉朝派遣都护。光武帝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①。明帝时期,政治已经稳定,经济得到恢复,要求反击匈奴的侵扰,恢复汉在西域的统治。班超“立功异域”的心愿,适应了客观形势的要求。
  永平十六年(公元73 年),明帝遣窦固等四路讨伐北匈奴。班超投笔从戎,随窦固出酒泉,扫荡车师一带的匈奴势力,破匈奴呼衍王于天山。班超以假司马率偏师击伊吾,与匈奴大战于蒲类海,斩获甚众。班超首战,崭露头角,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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