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夜话 -邓拓1095-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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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物质对立起来,这样就造成了他在哲学理论上的根本缺陷, 给客观的真理做出了错误的解释。
历代反动的思想流派,都极力利用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原理的错误,使它愈来愈远地 离开了真理,变成反动的哲学。由此可见,一种思想体系本身如果有根本错误和缺陷, 而被反动的派别所利用,发展了它的错误,其结果就一定不能避免它的没落的命运。
研究人类思想史,特别是研究哲学史的人,不但应该总结辩证唯物主义和各种唯心 主义斗争的经验,也还应该对于长期支配人们思想的形而上学的没落过程,加以研究, 找出它的历史教训。这是很有教育意义的事情啊!
燕山夜话(二集) 八股余孽
人人都讨厌八股,但是谁也没有彻底清除得了八股的毒害,而八股的余孽却阴魂不 散,还到处兴妖作怪,借尸还魂。这个情况很值得注意。
八股的特点是什么呢?抛开思想根源和思想方法不谈,光从它的表现形式上来看, 那末,它的最显明的特点就在于老一套的公式主义。这只要用八股文章的结构为例子, 就可以说明全部问题了。
随便翻阅本地区、本部门历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和工作总结,你将不难发现,有些报 告和总结,好象是一个底稿的几次重写,中间只是举例有所不同,而它们的基本结构则 几乎没有多少差别。比如说,开头都有一段对工作的基本估计;接着分段讲述工作的成 绩和取得这些成绩的原因,指出工作中的一些可以避免或不可避免的缺点和错误,同时 也讲到造成这些缺点和错误的原因;然后再分别说明几条经验和教训,提高到思想原则 上对某些不正确的认识加以纠正;并且举出好的和坏的各种典型,分别进行表扬和批评; 最后提出今后的努力目标和具体任务,分析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表示有足够的信心去 克服困难,争取新的胜利。
你看,这些不都是很好的必要的工作报告和工作总结吗?但是,可惜那些写稿的人, 却把它写成老一套的八股了。这样的八股文,叫人一看就讨厌,简直读不下去。如果把 它发表出来,徒然浪费纸张和印刷工人的劳动,也浪费读者的时间和精力;如果照它做 报告,同样只能白白地浪费报告人和听众们的大量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你说这不等于是 一种罪过吗?
也许有人不承认这是八股,那末,我们无妨把过去的八股文章的那一套做法搬出来, 对照一下,就会看得很清楚了。
明清两代盛行的八股文章,都有固定不变的格式。每一篇八股文章,总得有几个部 分。在“题前”的部分,有“破题”、“承题”、“起讲”、“领题”等段落;中间 “八比”的部分,则有“起比”、“中比”、“后比”、“束比”等主要的几个大段落; 末尾又有“落下”一段,以结束全文。“八比”的部分,无论长短如何,每一比的句子 都必须整齐对偶。如果写了八比还嫌不够,也可以增加比数,甚至可以达到二十比之多。 但是,一般都不超过八比。因为旧式的八股文有很多拘束,不可能写得太长。就这一点 而论,新式的八股文长得要命,比旧式的八股文还要讨厌。
在固定的格式之内,旧式的八股文又有四十几种作法,新式的八股文虽然可以有更 多的变化,但是,恐怕也未必会有几十种作法吧。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读者总觉得有 许多文章,似乎都大同小异,千篇一律,没有什么新东西。有一些懒惰的作者,干脆照 抄文件,或者大量引用经典著作的原文,以充塞篇幅。这种抄袭的弊病,是八股文的必 然恶果之一。
清代康熙五十七年有一通“上谕”写道:“考试月官,令作八股时文,大都抄录旧 文,苟且塞责。”乾隆四十三年又有一通“上谕”写道:“据奏近年风气,喜为长篇; 又多沿用墨卷,肤词烂调,遂尔冗蔓浮华,即能文者,亦不免为趋向所累。……嗣后乡 会试,及学臣取士,每篇俱以七百字为率,违者不录。”
这种规定对于旧式的八股文,当时也曾经发生了某些约束的作用。但是,由于清朝 的封建统治者当时还需要利用八股文作为他们统治的工具,他们当时就不可能从根本上 废弃八股文。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任何时代,我们不仅应该有更多更 有效的办法,足以取缔任何形式的八股文,而且一定能够彻底清除八股文,不许它们死 灰复燃,不许任何八股的余孽为害于我们这个新时代的人民。
燕山夜话(二集) 不要空喊读书
要读书,就应该拿起书来,一字一句地认真读下去,为什么会有空喊的呢?
空喊读书的,可能有几种人:第一种人因为自己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坐不住,安 不下心,读不下去,但是又觉得读书很有必要,于是就成了空喊。第二种人因为有一些 误解,以为拿起书来从头到尾读下去,就会变成读死书,所以还不敢也不肯这么做,于 是也变成了空喊。第三种人因为太懒了,不愿意自己花时间去读书,只希望能找到什么 秘诀,不必费很多力气,一下子就能吸收很多知识,所以成天叫喊要读书,实际上却没 有读。
这三种人即使是极少数的,我们也应该耐心地给以帮助,使他们不再空喊,而认真 地坐下来读书。并且对这三种人还要有所区别,采取不同的办法给以帮助。
三种人之中最难办的是懒病太深的人。这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是要促使他痛下决 心,勤学苦读。虽然不必采取什么“以锥刺股”那样的办法,但是,也要有相当的发愤 之心,否则是一事无成的。而只要真的勤学苦读了,那末,有时候才有可能达到“豁然 贯通”的境界。唐代大诗人李白“梦笔生花”的故事,不是全属无稽之谈。古人类似这 样的故事还多得很。例如,唐代鲍坚的《武陵记》一书,还写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后汉马融勤学。梦见一林花如锦绣。梦中摘此花食之;及寤,见天下文词,无所 不知。时人号为绣囊。”
很明显,马融所以能够变成“绣囊”,并非真的因为他做梦吃了花儿的缘故,而是 因为他勤学苦读的缘故。
听了这个故事,如果不从勤学苦读方面去向马融学习,而光想做梦吃花儿,那又会 有什么结果呢!
可是,按照懒人的想法,却很可能不从勤学苦读上着眼。他也许会想到:这真妙啊! 古时马融做梦吃了花儿,醒来就能通晓天下的文词;那末,现在能不能请一位科学家, 发明一种神奇的办法,比如用注射针之类,对人脑进行注射,来代替读书呢?如果能发 明这样的方法就太好了。到那时候,打一针或者吃一服药,就能吸收多少部书;这么一 来,只消一个早上就培养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和专门人材,岂不妙哉!
当然这只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决不会真有人做这样的想法。我们但能从中体会到 老老实实的读书态度的重要性,便有极大的受用。
然而,是不是一字一句从头到尾地读书,又会被批评为读死书呢?决不会的。我们 反对读死书主要是指那种目的不正确的而言,并非说:认真读书都是读死书。要是这样 理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有许多人根本还没有读什么书,完全说不上什么读死书或 者读活书的问题。
有的人老爱高谈阔论。什么事也没有做起,先要谈论个不休。大家都曾见到,有的 成天在订计划,开书目,请人讲读书方法,在许多场合都很热心地泛论读书的重要性, 如此这般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结果误了别人也误了自己,倒不如把耗费的这些宝贵 时间,放在老老实实的认真读书上面,也许可以得益不浅。
至于那种坐不住的人,只要下决心坐下来,很快就能养成习惯。这种人的毛病最轻, 最好治。
一句话,读书不要空喊,到处叫嚷毫无用处。你觉得自己最需要什么知识,就赶快 到图书馆去找有关的书籍,如有可能再想法买到这些书籍,抓住一天半天的时间,老老 实实地从头到尾地一字一句地耐心读下去,遇到自己有用的重要材料就用本子记下来。 这样做,从自己最需要的地方下手,兴趣很快也会培养起来,日积月累,就能读好多书, 掌握好多知识。舍此以外,别无路子可走。
燕山夜话(二集) 多学少评
多学少评,这是值得提倡的正确的求知态度。我们对于任何事物,如果不了解它们 的情况,缺乏具体知识,首先要抱虚心的态度,认真学习,切不可冒冒失失,评长论短, 以致发生错误,闹出笑话,或者造成损失。这也是我国历代学者留给我们的一条重要的 治学和办事的经验。谁要是无视这条宝贵的经验,就一定会吃大亏。
一般说来,实际动手写一部书、做一件事等等,是相当不易的;而袖手旁观,评长 论短,总是不大费劲的。比如,古人写一部书吧,往往尽一生的精力,还不能完全满意。 却有一班喜欢挑剔的人,动辄加以讥评,使作者十分寒心。明代刘元卿的《贤奕编》中 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最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了。
据说:“刘壮舆常摘欧阳公五代史之讹误,为纠缪,以示东坡。东坡曰:往岁欧阳 公著此书初成,王荆公谓余曰:欧阳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非也;子盍为之!余 固辞不敢当。夫为史者,网罗数十百年之事,以成一书,其间岂能无小得失?余所以不 敢当荆公之托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耳后。这个故事在明代陈继儒的《读书镜》中, 有同样的记载。陈继儒并且感慨很深地说:”余闻之师云:未读尽天下书,不敢轻议古 人。然余谓:真能读尽天下书,益知古人不可轻议。“
事实上,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比薛居正的《旧五代史》,篇幅少了一半还不止, 而内容却有许多独到之处。这是不可抹杀的。然而,历来挑剔是非的人多得很,而且有 许多不能使被挑剔者心服,这是为什么呢?这难道不是因为有许多人学问不深而性好挑 剔,评长论短而不中肯要的缘故吗?
尽管有的人自以为知己知彼,很有把握,对于自己的学问觉得满不错,对于被批评 的人从来看不在眼里。但是,他可能还没有想以,自己毕竟不是无所不知的,而对方也 不会是老不进步的。因此,他在批评中稍一冒失就发生了错误。比如,宋代陆游的《老 学庵笔记》中,提到王安石对人的批评,常常因为轻视对方,出语冒失,就是明显的例 子。
陆游写道:“荆公素轻沈文通,以为寡学,故赠之诗曰:翛然一榻枕书卧,直到日 斜骑马归。及作文通墓志,遂云:公虽不尝读书。或规之曰:渠乃状元,此语得无过乎? 乃改读书作视书。又尝见郑毅夫梦仙诗曰:授我碧简书,奇篆蟠丹砂;读之不可识,翻 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不识字,不勘自承。毅夫曰:不然!吾乃用太白诗语也。”可 见王安石自己并不熟识李太白的诗句,轻率地批评别人,就不免闹笑话。他看不起别人, 竟至随便给别人乱作盖棺定论,真真岂有此理!
王安石是宋代革新派的大政治家。他有许多革新的思想,但是缺少实际知识和办事 的经验。宋代张耒的《明道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