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科学家发明家丛书:朱载堉-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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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等差数列。这样,他在长度计算音律方面实现了旋宫的愿望,其效果很接
近十二平均律,一般人的听觉几乎不能辨别其间的差别。但它仍然不是真正
的十二平均律。因为十二平均律是一种等比律,而何承天的新律只是在特定
长度内的等差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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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承天之后,隋代的刘焯打破了三分损益的传统,他以系数 n构成
7
振动体长度的等差数列,企图以此达到旋宫的目的。实际上,刘焯不仅不能
旋宫,而且十二律的音高也混乱了。虽然如此,他大胆地违背三分损益的定
律法却是个创举,他为后人创建平均律提供了一个可贵的失败的例子:以等
差数列的方法不能完成平均律。
五代时,律学家王朴也曾从“加减进退”的方法来缓解十二律不能“周
而复始”的矛盾;宋代蔡元定也提出“十八律”来求得黄钟“回归本律”。
在平均律的探索史中,我们要特别提出这样一种思考方式:三分损益法,
即2/3,4/3,人们可以将这二个分数改写为50/75,100/75;或者500/750,
1000/750,因为它们都是等效的。但是,如果将后两个分数中的分母作适当
的调整,即将其分母减去1,使之成为500/749,1000/749。这样一来,三分
损益律就倾向于平均律了。我们暂且把这种定律法称之为“749定律法”。
《淮南子·天文训》中定黄钟数81,计算中取整数值,它所计算得到的十二
数值与三分损益法稍有不同。朱载堉对此作了详细验证,其结果是,《淮南
子》或者采用了4舍5入的简便方法,或者采用了“749定律法”。因此,
朱载堉指出,平均律的定律思想,“非自古所未有,疑古有之,失其传也”。
这一有关平均律的起源问题,是朱载堉最早发现的。
朱载堉没有遵循“749定律法”这条思维线路而创建十二平均律,而是
打破了传统的律学思维和方法,提出了新的数理概念和计算法,创立了“新
法密率”——一十二平均律这一划时代的律学理论,解答了千年来的律学命
题,不仅给中国古代律学史的终端画下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而且也为世界音
律学理论开创了一个新篇章。
朱载堉创建新法密率时,提出了音与数的辩证关系,认为音与数要相吻
合,但又不可执一,之间可以变通。这就为他不用三分损益法提出了理论根
据。
朱载堉十二平均律理论的创立是合理的和必要的。一方面,由于“平均
律”命题的发生和近千年来不断地追求和探索,反映了古代律学家的强烈愿
望,对它的解答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明清两朝,学
术界通过表面的复古形式,对大量的古代经典进行整理、鉴别和考证,引起
了对传统文化的怀疑、批判和再认识。朱载堉对传统律学的重新认识、理解
和总结,以及进一步批判和扬弃以往律学从未摆脱“三分损益”生律法来追
求“平均律”的思维方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萌发起来的。
关于新法密率,朱载堉在《律吕精义》中清楚地写道:度量长度的标准
尺是起源于黄钟律的长度,因此黄钟正律的长度,也就是长度标准的一尺。
2
设一尺的平方(100寸 )为黄钟正律的冥数,那么,如果依勾股定律,以勾
2 2
10寸自乘,得100寸 为勾冥,以股10寸自乘,得100寸 为股冥。将勾股
2
二者冥数相加,得弦冥为200寸 。这样一来:
2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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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值为南吕倍律的数值。再将南吕倍律之值乘以勾10寸,乘股10寸,得三
次乘积 (即立方积)数值;然后将立方积开立方,得:
3 4 12
10×10×10 2 = 10 2 = 1。059463 (尺)
该值为应钟倍律的数值。十二律黄钟为始,应钟为终,周而复始,循环不止。
这是自然真理,就像 《易经》八封中的贞后元生、坤尽复来一样。因此,如
果要计算十二律中某律的数值,只要以比某律高一律的数值乘以黄钟正律10
寸,再除以应钟倍律数10。59463……寸,就可以得到某律。其它各律依此类
推。那里会有往而不返,不旋宫的道理呢!
朱载堉将表示八度音程的弦长比2开平方、又开平方、再开立方,得到
了2的12次方根的数值1。059463……。这个值就是通常所说的半音,我国
传统说法称之为应钟律数。然后,朱载堉将八度值2连续除以应钟值,累除
十二次,就得到了相应的平均律中八度内十二个音的音高。因为朱载堉将八
12 12
度值2累除以 2 (应钟值),因此,这个平均律实际上就是以 2为公比数的
等比数列。朱载堉将这个公比数称之为“密率”。现在,我们将朱载堉“新
法密率”的详细计算结果列于下表中。
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
倍律
律名 正律
计算结果 计算方法 今日音名
12/2 2
黄钟 1 2 2 C
2 11/ 12 1
大吕 0。9438741。887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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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只要利用他的方法、甚至搬用他的数据结果,就可以制出所期待的任一
种符合十二平均律的乐器如钢琴之类,而不管人们愿意取黄钟宫音的绝对高
度是多少。
朱载堉还经过多次检验,证明了“密率”在理论上的严密性、科学性和
正确性。为了检证“密率”,朱载堉还研制了“均准”测律器,并亲自校点
笙来验证“密率”。同时,他还提出了“异径管律”理论,为了这项研究工
作,亲自动手种黍、裁竹制管。这些都是他重视律学实验的例证。正由于严
密、正确的数理思维方法和重视实验的治学态度,保证了朱载堉计算“新法
密率”的精确性和合理性。
朱载堉的“密率”体现了一代代中国律学家的愿望,完成了人们长达十
几个世纪的宿愿。这项成就,在中国音乐史、律学史以及算学史上都具有划
时代的伟大意义。但由于中国古代的五声单音体系、民族乐器的音律设置,
再加上朱载堉创立“密率”的个人意图等因素,在当时的中国音乐实践中,
对十二平均律的应用不是很迫切,所以朱载堉的新律在当时音乐实践中并没
有推广使用。更为遗憾的是,昏庸、愚昧的封建朝廷当时只关心“八股举士”
的科举,当其中包含着“新法密率”的《乐律全书》呈献给朝廷时,竟遭到
了冷遇。对此,朱载堉早有预料。他的“新法密率”就像那愚昧社会中将要
脱胎的孩子一样,躁动母腹,急不可待,仿佛就要堕地大喊。而母亲在兴奋
一时之后更多地却又害怕他的诞生,她自信腹中孕育着一位天才、伟人,但
她却要勒紧身带,并为他的未来忧心忡忡。在三分损益律被崇拜为神圣法则
的时代,新法密率的诞生确实使朱载堉愁过于喜。
朱载堉创造的如此伟大的业绩,就连《明史》也将其拒之门外。这颗科
学和音乐艺术的明珠,就这样被埋没在知识荒漠的王宫殿堂里。尽管朱载堉
在他的书中一再呼吁:新法密率“盖2000余年之所未有,自我圣朝始也,学
者宜尽心焉。”结果,在他的音律理论创建后一个半世纪,却招来了大量的
谩骂和攻击。他们不理解、不理睬,更不能容忍朱载堉的“密率”。在他们
看来,古人没有说过的不能说,古人没有做过的不能做;创立新说,提倡新
事,就都是臆说,是大逆不道,密率就是对传统律学的背叛和反对。为此,
密率被定下了“十大罪状”,结果朱载堉的十二平均率落得了“宣付史馆、
以备稽考、未及实行”的结局。在朱载堉之后的300年中,对这项重要发明
的问津者竟寥寥无几。
朱载堉创建的十二平均律,虽然在中国没有得到任何重视和应用,但它
一经传到西方,便引起欧洲音乐界的震惊。在西方,直到18世纪前半叶,德
国作曲家巴赫才分别于1722年和1744年创作了上下两卷的《平均律钢琴曲
集》,充分发挥了十二平均律的巨大作用,以创作实践证明了这个律制的合
理性和优越性。在此之前,西方音乐为了求得这一音律体系,付出了不亚于
中国律学家为此付出的心血,他们不仅在理论上,还在键盘乐器上作了大量
实验。这一体系在西方音乐史上的确立,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开创了一个
时代的音乐语言和音乐风格,正当西方音乐家为他们的十二平均律理论和实
践的优越性感到自豪时,得知遥远的东方古国——中国早在1581年就有了十
二平均律理论——“新法密率”,他们对此惊讶不已。他们在这方面整整落
后了一个世纪!
德国声学家赫尔姆霍尔茨 (1821—1894年)这样说:“在中国人中,据
说有一个王子叫朱载堉的,他在旧派音乐家的反对声中,倡导七声音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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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度分成十二个半音以及运用变调方法,也是这个有天才和技巧的国家发明
的。”那么西方发明十二平均律,会不会受到传播到西方去的朱载堉的密率
的影响呢?著名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曾作过这样的评价:“朱载堉的著作曾经
得到很高的评价,他的理论在他的国家却很少付诸实践,这真是不可思议的
讽刺。……平心而论,在过去的300年间,欧洲及近代音乐确实有可能曾受
到中国的一篇数学杰作的有力影响,但是还没有得到传播的证据。与这个发
明相比较,发明者的名字是次要的。毫无疑问,朱载堉本人是第一个愿将荣
誉归功于另一个研究者的人,也是为要求优先权而最后与人争吵的人。第一
个使平均律数学上公式化的荣誉确实应归之中国。”
朱载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