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纳传 作者:儒勒·凡尔纳_2-第6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须严格禁止进入食品贮存库，这就成了一条法规。要让大伙遵守这条法规，就得安排岗哨。但如果不是头目，“谁敢发号施令？”考迪埃尔心里明白，“这群苦命人盼望他救助、规劝和作出决定，”“他迫于形势成了由大多数遇难者的默许所指定的这样一位头目。”他，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可大伙偏偏要将他变成主人。”倘若他一走了之，觉得背叛自己的信仰，这些苦命人将会遭受多大的痛苦啊！然而，在这种紧逼的情况下，必须要有一个头目来行使权力，但为什么要他当这个头目呢：“因为找不到其他合适的人，”水手长哈特勒普这样向他解释说。大伙赋予他的这种权力，他以作出有益建议的形式掩盖起来了。这些建议使移民们免遭冬季严寒的威胁。

　　接连发生的事故使他不得不进行痛苦的思索。他是一个“在盛怒之下会受神经主宰”乃至杀人的人；“人类为了控制自己野兽般的激情，果真需要借助一种有益的约束吗？”

　　粗野的共产主义者多里克及其信徒，打着“没有一件东西属于任何人”的幌子，“夺取了最好的位置，并逐步将一切他们认为合适的东西占为己有”。资本家帕特森利用一个酒鬼的恶癖进行盘剥。在这个严酷的冬季里，死亡时有发生，但幸存者始终无动于衷，各人都在庆幸自己躲过邻人的不幸，“这伙人的主要活动就是，扯开噪门作激烈而无谓的争吵”。“仿佛大自然在生命的胚芽里加入了要毁灭它所创造的一切这样一种卑微、专横的本能似的”，“这伙被迫陷入穷途末路的苦命人”的主导情感，“难道不正是那种潜伏着的相互仇恨吗？这种仇恨使他们为了鸡毛蒜皮的事而互相攻汗。”

　　作者的思绪引导他得出一些阴郁的看法：

　　同伴们的懦弱同样使考迪埃尔感到震惊……他们

　　是驯服的奴隶，随时准备执行别人给他们下达的命令。

　　他们从来不会主动地作点什么，总是让别人去为他们

　　作出决定。他终于无法否认，这种带普遍性的怯弱，使

　　少数人得以统治大多数人，并造成以牺牲被剥削者的

　　利益为生的少数几个剥削者。人类竟是这个样子？正

　　是这些不完善的法则，迫使他去深思，去发挥他的智

　　慧，以对付事物本身的天然力量；正是这些不完善的法

　　则，限制了一部分人的专横暴虐和另一部分人的奴隶

　　地位；正是这些不完善的法则，制止了仇恨的本能。如

　　此看来，这些法则是必要的吗？贯彻这些法则的权威

　　也是必要的吗？……在现实生活中，人类跟它得意地

　　凭空设想出来的理想的造物主大不一样。因此，承认

　　有必要保护人类，以免它受其本身、其缺陷、贪婪和恶

　　癖的危害，看来决非荒唐；既然各人都为自身的利益而

　　要求这种保护，那么，认为法规只不过如力学中的合力

　　一样，和解性地表达每一个人的愿望，也同样决非荒

　　唐。

　　考迪埃尔看破红尘的想法说明了作家晚年沉思默想的性质。接下来那段文字也正好反映了作家本人的忧虑：

　　考迪埃尔陷入了那个由束缚旧世界的各种规定交

　　织而成的罗网……他只觉得被一大堆法规、命令压得

　　喘不过气来……而这些法规的不一致以及它们经常使

　　人恼火的特征，使他看不清它们所包含的原则的必要

　　性。但此刻，跟这伙人混在一起，被命运安排在近乎原

　　始状态的环境中，他象一位俯身炉前的化学家那样，亲

　　眼目睹在人生的熔炉里发生的好几项连续反应……然

　　而，这位老人的内心正在发生激烈的搏斗。他虽然无

　　法阻止自己的理智的发展，但他那极端自由主义者的

　　个性正在进行反抗。他为连续发生的残酷斗争而心痛

　　欲裂。人的短处以及人在打破常规时所表现的软弱，

　　对考迪埃尔来说，或许仍然是使他感到惊讶的课

　　题，——尤其是关于财产的概念，始终还是一种信条。

　　谁都会理所当然地说，“这个是我的”；谁都会意识到一

　　种强烈的滑稽性——这种滑稽性在一位极端自由主义

　　的哲学家看来实在过于耀眼；谁都会意识到这样一种

　　奢望：一个如此脆弱终究要死去的人，竟然要为自己、

　　而且仅为自己垄断宇宙的某一部分……他那些火地岛

　　的朋友们……除自己本身以外一无所有，因此，对这样

　　一些理论或许会感到愕然。

　　智利允许奥斯特岛独立，对这政治家博瓦尔来说是一个夺取权力的大好时机。然而，那些最严肃的奥斯特岛人却要在岛上创办农垦场。“督政官”对任何事情均无预见，当冬季复始，创办农垦场遭受失败的人都纷纷躲回到营地里来，因而造成居民流动时，这位懒王也就被挤到一边了。饥饿和流行病迅速蔓延；那位政治家除鼓动人们去劫掠兴旺发达的农在外，找不到任何别的解决办法。但这么一来，挨饿的人更是有增无减。几个农场主奋起抵抗，击退了劫掠者；多里克趁机挑起一场暴乱；这场暴乱导致强者对弱者的残杀和欺压。考迪埃尔大概屈从于眼前的现实，不顾他们的反对，同意挽救这些丧失理智的人。于是，他组织了一支小小的武装队伍。他一出现，平静就恢复了。他甚至不再征求别人的同意，主动宣布自己为奥斯特岛人的首领；这场政变激发了热情。这位无政府主义者不自觉地成了个独裁君主！

　　他甚至不得不极其痛苦地采取他所厌恶的各种措施：进行搜查以重建食品仓库，征用财产，组织贸易，制定财产法；劳动成了一项法规。法庭、警察、金融以及公共工程，一项也没缺少，甚至还有监狱。

　　该岛的首府利贝里亚变成一个现代城市，智利政府甚至同意把合恩岛让给奥斯特国，由他们在那里设立一座高大的航灯，这无疑是考迪埃尔长期以来的一个梦想。

　　考迪埃尔曾因怜悯他的患难兄弟而牺牲自己对自由的热情，此刻，他认为事业已经完成，他可以解除自己的职务了，但一种新的考验又在等待着他。

　　因发现一块天然金块而引起黄金热。他试图将这种狂热平息下去，但没有成功；不仅奥斯特岛人全部变成淘金者而放弃各项有益的活动——这势必导致全岛经济的崩溃，而且领土也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淘金者的入侵。过不了多久，这些冒险家便大失所望，落到饥寒交迫的境地，于是只好进行劫掠，并成群结队地向首府涌去。

　　关于这些成千上万的骚乱者与奥斯特岛的民兵所发生的那场冲突，写得实在精彩动人。考迪埃尔不得不命令开火，当他目睹因枪杀而造成尸横遍野时，他心潮起伏，难以自制。在此期间，智利因受金矿的诱惑，派了一艘巡洋舰强迫奥斯特岛接受实为吞并的保护。在显示了他所掌握的军队完全可以对付智利的野心之后，考迪埃尔签署了一项协定，同意将开采金矿的权利让给邻近大国，但要保持奥斯特民族的自主权。在把权力让给他一手培养的一位年轻人后不久，他悄悄地驾着那艘破旧的小艇到了合恩岛。他成了他让人建立的那座航灯的看管人。“远离众人，但有益于众人。他将自由自在、形单影只地生活下去——永远生活下去。”作者告诉我们说，“在别的任何地方，他都无法忍受人生的重负。最令人悲伤的悲剧莫过于在思想上造成的悲剧……谁要是遭受这种悲剧……谁就会感到精疲力尽、侗然若失、被抛弃在他所建立的基础之处……”

　　这些话未免过于绝望，作者肯定将自身的感受也融汇进去了。在前面几页，作者描写似乎跟他一致的那位主人公的思想状态的那几行文字，不是已经表露了他内心的秘密吗？“他曾为自身利益而反抗任何约束，因此，要将自己的约束强加给别人，这对他来说始终是痛苦的……他被迫放弃自己的幻想，被迫服从于眼前的现实，勇敢地作出了牺牲，但在他的内心里，被放弃的幻想始终在进行反抗。”

　　这个人物的确是个诚实的无政府主义者，而正因为他心地纯洁，他才成为无政府主义者。言辞常常失去它们固有的意义，而无政府主义者这个字眼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恐怖主义分子这个词儿；而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叛者，他会杀人，甚至会用自己的行为否认他所依恃的理论，因为他既要推翻任何权威，又要以暴力施加自己的权威。他徒然地主张摧毁一切社会秩序，但事实上他只反对某种社会形式；这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所作所为，而是一个希望以一个政府代替另一个政府的普通革命者的所作所为。无政府主义这样设想，人必须摆脱任何监督，因为他相当明智，完全可以自己管理自己；在废除任何制度之后，人不再统治他的同类，并自觉接受各个人都会取得他在这个世界上应得的那份财富这种观念。没那么天真的共产主义同样在追求平均分配财富的目标，但它不相信人，不相信人的大公无私，因而认为这种结果必须通过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所实施的约束才能取得。这跟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是背道而驰的。没那么雄心勃勃的社会主义主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这就可能引起在财富分配上的某些不平衡。

　　很显然，考迪埃尔是怀着好感去看待共产主义理论的，但他的这种好感比共产主义者要少得多，因为，在贯彻这种理论的过程中仍追求个人利益的只是一些有缺点的人。事实上，他的组织不止在一点上效法集产社会主义，他坚持认为金矿是国家财产；他设想电力生产应作为一项公共服务；来往于该群岛两部分之间的那艘船属国家所有。他之所以把私有财产当作一种必要的弊病而让其存在下去，这并非根据某种学说，而是因为事实上这是促进各项活动的一种强大动力。归根结蒂，他的政府是以自由主义学说为依据的。这种学说渗透了社会主义思想，以致不难使人联想到十五年后列宁倡导的“新经济政策”；但他那个政策并不符合他本人的内心愿望；这只是一种实验的结果。

　　让·谢诺在他那部杰出的著作《从政治角度阅读凡尔纳的作品》中指出，尼摩是个“不屈服者的典型形象，在他身上同时体现了主张各国人民自由的1848年大革命的梦想，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以及不承认任何权威的极端自由主义。”

　　我倾向于认为，这正是作者的内心情感。皮埃尔·路易发现，这位作者是个“秘密的革命者”。在他满怀20岁青年的激情写给他父亲的那些信中，他不加任何节制地流露出这种反叛倾向。后来，由于生活所迫，他不得不有所收敛；在成为剧作者的年代，他只限于对他那个时代的社会进行冷嘲热讽。后来，对人类进步的憧憬使他产生了幻想。可是，在1886年，他不得不承认，“科学不应超越习俗”，“人类必须在掌握相当丰富的学说和变得相当明智的时候，才不致于滥用科学。”他通过罗比尔的口说，“未来的科学”能改变世界的社会和政治状况。

　　1894年——这是《约拿唐号遇难者》的故事情节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