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传-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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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当时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物之一，是否有机会「欣赏」基层干部朱熔基，尚待考证。但作李富春的理论助手的说法应是可信，至少两人极为熟稔。
还有一种说法是朱熔基上调进京，与高岗没有太多关系，而是李富春在一九五二年八月，从东北地区卸任进京时将朱氏带去的。
无论是高岗还是李富春最早看好朱熔基，从中共公开公布的朱氏简历和中共家计委筹组时间、经过来分析，朱熔基应是被这两个人或其中之一指名调进北京的。
中共公布的朱氏简历只介绍他在东北工作时担任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五二年调入国家计委。而中共国家计委正是由高岗和李富春等人主持筹组，於五二年十一月正式成立的。筹组国家计委的过程中，高岗和李富春分别从东北地区点名调了一批干部进京。
当时，东北是中共的「老解放区」，早在中共建政之前，其东北人民政府即已经积累了几年的经济建设管理经验，从东北调一批既懂经济，又有一定工作经历的专业干部进京，也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的愿望。
如果朱熔基步入中共政坛之初，果真是李富春提出之结果的话，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玩笑。因为朱熔基自当了中共副总理後，无论中共内部还是海外政治评论界，都是把他当成李鹏克星看待的，而李鹏当年发迹的基础也是李富春为其奠定的。
一九四八年，中共决定派出一批经过中共自己的学校，培养一段时间的干部子女和烈士于女到苏联留学。当时，因为李鹏已经正式参加了工作，在东北一家油脂工厂任党支部书记，同时也可能是因为他的养父周恩来，不愿意出面为他争取更多的利益，所以最初拟定的留苏名单上并没有李鹏。但李富春和他的夫人蔡畅，力主将李鹏也送去苏联，这才有了李鹏後来的一段留苏、回国从事水电方面的基层领导工作等经历。
引蛇出洞的政治手段
李富春同周恩来一样，早在二十年代初留学法国期间，与李鹏的舅父赵世炎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赵世炎死後，李富春自然也要同周恩来一样，对烈士的後代恩爱有如。
从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开始，中共政权在毛泽东亲自指引和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全部中共核心人物的大力支持下，全国城市范围内发动了一场旨在「引蛇山洞」的「反有」运动。
运动一开始的斗争目标，还是针对党外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民主人士，所以当时身为中共党员和国家政府机关干部的朱熔基，并没有感到这场运动会对自己有什麽威胁，照样像过去一样，一边为李富春等国家计委领导人起草有关经济政策的文件，执笔有关经济理论探讨的文章，一边在一些宏观经济理论问题上固执己见，不时在会议上或同事之间，发表一些反对经济冒进，反对制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宏论。
反右斗争进行了一个月左右，七月二十八日的权威党报（人民日报）突然刊登出一篇题为《反右派斗争是对每个党员的重大考验》的社论，自此，党内「反右」即告开始。
该篇社论中说：中国共产党内也有右派，这些人从来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早在过去的岁月里，就与党外右派狼狈为奸。
於是，朱熔基所在的国家机关党委，根据这篇杜论所定的调子，开始了抓国家机关的党内右派的运动布署，要求人人过关，大搞「深挖」。
同年九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份题为《中共中央关於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宣称已经统计出党内右派三千多人。
此时的朱熔基尚还不在这三千人之列。但是，由於共产党的官方舆论工具不断呼吁为「保持党内纯洁」，「要战胜温情主义」，朱熔基所在的国家计委主任办公室开始有人「打破情面」了。平时与他意见不和者把他的「白恃才高」、「自以为是」、「目无上级领导」等表现都当成右派罪状罗列出来，而他平时「固执己见」和「好提意见」的行为更是「向党进攻」的最直接表现。
也可能是李富春等国家计委领导人出於保护朱熔基的目的，把他的主任办公室副处长职务免去，但同时又任命他为国家计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表面上看是「平级调动」，但实际此举意味著他不适合在中央领导身边工作（当时李富春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兼任国家计委主任）。
在劫难逃
形势发展到五七年九月，《人民日报）於十一日以头做头条重要位置再次发表社论说：党内和党外的右派分于，在性质上没有什麽不同，都是反人民和反社会主义……党内有了右派分子，对我们党和革命事业的危害就更加严重……如果在我们党内容许右派分子存在，他仍就会同党外右派分子串通起来，从内部来打击我们，从内部来反对我们。
在这一杜论的号召下，党内反右斗争进一步升级，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及事业单位，都定下了必须完成的抓「右派」指标，谁超产谁光荣。在这种情况下，朱熔基终於在劫难逃。虽然说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检查和大小会的「批判帮助」。
共产党当年的反右斗争首际上是进行了两次，第一次是五七年六月到五八年四月左右，第二次是五九年的所谓「反右倾」运动。两次「反右」运动中，到底整肃了多少无辜，到底有多少人与朱熔基同命相怜？对於这些数字，就是以「拨乱反正」相标榜的邓小平政权，也从来不敢公开对外公布。
由大陆数位青年党史工作者，集体编写的《中国「左」祸》一书，於九三年二月由北京胡华出版杜出版，书中所提供的这方面数字，远超过一般人的想像。因为书中内容完全是来源於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史室等单位的原始资料，所以应该是最接近事实的。
在《中国「左」祸》面世之前，中共公开的有关资料（如九一年公开出版的由廖盖隆等人主编的《当代中国政治大事典》中已经正式公布了当年被正式戴上「右派分于」帽子的人数总共有五十五万余人，但从未披露当时末被正式戴上帽于，实际上却同戴了帽子的「右派分子」遭受同样命运的被整肃者数字。
《中国「左」祸》一书披露：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实际上一直持续到一九五九年才告结束，期间经历了抓党外右派、抓党内右派、抓军内右派和反右倾等几个回合。
第一个回合从所谓「引蛇山洞」的「阳谋」开始，整肃的对象绝大部分者是「猖狂向党进攻」的「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时间是五七年下半年。在此後二十年的复查中，陆续被摘帽者人数多达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
到一九八零年五月的统计，被摘帽者人数达五十四万余人，当时的说法是：剩下的一万人继续甄别。不久，又宣布这一万人中只有九十六人不予平反。
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加九十六人，总共是五十五万二千九百七十三人。这就是至今为止能够统计到的被戴了「右派分子」帽子的总人数。
荒唐的是，当年负责这场反右斗争的重要主事者之一，现中共首际最高负责人邓小平至今还在坚持说：关於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错误在於扩大化」可是，如果我们用五十五万二千九百七十三这个右派总数，除以九十六这个「名符其实的右派」人数，所谓「仅仅是扩大化」，竟一下子「扩大」了五千七百六十倍。
戴帽子右派和未戴帽子右派
关於末被直接戴帽子的党内右派的具体数字，书内没有具体统计数字，只是说「在党内反右斗争中，广大的普通党员所遭到的迫害和打击在数量上是极其惊人的」。「大批党政干部「下放」到农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另有数十万党员受到各种各样的纪律处分。至於那些被划成「右派」的党员和非党右派一样，遭到拘禁和强制劳动」。
从古中所披露的这些事实看，中共在整个笫一场反右斗争中，党内党外的所有被整肃对象，即在这场反右斗争过程中被拘禁劳改或发配变相劳改的人员（戴帽子右派和不戴帽子的右派），应该说大大超过了外界所披露的最高数字：五十五万。
前面所列出的反右斗争中被整肃的人数还不算惊人，更惊人的是接踵而来的「反右倾」运动中的整人数字。
在一九五九年继批判彭德怀之後所进行的所谓「反右倾」运动中，主要是整肃大批中共各级机关干部和各类学校中的知识分子，後来就连农村不脱产的基层干部也捎带其中了。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军委总政治部《关於划分右倾机会主义的标准和处理办法》，此後即成为全国通用的标准。
过去，中共党史资料中一直是强调中共在这次反右倾运动中规定重点批判的人数应该控制在党员人数的百分之一以下，但到一九六二年中共进行所谓甄别平反过程中统计出：在反右倾斗争中被重点批判对象，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竟达三百六十五万，占其当时全部党员总数二千六百万的百分之十四强。
另外，历时仅仅半年时间的反右倾运动，如果加上全国各地农村基层被整肃的人数，大概要在二百六十五万的数字上翻上几翻，因为二百六十五万仅仅是被整肃的党员数字，而农村生产队一级的不脱产干部，相当一批不是党员，而被整肃的农村的富裕中农和上中农，绝大部分都不会是党员。
《中国「左」祸》一书中透露的反右倾运动时的军中整肃情况，更是第一次被公开曝光。书中说：五九年庐山会议整完彭德怀後，军内直接划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千八百四十八人，另外以「中右」、「二类」、「三类」划限整肃的达一万五千四百六十四人，总数达一万七千二百一十二人。
中共从五七年六月开始的反右斗争，虽说是在五八年九月宣布结束的，但此时还在继续补划右派，并在少数民族地区结合反右运动开展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另外，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还发动了所谓「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农村「整风整杜」运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等等，而紧接著进行的反右倾运动实际上是反右斗争的继续。
五十五万分之一的受害者
从五七年下半年到五九年底，短短两年半时间内，中共政权的全部整肃对象到底有多少？虽然《中国「左」祸》一书中也还没有提供出一个总数，但根据书中内容进行简单相加，应该说超过了一千万人？。如果再加上这些被整肃对象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上受株连的家属，数字就更是触目惊心了。
由大陆出版杜公开出版发行这样一部如此大胆，揭露出如此触目为心的残酷事实的中共党史读物，自然会让中共党内的僵化分子恼羞成怒，例如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对公开出版这样一本著作，即非常气愤，认为其中内容是「全盘丑化共产党」。
关於朱熔基对这本书的态度，有的报导说他比较支持万里的意见，认为书中的内容只要是事实就没有理由查禁。也有报导说因为朱熔基本人在当年的反右斗争中深受其害，现在反而不便在是否查禁这本书的问题上公开表态。
搞所谓的「大鸣大放」运动，本来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