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传-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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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朱熔基的简历中提到他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参加工作」，想必是已经在当时的清华大学里担任了共产党外围组织的负责工作。而他的这一经历，对於他晋升中共高层，并在中共高层中与其他人比资历的时候还是十分有用的。
对於朱熔基来说，如果在个人简历中仅仅说明自己是一九四九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话，很容易被人认为是「不勇敢」，因为当时中共已经基本取得了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权并正式建国。而强调「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参加工作」给人的印象就不一样了，因为一九四八年的北京还处在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之下，所以这个时候接受共产党的「红色启蒙」是做好为共产党的事业流血甚至牺牲之准备的。
在现在中共央政治局的七名常委中，江泽民、李鹏、乔石和刘华清都比朱熔基「参加革命」的年代早，而李瑞环和胡锦涛比起朱熔基来则是「革命晚辈」。
如果仔细分析中共十四大以後公布的中央领导人简历的话，就会发现至少江泽民和李鹏的俩历中，都强调了他们在正式加入中共之前即已经「参加工作」。江氏的简历中介绍他是一九四六年四月加入中共，但「一九四三年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而李氏的简历中介绍他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入党，但却是「一九四一年三月参加工作」。事实上，李鹏一九四一年三月，只是刚刚被其养父周恩来从重庆接到中共根据地延安读书而已。
江泽民和李鹏之所以要刻意把自己的「参加工作」时间，提前到入党时间之前，主要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属於「抗战干部」之列。
按照中共政权对干部的资历划分，分别分成「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後」。所以无论是朱熔基还是江泽民和李鹏，因为强调了自己在入党前即已经「参加工作」，就等於分别将自己的「革命资历」提前了一个时代。
革命资历的强调
在这种事情上如此认真，可能会被未能深入了解中共政权之种种特征的「局外人」看成是「小题大作」，其实不然。以中共提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为「不再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老干部规定出了种种优厚待遇一事为例，如果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前「参加工作」者，「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後，叫「离休」，且仍然享受在职工资的百分之一百。而在四九年十月一日之後「参加工作」的，退下来以後则叫「退休」，而「退休」工资最高也只能拿到原工资的百分之九十。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即大陆的所谓「国家干部职工」在填写档案中的个人简历材料时，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为一个明确界限，在这个时期界限之前，只有具备了为共产党工作的经历才能是「参加工作」（与「参加革命」的说法是同义词）。
至於在这个时间界限之後，因为整个中国大陆已经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只要是当了一个公有制企业的工人或普通党政干部就算「参加工作」。比如李瑞环的「参加工作」时间是一九五一年七月，当时他是刚刚扔下锄头换了把斧子，从天津农村进北京当了一个建筑队的木工，其入党时间则是在一九五九年九月。
胡锦涛的简历上则写明是一九六五年参加工作，一九六四年四月入党。原因是他刚刚入党时还是个清华大学的学生，而大学生在学习期间不算「参加工作」除非你是从工作岗位上进入大学学习的所谓「调干生」。
清华大学虽然是个理工科学府，但由於该校在抗战结束之後至中共和平占领北平之前一直是中共在北平进行地下活动的主要据点，一度有所谓「小解放区」之说，所以当时的在校学生担任中共赤色学运负责人者不是少数，当年参与中共学生运动的经历，自然成了日後活跃於中共政坛的重要资本。
清华大学及当时北平其他大学里有朱熔基同样的领导或参加赤色学运经历者，不少都成为日後的中共的重要领导人。比如已经在中共十四大时下台的中共著名左派、前国家教委第一副主任（现职为第八居全国政协常委）何东昌：在十四大上由原来的中央候补委员晋升至中央委员的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现国务院国务委员兼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彭佩云；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现职为第八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锡铭；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现职为国务院电子工业部部长）胡启立；现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任建新等。
至於已经离休或「退居二线」的中共高级干部中，出身於当年北平学生地下党者，更有数百人之多。而当时包括朱熔基在内的这批中共赤色学运分子的领导人中，现在还身居中共政坛高位的有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
中共「清华帮」的代表？
朱熔基进入中共政权的核心层後，海外即有评论称他为中共政权内「清华帮」势力的典型代表。原因是中共高层中，除了上文已经介绍过的清华大学出身者外，还有一大批是中共建政以後陆续从清华毕业步入中共政坛者。
因为中共政权从邓小平时代以後开始著力提倡干部「四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再加之随著时代的久远，靠「打天下」之功劳权居高位的大批「工农干部」已经辞世或离退，所以如今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中，绝大多数无论是否真正具备所谓「四化」标准，但仅仅从学历上看，应该说是大都实现了「院校化」了。那麽，如果以他们所毕业的院校划分的话，出身於清华大学者肯定是比出身於其他各校的都多。
早在五十年代，清华大学因其在整个大陆的学术地位，再加之当时中共又下令在该校设立了一批与现代国防科技密切相关的「高、精、尖」专业，该校又一度成为中共高干子女云集之地。
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女刘涛、贺龙元帅之子贺鹏飞、曾任中共外交部长的乔冠华之于乔宗淮，和中共元老陈云之子陈元等一大批「太子党」成员都留在该校入读。加上中共近年来重视提拔技术官僚，使清华大学成为培养当今中共高干最多的学校。
与清华大学齐名，以文科为主体的北京大学培养出的人才中，反而较少有人出任中共高官。北大的人讽刺说，清华大学的学生思想循规蹈矩者多，较符合中共选拔人才的标准。北大人则自由开放，不习惯买当权者的帐。
大陆民间有现在国务院由「留苏派」和「清华帮」控制的说法。「留苏派」的代表是李鹏，有人也因为江泽民去苏联学习过而把他也算做「留苏派」的典型代表，而「清华帮」的代表是朱熔基。
九三年七月初，因为曾有留苏背景的中共国务院国务委员李贵鲜兼任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职务被免掉，而由主持金融、财政治理整顿工作的朱熔基兼任这一职务，於是海外媒介再次掀起了一场「留苏派」被「清华帮」击败的宣传热。
虽然这种划分无疑是过於简单，但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如今云集中共政坛，且有多人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均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对於朱熔基今後的「政治生态」或许有一种微妙的效应。
清华帮声势浩大
在中共高干中，四、五十年代毕业於清华大学者，除朱熔基和前面已经介绍过的人员以外，还包括中共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艾知生（五零毕业放土木系）、前机械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康仲文（五二年毕业於机械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张万欣（五二年毕业於化工系）、前天津市副市长张昭若（肄业）、化学工业部副部长王氓（五零年毕业於化学系）、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龚育之（五二年毕业於化学系）、滕藤（五一年毕业於化工系）、前中共教育部长和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蒋南翔、航天工业部部长林宗棠（四九年毕业於机械系）等。
六十年代毕业於清华大学者，则有中共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六五年毕业於水利系）、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市委书记吴邦国（六七年毕业於无线电电子学系）、国家安全部部长贾春旺（六四年毕业於工程物理系）、国务院副秘书长李世忠（六三年毕业於电机工程系）、上海市市长黄菊（六三年毕业於电机系）、前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杜钰洲（六六年毕业於清华大学建筑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白大华（六七年毕业於动力机械与农业机械系）、贵州省省长陈士能（六四年毕业於工业化学系）、青海省省长田成平（六八年毕业於土木建筑系）、国内贸易部部长张皓若（化工系）、江西省省长吴官正（六八年毕业，动力系研究生）、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六四年毕业於工程物理系）、国家计委副主任曾培炎（六二年毕业於无线电系）、贵州省副省长张树魁（六四年毕业於无线电电子学系）、海军副司今员贺鹏飞（物理系）、武汉市长赵宝江（六六年毕业於建筑专业）、国家经贸委副主任赵维臣（六二年毕业於机械系）。
七十年代初毕业於清华大学者也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元（七零年毕业於自动控制系）、中共驻芬兰大使乔宗淮（物理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延东（七零年毕业於化学系）、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刘泽彭（七零年毕业於自动控制系，後转任国务院侨办副主任）等。
还有一个偶然的巧合是，中共十三届中央政治局的六名常委中，有两名是清华出身，一是姚依林，二是宋平。此二人三十年代都在清华大学的中共地下党里从事学运领导工作，而在政治局常委内的分工则是姚依林管经济，宋平管党务。
在十四届中央政治局的七名常委中，又有两名为清华出身，朱熔基和胡锦涛，而此二人也是一个管经济，一个管党务。
所以，在中共「文革」前一度被称为「第二党校」的中国人民大学里有人感慨道：我们学校历来是为党和国家培养干部的学校，既有经济方面的专业，更有政治方面的专业，可是我们学校出来的学生怎麽不如清华出来的学生有官运」
从红色青年到反党右派
一九五一年，朱熔基靠奖学金读完了清华大学，毕业後被分配至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担任计划室副主任。这个职务相当於中共政权官吏等级中的副科级。虽说起来不是很高，但比起朱熔基祖父初入官场所担任的录事之职，也还是进了一步，况且这一年朱熔基才二十三岁。
一位前中共国务院的干部透露，在东北工作期间，时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和副主席李富春都对朱熔基十分欣赏。五二年十一月，高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将朱熔基调进计委燃动局和综合局工作。五四年九月，李富春接替高岗，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朱熔基即当上了主任办公室的副处长，实际上是给李富春做秘书工作。
高岗当时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物之一，是否有机会「欣赏」基层干部朱熔基，尚待考证。但作李富春的理论助手的说法应是可信，至少两人极为熟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