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传-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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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著名政治评论家丁望在其文章中说：宪制方案的「建议」扩大有限度的民主，不仅有利香港过渡期的安定繁荣与群众的「民主参与」，也可为未来特区建立「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的基础，对实行市场经济後的中国大陆具有示范性的价值。假如「老佛爷」（指邓小平）和北京领导有宽广的胸怀，同意实行极有节制地民主政制改革，香港绝不会引起不稳定或动乱。
丁望的这番评论应该说代表了香港民主派的观点。虽然朱熔基在英国所表示出的「严正立场」并不一定是他自己的真实意见，但这种事情自然是谁在台上表演谁就招骂，就像「六四」开枪后，最招恨的不是邓小平而是李鹏一样的道理。
如此说来，朱熔基进中央政治局的第一个政治表现，起码今香港的民主派有些失望，今后在香港，关於朱熔基是中国的戈巴契夫和叶尔钦的评价，也会因此而减弱。
会不会出师未捷身先死
如果仔细检视朱熔基从出任上海市长到如今的这段历史，注意观察他的每一项活动，就不得不相信，此人的确是一个政治野心极强，同时也的确有能力、有才干的中共领导人。
但也不得不承认，他也是一个极富有责任感的中共领导人 无论是对中国老百姓，还是对他所效命的中共政权本身。所以有上海的记者评价他说：「这是一个一心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的共产党领导人。」
自朱熔基到国务院出任副总理职务後，立刻开始了陆续到全国各地视察的活动。两年半时间以後，他的足迹几乎踏过了中国的每一个省级行政区域。
在东三省，他为解决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所面临时的最大困扰之一：「三角债」问题通宵达旦地听汇报、读报表，商计对策；在湖北，他身著工装，与当地干部一起踏着没膝的污水慰问遭受暴雨灾害的工农群众。在四川，听到农民抗议打「白条」的呼声，他痛斥鱼肉乡民的地方官僚，不但没有党性，简直缺乏人性。
在山西，他看到露天积压的大批煤炭因为铁路运输紧张而长年风化自燃，痛心无比地说，你们是否知道，现在华东等缺煤的地区因为能源不足，不知有多少家企业限产甚至停产？说到这里，朱熔基满脸是泪，在场的干部工人无不为之动容。
每到一处，朱熔基从来是视察轻车简从；吃饭绝不准有宴席。有地方干部送上土特产，他拉长了脸问：你一个月的工资有多少钱？怎麽买得起这麽贵的东西？所以你们要麽是花公款送礼，要麽就是鱼肉人民，白吃白拿。
山西省著名的大寨村，过去是毛泽东亲自树立的典型。改革开放後，这里虽然不如过去吃香，但大寨人仍然是居「功」自傲。朱熔基到了这里以後，很不客气对党支部书记郭凤连说：过去一个副总理到这里来，给你个几十万、几百万是可以的。我现在一块钱也没有，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靠自己来干，靠自身发展起来，典型不是树起来的，是干起来的。
当郭凤莲汇报到该村兴办铁合金和糖醛厂碰到困难时，朱熔基很不客气地说：「大寨就这麽点家当，你所办的事情也只能是那麽多。你搞的太多了，没有一个重点，没有一个计划步骤，把摊子铺开了，一件也办不成。铁合金全国滞销，包括在国际市场也滞销，你再搞这个东西不合适。而且你的规模很小，人家都是十万吨，几十万吨的大厂，你怎麽和人家竞争？糖醛也是积压，这样的东西不要搞。如何帮助你们，我们回省里去研究，但是都很难救活你。救活了你，这也不是经济的办法，是行政的办法，那个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
获得邓小平全面肯定
虽然仅仅是批评一个小小的大寨村，但是由小见大，人们可以由这件小事里，看出朱熔基为政确实是踏实务实，坚决反对好大喜功，更反对许多中共领导人习以为长的 所谓「不但要算经济帐，还要算政治帐」的做法。
各地巡视一圈後，朱熔基为全国的经济形势，尤其是大中型国有企业，面临濒危困境深感忧虑。
他在列席政治局会议时，不顾自己当时还只是个中央候补委员的党内身份，大声急呼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如果再不转换经济机制，中央如果仍然迟迟在这个问题上，拿不出决策，共和国的这点家底，就会毁在我们这一代领导人手上。
虽然有人说他如此表现过於狂妄，但邓小平通过视察首钢，却非常赞成朱熔基的想法。
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朱熔基决定，要把国务院《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济机制条例》，赶在中共十四大之前出炉。按照朱熔基的想法，制这个条例，就意味著从地方到中央的许多政府管理部门，要丧失掉相当一部分权力，甚至有些部门，根本就没有必要继续保留。
为了说服那些一听放权就如丧考妣的官老爷们，朱熔基不得不亲自主持了十四次会议，反覆讨论条例的细则。事後朱熔基曾解释说：「我之所以十四次主持讨论，就是为协调。各个部门争的很厉害，我常常是先发脾气，然後道歉。」
九二年七月，朱熔基终於如愿以偿。但是，因为这个条例，朱熔基不知得罪了多少国务院部门的干部。
曾有一位中共国务院官员九一年底和九二年底两次到西方访问，谈到朱熔基时，完全是截然相反的态度。九一年底他评价朱熔基「前途无量，功到自然成」；九二年底他评价朱熔基「只会骂人，不会「玩儿」人，早晚翻球」。
所以，朱熔基内心很可能是真的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在国务院系统和一大批地方官僚面前失去「人心」。
有人评析说：在共产党经过四十多年的人才「负筛选」制度，而形成了庞大官僚体制面前，朱熔基从进入国务院第一天，就如同陷入了一个完全没有埋设规则的地雷区。所以，即使他希望自己在将来的一天成为「中国的戈巴契夫」，却可能像胡耀邦和赵紫阳一样「出师末捷身先死」。
与江泽民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车」
得罪过太多的国务院和地方干部，以致幕後运作的「倒朱」暗潮，已经出现了几回。这是朱熔基今後仕途上所面临的第一大风险，而朱熔基所面临的第二大风险，则是江泽民和李鹏，至今与他面和心不和。
朱熔基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後，许多人分析此举标志著「上海帮」主掌中共政权，其实这是一种非常牵强的分析。早在江泽民和朱熔基共同主政上海时，他们的一位下属，就曾用大陆流行的一句戏言形容他们两人的关系，阿朱和小江「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车」。
「上海帮」论者，首先从籍贯上把钱其琛、邹家华都列为「上海帮」，殊不知邹家华只是父亲原在上海出名，而本人原籍并非上海，且邹家华也从来没有在上海学习和工作过。而钱其琛也只是在上海从事过中共建政前的地下学运，中共建政後，则长期在北京中央政府系统工作。
持这种分析的人，又根据朱熔基和江泽民曾一同在上海共事，作为其「上海帮」主政的论据。但如此分析，中共十四届政治局里当时至少还应该有天津帮，因为李瑞环、李岚清、谭绍文都来自天津。也还可以有甘肃帮，因为乔石、胡锦涛、温家宝，包括原来的政治局常委宋平，都曾在甘肃长期工作甚至就是从甘肃起家。
「上海帮」的难以成立，还因为朱熔基与江泽民，在上海时的相互配合谈不上默契，而他与邹家华在第一副总理的人选上，更是「一山容不得二虎」的对手关系。
在个人气质、性格、工作作风等方面，江泽民与朱熔基都有很大的差别。即使过去两人同时主政上海时，在处理上海工业生产和治理上海的环境等方面，朱熔基都大不同於江泽民的措施和方法，这也是为江泽民所不悦的。
一位中共上海市委官员说，待到朱熔基在市民中威信越来越高时，朱熔基似乎忘记了自己同江泽民在党内地位的明显差别，而分庭抗礼起来。
每次，在江泽民去基层视察有消息传到市政府，朱熔基立即也会下去基层，并在第二天报纸上与江泽民一样有新闻、有照片。因为朱熔基与市民关系亲密，他下基层後，许多工人会争著同他握手、合影，鼓掌欢迎他，而江泽民则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因此在新闻报导的现场描绘中有明显差异，江泽民看了非常不满意。
後来，上海市委办公厅和政策研究室专门给几家报纸发了文件，强调两个领导的宣传规格要一样，「不能扬朱抑江」，如果江泽民与群众在一起的时候，群众没有鼓掌，没有争著握手等情节，则要把有关朱熔基新闻稿中有这类描绘，一律删除等等。这即使在芮杏文、江泽民争斗时，也没有过这样的文件。
瑜亮心结
朱熔基到北京工作，由於是邓小平钦定，江泽民似乎末曾表示过反对意见，甚至在一些公开场合还赞扬过朱熔基。但这并不等於像外界揣测的那样，江泽民希望与朱熔基联手，以「江朱体制」替代「江李体制」。
自九三年四月李鹏病休後，朱熔基全面主持国务院工作，自然在中共媒体上的曝光率极高。在此之前，因为海外对中共领导人的追踪报导就从来是「扬朱抑江」，以致江泽民心里有气又说不出口，所以江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让朱熔基在中共自己的媒体也处处领先。
七月五日朱熔基主持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要「坚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於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决策」，这本来应该是中共当前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所以按照惯例，这种新闻，应该是在党报头版头条。
但因为当天江泽民，参加了一个各省区市党委政研室主任座谈会，江泽民办公室就指示：「总书记关於「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重要讲话内容，在报纸的位置上不能低，要放在头条。」
谁都明白，江泽民的这个「重要讲话」，其实就是覆述了毛泽东的一句原话。另外，这句话就同「没有水就没有鱼」同样性质，谈不上什麽「重要」。但《人民日报》等大报编辑人员，接到总书记办公室的钦旨，也只好违背新闻常识，把江泽民的「重要讲话」放在头条，朱熔基主持会议的内容只能屈居第二。
仅从这样一件小事，就足可以看出江泽民无时无刻都在与朱熔基斗法。所以，即使因为李鹏激流勇退或因久病不愈，而让朱熔基尽快登上中共宰相宝座，江、朱二人也成不了如江、李那样的「体制」。就如同当年的赵紫阳和李鹏一样，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至於李鹏与朱熔基的关系就更加微妙。虽然邓小平在决定中共十四大领导人选时，李鹏和江泽民都已经表示「完全同意小平同志的安排」，但这不过是「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九二年六月底，邓小平和陈云曾就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组成，各拿出一份增补人选名单。邓小平的名单是：田纪云、刘华清、李铁映；陈云的名单只有邹家华、刘华清，因为当时他还建议宋平留任。此後，双方开始讨价还价，从最後达成的妥协结果中，即可以看出中共高层矛盾斗争的激烈，更可以看出邓小平的老谋深算。
李鹏的心事
事实上，陈云拿出的方案也是江泽民和李鹏的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