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传-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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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上，朱熔基在到上海之前，即使是像有些人士所评价的，只是属於「计划派阵营中的开明派」，但他到上海工作後，仅仅是从地方本位主义的角度出发，也会自然地站到力图使经济改革形势向计划经济复辟倒退的李鹏等人的对立面。
九零年上半年，李鹏曾力主向地方收回已经下放的「部分财政自主权。为此，邓小平深为不满，於是委派杨尚昆到广东和上海各跑了一趟，分别向叶选平和朱熔基打了招呼。
叶选平和朱熔基得了邓小平的上方宝剑後，即在九零年八月左右的一次国务院会议上，公开顶撞李鹏，坚决不同意中央向地方收权。在他们两人的带动下，包括北京地方领导人，也纷纷表示了对中央收权的不满。
据说，叶选平曾在这次会议上表示说：「中央财政吃紧，可以向地方借嘛。」李鹏听了这种话心裹当然不能受用，恼羞成怒地喊了一句：「中央也不是叫化子。」
由此可见当时中共内部在改革和反改革问题上，斗争激烈。过去，外界都以为邓小平学习毛泽东以南方压北京的办法，是从九一年春季上海的「皇甫平」文章开始的，实际上邓小平的这一招从九零年下半年就已经显灵了。
因为有了上海市委书记兼上海市长的朱熔基公开顶撞李鹏，再加上从九零年四月开始的浦东开发，上海是「计划经济大本管」的形象开始改变。
大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涟先生，一九九二年六月在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校区举行的第七届年会上发表的主题演讲中说：自一九八九年下半年起，中国政府一方面用行政和经济方法控制货币供应量，来实现价格稳定，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派和经济工作领导人决定，要把全国经济拉回到计划经济为主的轨道上去。这里的「经济工作领导人」当然指的李鹏。
吴敬涟认为∶中国经济在九一年下半年起开始复苏，带头的力量是非国营经济。这两年来，中国的出口增长极为迅速，都是靠民间经济和外资经济。所以大陆流行一句话：「经济繁荣，一靠老外，二靠老乡。」由此可见，中国经济要进一步繁荣，只有去扩大非国营的市场经济。
吴敬涟先生说：因为「国营和非国营两个部门效率差别如此鲜明，使想把已经改为市场经济部分，重新拉回到计划经济的努力，不得不向後退却，最後承认失败。」
朱熔基是「皇甫平」的二老板
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李鹏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从「当家才知柴米贵」的角度出发，也不得不改弦更张，放弃向计划经济方向「开倒车」的努力。但是，当时控制大陆意识形态部门的一批左派理论家，却按照他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习惯思维，为了所谓「反和平演变」的政治需要，更加紧了对经济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攻击。
一时间，经济特区被指责为「和平演变」的「温床」；股份制被指责为「私有化潜行」；企业承包被指责为「瓦解公有制经济」；引进外资被指责为「甘愿作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连邓小平也被暗喻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
就在这样一个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政治高压形势下，爆发了着名的「皇甫平」事件。
「皇甫平」是个写作评论文章的笔名，因为文章出自上海，刊登在上海的报刊上，所以人们都明白这是「黄浦江评论」的谐音。
有一则消息说，一九九零年底邓小平在离京之前曾说过这样的话：「我现在讲话没有人听，这样下去，我只有到上海，到上海发表我的文章。」
无法核实这则传闻，但九一年上海《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引起了海内外广泛注意，似乎从某种意义上印证了这些文章与坐镇上海的邓小平的关联。
三月二日，皇甫平的评论文章题目是《改革开放应有新思路》。该文章指出：九十年代的改革没有新思路、新招数不行，为此，关键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是我们须臾不可分离的法宝，改革开放是上海摆脱困境，求得振兴的唯一出路。」
三月二十二日，皇甫平发表了题为《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一些》，公开提出：「邓小平同志对九十年代上海的开放寄予厚望，上海要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浦东开发要更快更好更大胆。」
随後，皇甫平又发表文章，阐述要提升对经济体制改革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干部，并抨击「两面派」和「骑墙派」。「那些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姓」、两面派、骑墙派一类角色，毫无疑问绝不能让他们混进我们的干部队伍中。」
皇甫平的文章出台，被视为南北在政治斗争、政策取向和权力利益之争的公开化，是经政派从上海仰攻北京的「北伐」。
据知，无论是「皇甫平」文章的出笼，还是朱熔基上调，包括邓小平九二年的南巡，都有邓家子女在其中运动，而在「皇甫平」文章和朱熔基上调的问题上，现任中共国家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的邓小平次女邓楠，则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邓楠的影响力
九零年春邓小平趁到上海过冬的机会顺势考查朱熔基，邓楠既是陪同者，也是策划者。据接近邓楠的一位朋友透露，邓楠向父亲推介朱熔基时说：「朱在海外的形象很好，起用他有利於打开僵持的国际空间。另外，朱熔基这个人作风正派，工作很有魄力，很有实干精神。他来上海以後，不但使上海的各方面工作有很大起色，而且也深得人民群众拥护。」
就在这次上海过冬的二十多天里，邓小平接连召见朱熔基数次，就浦东开发等问题徵询他的意见。当然，老谋深算的邓小平不动声色，当时并未向朱熔基「交底」，压根就未提要上调他的事。
智商程度并不比邓小平逊色的朱熔基，此时应该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自己的仕途，将会在邓小平手里继续看好。尢其是邓小平在向朱熔基徵询了他对国家经济形势及治理整顿政策等问题的看法之後，突然插问：「你在上海的市长任期还有几年？」这就使朱熔基更明白了邓大人当时正在打什麽算盘。
一位上海的记者曾记述过一个插曲，在一次宴会上，邓楠冒冒失失地突然说：「我们这一次是来看朱熔基的。」於是，立刻就有反应机敏者接过话头问道∶「朱熔基上得去吗？」
邓楠楞了一下，马上又哈哈一笑，按着便顾左右而言它∶「我爸爸说朱熔基的性格有点像李瑞环。」
木匠出身的李瑞环当年就是因为当天津市长政绩突出，同时又因亲民形象和政治开明形象，普受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的欣赏，才被邓小平看中的。现在既然邓二公主把朱熔基比成李瑞环，那麽他荣升之时也就不会太远了。
笔者当时在场，听後大着胆子问了一句：「那按您的意思，朱熔基这次人代会上会当副总理吗？」邓楠看了我一眼，用了一句外交辞令：「我们这是纯属聊天，这麽敏感的人事问题，那只能去问上帝了。我是无可奉告呵。」
随後，这位性格直爽的二公主又脱口说了这麽几句∶「我爸爸说，朱熔基只能当第一把手，不能当第二把手。朱熔基的性格容易得罪人，在国家经委时，他是副主任，同左邻右舍的关系搞得不好，大家都没想到，他当了上海市长，却干得那麽好。」
邓楠虽然一再强调她的一番话只是「戏言」，但一年多之後，朱熔基果然升调北京，只是暂还屈居副手，任国务院副总理。
来自北京的消息说，「皇甫平」的文章发表之後，引起中共极左派人士的震怒，於是就派人追查其背後的「黑手」。而这「黑手」正是邓小平，具体指挥者则是邓楠。
为南巡讲话铺路
当时，邓楠借陪父亲到上海过春节之机，先後数次找朱熔基、陈至立（主管意识形态的上海市委副书记）等人谈话，定了「皇甫平」系列文章的调子，每篇稿子在发表之前，都打成清样送交邓楠过目。後来邓楠回到北京，上海市委就派专人送稿到北京。
「皇甫平」事件为邓小平重新挑起一场改革旋风，打响了第一枪。
《中国时报周刊》的一篇报导说，吴邦国政治生涯的高潮，应是在背後支持了「皇甫平」，「皇甫平」文章被认为邓小平思想的开路先锋，加上邓小平亲临上海，吴邦国也得以名声大噪。
但上海一位干部认为这完全是牵强附会之谈，「皇甫平」文章完全是朱熔基在上海时决定的。「皇甫平」事件发生後，吴邦国几乎吓破了胆，曾打电话给已在北京的朱熔基，朱虽给他吃了定心丸，但吴为了避免与北京方面有更多正面冲突，很快就决定不再发表「皇甫平」的文章。
一位上海记者，曾在美国《民主中国》杂志上，披露了他所了解的《皇甫平》事件背景。
九一年春节过後，邓小平刚刚离开上海，朱熔基即召集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至立。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与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周瑞金，要求他们要在《解放日报》第一版醒目位置，「连续发表几篇文章，向全国吹一吹改革之风」。
朱熔基强调，文章要写得「尖锐、鲜明、有针对性一些，有些地方可以用小平同志的原话」。
另外，朱熔基还对发表文章的时间作了规定∶「从三月十二日起，每隔二十天一篇。发三、四篇後，看看北京的反应再说。」
於是，周瑞金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第一版，先后发表了四篇文章。
在审阅「皇甫平」文章时，朱熔基特意加上这样的话：改革开放就是要把先进的社会化商品大生产方式，引人社会主义经济中来，杜会化商品主产方式本身，没有所谓姓「社」姓「资」的问题。
文章发表当天，《解放日报》驻京办事处四处收集反映，由报社用白头内参形式直接送朱熔基办公室。朱熔基则每隔一周将反应要点，迭邓小平办公室。
由此看来，上海「皇甫平」事件同吴邦国可以说根本没有关系，而这一事件的最大後台自然是邓小平，二老板则是朱熔基。至於陈至立和刘吉等人，也不过是在听了朱熔基打招呼以後装聋作哑，只有周瑞金才是这场戏中唯一在台前表演的演员。而且他在此之後的政坛荣辱，也全都是因为「皇甫平」的缘故。
周瑞金为朱熔基捉刀
周瑞金是中共上海市委委员、《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他一九六三年毕业於复旦大学新闻系，进解放日报後，表现突出，被当时总编辑王维视为培养目标。
「文化大革命」中，周瑞金被作为「修正主义新闻苗子」而受到批判。「四人帮」被「粉碎」後，他才获一步步提升，历任评论员、评论部主任、副总编辑、党委书记。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风波骤起，上海新闻界闻风而动，《解放日报》记者、编辑群情激愤，甚至中上层干部也卷入风潮，国际版刊出了署名周稼骏的文章《请别向记者开枪》，引起国际舆论注目。周瑞金面临这样复杂的政治形势，表现出异常的冷静和坚定。他既不轻易地呵斥吓阻群众，又严密地按照江泽民意旨亲自把住版面。
「六四」之後「大清算」，周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