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传-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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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排名在前，所以人们因此臆测说，这是陈云一派与邓小平一派进人事平衡的结果。
这一分析其实是没有什麽道理的。邹家华在提升副总理之前行政职务已经是国务委员，党内职务也比朱熔基高，那麽两人双双成为副总理後，把邹家华排在朱熔基前是很自然的事情。若要把朱熔基排在邹家华之前，必须要先把朱熔基的党内职务提到邹家华之上才行。
一位曾经长期在中共高层供职，最近才从中共高层圈淡出的人士，根据他对朱熔基的了解及中共高层组织运作的常识判斯说：朱熔基能够升迁到今天这一步，除了许多别的原因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在中共高层中哪一派也不是。
他有地方行政工作的领导才能已经是被事实证明了的，但这个领导才能是在上海工作的几年中方真正表现出来的，而当初他之所以被派到上海的最主要原因还是他的条件与其他候选人比起来更显得「对口」。
陈云其人是否对朱熔基看好也是一个海外媒介讨论过的问题。事实上，像上海市长这样一个重要位置，如果没有陈云吐口，尤其是如果陈云反对的话，即使朱熔基真的当过邓小平秘书也是通不过的。
著名大陆政治评论家，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阮铭先生九二年八月曾在《民主中国》撰文指出：「邓小乎在南巡讲话中说，没有把上海及早开辟为像深圳那样的特区，是他的一个失误。其实他的这个检讨并不实事求是。上海的并末开辟为像深圳那样的特区，并非由於邓小平的无意的疏意，而是由於陈云蓄意的抵制。」
一九八零年开放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特区时，专家学者中就有人提议开放上海为大特区，并认为其意义将大大超过那四个特区，胡耀邦也有此意。然而，当时陈云及其控制下的计委、经委对那四个小特区都处处设卡，横加刁难，开放上海特区一事只得作罢。
到了一九八四年，邓小平提出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在北京召开会议，除陈云外，政治局常委都出席了，这十四个沿海城市中最重要的就是上海。会议期间，胡耀邦专门找上一海代表前来中央出席会议的一位副市长谈了一个上午，阐明上海改革开放的战略意义，要他在会上带头讲一讲。谈毕，这位上海副市长向陈国栋通电话汇报了胡耀邦的意见。
陈云操纵上海
陈国栋冷冷地说了七个字「上海不为天下先」，这位副市长只好在会上闷声不响，因为陈国栋的背後就是陈云。陈云拒不出席北京的中央会议，都躲在上海冷眼观察呢。会议的最後一天，邓小平讲话，还叮嘱姚依林向缺席到会的陈云通报一下。邓小平也未必知道陈云不出席会议，照样在同会议斗法呢！
中共高层中一位因为「同情和支持资产阶级白由化」而遭到贬黜的开明派人士，在私下里谈及中共高层在改革开放问题上的矛盾斗争时说：当初开放深圳、珠海等四个特区，完全是邓小平硬顶著陈云等人的反对声浪，强制推行的，所以当时根本没有开放上海的条件。
上海是国营经济的巨镇，中共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陈云要控制住化那个计划经济的鸟笼，必须首先抓牢上海这个笼把。陈云又是从上海起家的，所以他几乎年年要去上海，处心积虑地在上海培植他的亲信，陈国栋就是他在上海的主要代理人。现在上海当权的吴邦国、黄菊等人，都是陈国栋在上海主政时提拔起来的，九三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大之前，陈国栋还担任著上海顾问委员会主任，一直保持著他的政治影响力。
阮铭先生认为，上海派不可能像胡耀邦和赵紫阳那样热心於改革开放路线，他们总想在邓小平与陈云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是中间派的政治特色。从历史上看，上海派从来就没有偏向过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他们总是躲在中问。如果要说有所偏向的话，无宁说是中间偏陈。这也是上海的历史地位决定的。
其实，阮铭先生的这番评论甚至已经被朱熔基认可。朱在正式出任上海市长以前，曾经在全国人大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上海一直是计划经济的「模范执行区」。
一位原来参与过上海如何改革争论的大陆经济学者宏悟先生九二年八月也曾在《民主中国》杂志上撰文说：在第一个十年改革中，上海的作用与影响是十分独特的，这种独特性来自於上海经济改革中的战略地位和上海自身的经济、政治、文化特徵。同时也来自改革派和保守力量在上海改革与发展问题上的「博弈」。
改革伊始，上海就成为关注的重点。一九七九年夏季，根据北京有关方面的意见，由一批学者和专家组成了一个调研小组前往上海，对上海的产业结构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形成了若干结论。其中包括：上海的产业结构是落後的，因为上海是一个产业品种俱全的区域，没有形成自身的重点产业，技术密集形产业比重低，第三产业（广业的服务业）落後於加工工业，基础设施（交通、通讯）严重滞後於其他产业的发展要求。能源产业相当薄弱，与此同时，上海众多的中小企业技术落後，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技术改造的任务十分紧迫。
总之，上海现存的产业结构是难以支持一个较长时期的高增长，高效益的经济发展的。至少从上海的产业构造上看，上海在衰落之中。
上海走到十字路口
针对上述情况，改革派提出「上海产业改造论」，其含意包括：第一，开展大面积的技术改造：第二，进行一部分产业转移，即把那些劳动密集的产业向上海周边地区扩散，促进上海自身的产业升级：第二，推动服务业、基础设施的改善；第四，加强能源工业的建设。
然而，这针对上海工业衰落的「改造论」，并没有得到广泛的理解和支持。这是因为上海从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已经成为计划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柱，上海的财政上交始终名列前茅。对上海的产业实行大规模的改造，势必引起原有计划经济体系的动摇，特别是影响中央政府的财政收人。因而，上海产业的改造在改革初期，基本上处於停顿状态。
大概在一九八一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一位叫沈峻波的学者，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上海的二个第一和十个倒数第一》的长篇文章，分析了一九四九年以後上海的发展问题是，在获得经济增长速度、上交国家利润等方面的第一的同时，在居民主房、交通、环境等方面则是倒数第一。
这篇文章在上海和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文章中隐含著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上海发展模式的批评，使上海人民看到了他们为国家做出贡献背後所付出的代价，更触发了人们思考和正视上海全面衰落的问题。文章发表後不久，北京的「计划派」及其意识形态方面的有关人员，即对该文进行了猛烈批判，《解放日报）被迫检讨，支持沈峻波的意见没有了。
但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必然要遭到无情惩罚，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上海工交企业普遍呈现增长率和效益下降的现象，挖掘潜力的种种作法已径回天无力。
不仅如此，上海在过去三十余年忽视人民生活改善的欠帐期已经到头，改善住房、交通、「菜篮子」的呼声日益强烈。上海终於走到了十字路口，或者照原样走下去，或者全面进行产业改造，并偿还多年的人民生活「欠帐」。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几次到上海重复强调关於上海发展新模式的看法，其中，赵紫阳提出，要给上海「换气」的机会。赵紫阳比喻，就像游泳需要「换气」一样，上海要振兴，首先要有足够的「换气」时间，要给上海以较大的发展自主权，和多一些的财政流程。
然而，赵紫阳的一系列主张，在上海并不能得到有力贯彻，特别是陈国栋当市委书记的时代，当时上海老百姓有句话：「国栋不动」。究其原因，「计划派」视上海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基地，任何最终引起体制变革的措施都是要抵制的。
南中国的政治中心
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三、四十年时间里，上海作为亚太地区经济中心，特别是在金融、商业、甚至加工工业等方面的中心地位，已经完全丧失。虽然说起来上海仍还算是整个中国大陆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但是，上海的最大变化莫过於已经由远东的经济中心，演变为南中国的政治中心。这个特殊的城市从中共建国之始，就受到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特殊的政治关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今天的邓小平时代。
五十年代，被武装斗争的全线胜利和建政初期经济建设的高速恢复成绩，冲昏头的毛泽东等一批农民领导人突发奇想，修正了他们一直奉为圣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也可以在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繁荣阶段的中国这样的落後国家，取得跨阶段的直线成功。於是，全面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上海这个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最为集中的地方。
这种利用专政手段，对资产所有者进行强制性的无偿剥夺，说到底还是一种政治斗争。再往後，由於当时上海市主要领导人：在中共上层两派矛盾力量斗争时，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一边，使得上海成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毛泽东和江青以上海为基地，利用其在全党和全国老百姓中的威信，轻而易举地打败了对手刘少奇一伙。
从此，虽然来自上海的「四人帮」已经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中占据要津，但上海始终是与北京并列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驾崩时，上海政治力量居然已经发展到可以组建强大的「第二武装」的地步。
邓小平时代开始以後，上海作为南中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并没有削弱，就像北方的北戴河成为中共高层的「夏日离宫」一样，上海几乎成为其「冬都」。每年冬季，掌握中共实权的元老级人物几乎都要到上海避寒，无论是改革派的邓小平、杨尚昆，还是保守派的陈云和李先念，这就决定了上海市党政军领导班子，逐渐形成了为两派都能接受的特色。
凡是能够在上海立足的市一级领导人，都必须具备两头不得罪，两头都要讨好的本领，无论他们本人内心到底对经济改革问题持什麽态度。
那麽，由此说来，当初朱熔基被派往上海时，他在陈云眼里的印象至少用「不坏」二字概括，因为在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下，如果不是至少被陈云认可的干部，也没有可能被派到上海去，尤其是没有可能被派到上海去担任党或政府的一把手。
已经被证明的消息是：在朱熔基被宣布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後，他还在国外访问，回国後立即被陈云在上海召见，并要他搭乘自己的专机一同去北京上任。此间，陈云非常友好地向朱熔基表示：你当上海市长我是非常支持的，你到中央工作我也很高兴。按著，又送给朱氏「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几句话。
两头讨好是上海领导人的特色
一位大陆著名青年经济学家评价说：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共高层及经济理论界就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问题的抗争持续了十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