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与陈璧君 作者:程舒伟 郑瑞伟_2-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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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新加坡，建立了同盟会分会，陈楚楠为会长，张永福为副会长，吸收林义顺、沈联芳等12人为会员，并请他们在南洋各埠发展会员。8月，孙中山再次由日本去南洋活动，9月，来到槟城，住在柑仔园，在陈楚楠等人活动的基础上，很快建立了槟城同盟会分会，吴世荣为会长，黄金庆为副会长，发展会员20多人，有辜立亭、陈新政、陈民情、林志诚、丘明昶、林如福等，还有女会员徐宗汉。黄金庆等人又编辑出版了《槟城日报》，虽属商业性质，从中也能宣传革命道理。又在甘菜园94号设立了“槟城阅书报社”，在这里可以浏览各种进步刊物，并经常组织讲演会和演出新剧，同盟会的活动蓬勃地开展起来。后来新加坡和槟城先后成为同盟会的中心。12月，汪精卫于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随即自费进入法政大学专科。

　　1907年2月，在清政府的怂恿下，日本政府向孙中山下了逐客令。3月14日，汪精卫随孙中山抵香港，以“汪兼士”

　　化名登记上岸。4月，汪随孙中山由香港抵安南（今越南）西贡，旋经海防到达河内。孙中山在甘必达街61号设立机关，领导广东、广西、云南等南部各省起义。孙中山委派汪精卫经营南洋根据地，汪支持孙中山“经营南洋，边陲起事”的战略计划。同盟会的主要活动由日本向南洋转移。当时，南洋风气未开，汪精卫所承担的筹募款项、接济起义的任务确很繁重。8月20日新加坡同盟会出版机关报《中兴日报》，他任该报主笔。10月，汪精卫与黄龙生前往新加坡，代表孙中山与新加坡同盟会正、副会长张永福、陈楚楠等商讨要事。他奔波于南洋各地，顶风冒雨，披星戴月，千辛万苦。12月又与邓子瑜由新加坡前往庇能、吉隆坡与同盟会员协商筹款事宜。1907年，孙中山在致邓泽如的信中说：“弟前派汪精卫见赴河内、海防、西贡、星加坡、暹罗名埠，会见同志，报告军事，劝募军需，各同志多慷慨筹资汇济。”可见，汪精卫做了大量工作。为了做好组织和宣传工作，他到处联络同志，几年内就“组织同盟会一百多处”。革命党人在南洋出版《中兴日报》，与保皇党的《总汇新报》展开论战，汪精卫是该报主笔人之一。1908年1—3月间，汪精卫在新加坡新舞台剧场、吉隆坡商会和华人基督教协会多次讲演《民族主义与革命》、《民族主义》、《假革命》、《平等、博爱与民族主义》，以雄辩的口才，滔滔不绝地宣传反清民主革命思想，极受当地华侨的欢迎。胡汉民对汪的讲演赞誉说：“余前此未闻精卫演说，在星洲始知其有演说天才，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余二十年来未见有工演说于精卫者。”因此，有人说：“谓南洋华侨之觉醒，实出于汪君之力，亦为不诬也。”1909年1月上旬由仰光返新加坡后，汪精卫奉孙中山命与邓子瑜同赴荷属文岛等处，宣传革命，筹集款项。在此期间，汪精卫多次往槟城三山俱乐部、小兰亭俱乐部等处讲演《商务与革命》、《闽侨尤应热情赞助革命》、《欲振兴中国商业非革命不可》等。

　　就是在此时，汪精卫和陈璧君相识相爱。陈璧君，原名冰如，乳名环，1891年11月6日生于南洋马来亚槟榔屿的乔治市。陈璧君的父亲陈耕基，广东新会县外海人，少时即去南洋谋生，经营橡胶业，兼营矿业，成为有名的富商，人称“陈百万”。其母卫月朗，广东番禺县人，嫁给陈耕基后，同去南洋。陈璧君是长女，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陈耀祖、陈昌祖、陈淑君等弟妹。因她小时生得较胖，人们都叫她“肥环”，幼时不懂事，随人叫去。稍长之后，也和现在的女孩子一样，不愿别人说“胖”，不许别人叫她“肥环”。陈璧君在璧如女校读的小学和中学。同时，陈耕基还为子女从国内延聘来一位国文老先生，教授中文。当时陈璧君正在中学读书，年龄虽小，但活动积极，爱国热情高，不久，就秘密加入了同盟会，成为最年轻的女会员。开始她不敢告诉父母，后为父母得知，其父陈耕基十分生气，坚决反对，认为一个女孩子应该安心读书，不问外事，更不应参加什么革命党，对陈璧君大加教训。其母卫月朗则表示支持，为了了解同盟会的情况，即偕陈璧君去新加坡会见了孙中山，经过孙中山的宣传，明白了反清革命的必要，卫月朗自己也毅然加入了同盟会。

　　陈璧君加入同盟会后，得知同盟会领导人中，除孙中山、黄兴外，还有宋教仁、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等人，特别是在《民报》上读到汪精卫的论战文章，洋洋洒洒，笔锋犀利，如投枪，似匕首，驳得保皇派告饶投降。又听说汪精卫风流倜傥，人才出众，在她心目中就有了汪精卫的影子，欲求一见。1907年3月，因清政府的要求，日本政府命令孙中山离境，汪精卫即随孙中山去越南河内活动，帮助孙中山领导了国内潮州黄冈等地的武装起义。同年10月，孙中山派汪精卫和邓子瑜去南洋各埠活动，进行革命宣传，建立和发展同盟会组织。汪精卫等人在新加坡和日里棉兰活动后，大约在11月初，来到了槟城。

　　陈璧君得知汪精卫到槟城，立即赶往同盟会长吴世荣家中，与汪相识，二人在吴家之兰园多次见面，畅谈革命。汪精卫当年24岁，生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浓眉大眼，仪表堂堂，头上的辫子早已剪掉，精神的短发又黑又亮，陈璧君对他是—见钟情。从此，陈璧君就成了汪精卫演说的忠实听众，每讲必到。汪精卫口才更是出众，口似悬河，舌如利剑，正如有人所说，汪氏演说，“不但能把死人说活，而且能把活人说死”。他演说的主题，一是揭露清政府的腐败，特别是满清入关时的罪恶，“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二是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说明反清革命的必要性。演说时感情充沛，激愤时怒发冲冠，悲痛时声泪俱下。陈璧君在下面深深为其吸引，“汪喜亦喜，汪忧亦忧”。同时，陈璧君又陪同汪精卫游览了该岛名胜———极乐寺，寺在鹤山半山腰，曲径纡徐，衬着碧树芳草，景色宜人，汪、陈二人玩得十分开心。

　　汪精卫的到来，在陈璧君这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心中，悄悄地燃起了爱情的圣火，但又不好贸然开口，只是处处表示亲近而已。陈璧君倾心于汪精卫，不仅因为汪精卫的相貌才能，还因为他严肃的生活作风。在这些年轻的革命家中，不少人嫖妓赌博酗酒，而汪精卫却像清教徒一样生活，被人称为“道学先生”。最让陈璧君感动的是汪精卫“革命家不结婚”的信念。汪精卫对陈璧君说：“革命家生活无着落，生命无保证，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过。”汪精卫发誓说：“革命不成功就不结婚。”汪精卫越说不结婚，陈璧君反而越爱汪精卫。

　　可惜好景不常，汪精卫在槟城活动数日后，即行离去，陈璧君的一颗心仿佛也被他勾走了。陈璧君是百万富翁之女，议婚之人早已应接不暇，后和表兄梁宇皋定了亲，二人原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又是亲上加亲，一个有情，一个有意，关系甚好。但自见汪精卫之后，陈璧君就向父母表示坚决退婚，改适汪郎。为此遭到其父的严厉斥责，认为“千金女绝不可下嫁亡命徒”，汪精卫四处飘荡，有家难归，有国难投，嫁给他只能一辈子受罪。母亲虽然同情女儿，但也无可奈何。

　　1908年初，汪精卫再次来到新加坡，主要任务是为同盟会主办的《中兴日报》撰稿。以后，日本出版的《民报》被查封，革命派和保皇派论战的中心已转移到新加坡，汪精卫在该报上发表了《申论革命不致招瓜分之祸》等文章，孙中山也化名“南洋小学生”，亲自撰文参加论战。

　　一日，有一浓妆艳抹之女郎，来到中兴报馆，自称从槟城来，必欲一见“精卫”，睹其风采。楼下赶快报告正在楼上写作的汪精卫，汪从楼梯口向下一看，见该女郎艳丽过甚，不敢下楼，面红耳赤，急忙躲开，该女郎只好怅怅而返。

　　此事不知怎么竟被陈璧君知道了，一股无名的妒火，使这个少女坐卧不安。当时正值暑假期间，她就一再鼓动母亲去新加坡。到后，孙中山对其母女表示热烈欢迎。8月18日，孙中山在晚晴园设宴招待陈璧君母女，命汪精卫代写请柬，邀林义顺夫人、陈楚楠和吴应培母亲出席作陪。在此期间，陈璧君总是寻找各种机会和汪精卫亲近，或谈论革命，或一起去观赏新加坡风光，一来二去，彼此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当时《中兴日报》正经费困难，孙中山提议改为股份公司。陈璧君慷慨解囊，当即认购了十股，收据如下：

　　文字第三十四经代南洋中兴报社有限公司，收到陈璧君先生附入壹拾股，文到全期股本通用银，银壹百大圆整。理合给收单为据，候公司开办通知，请携此单向本公司换正股票可也。付此收执存据，所有本公司事宜，均照英国有限公司办理。

　　戊申年（1908年）六月初五日经理人陈璧君回到槟城后，对汪精卫的热恋之心更加强烈，读书也不能安心了。回想在新加坡时，二人相聚甚欢，但始终未谈及婚事。陈璧君越想越怕失去机会，于是鼓足勇气，给汪精卫写了一封求婚信，表示爱恋与敬仰之情。没想到，竟被汪精卫回信婉言谢绝了。

　　原来汪精卫也有自己的苦衷，他父母去世之后，主要依靠长兄汪兆镛生活。兆镛长他30岁，曾中举人，几次赴京会试，皆名落孙山，遂改作幕，曾任广东都督岑春煊幕僚。汪精卫十几岁时，由兆镛做主为其订婚，女方是其同僚刘子蕃之妹，名叫刘文贞，生得亭亭玉立，知书达理，汪精卫虽未和她见过面，却也答应了下来，刘文贞则更是满意。汪精卫留学日本后，加入同盟会，又在《民报》著文，鼓吹反清革命，触怒了清政府，悬赏银十万买他的人头。1906年底，岑春煊命汪兆镛给他写信，要他回广东开办政治学堂。汪精卫回信一封，自称“家庭的罪人”，宣布与家庭断绝关系，与刘文贞解除婚约。兆镛即去县署备了案。谁知刘文贞竟是个痴情女子，坚决不允退婚，非汪郎不嫁。她伤心地说：“这是为什么？难道我们刘家门第不够清白？难道他还嫌我丑陋？难道我做了什么不端之事，配不上他？他当初中了秀才，为什么还穿戴我家送去的衣帽，洋洋得意地到处拜客？”并请其兄转告汪精卫，“仍愿坚贞守候着他”。后汪精卫又给刘子蕃写信，谓：“婚姻以爱情与名分为元素，今者名分既绝，彼此又夙无爱情，不宜再生纠葛……”但刘文贞仍不肯改适。这段姻缘一直未了。加之自己四处飘泊，尚无定所，陈璧君又无动人之处，因此不想议婚。陈璧君接到汪精卫的拒婚信后，仍不死心，但也不敢再议婚事。

　　正当汪精卫在南洋各地积极活动时，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革命党人组织的六次起义相继失败，同盟会的革命活动进入最困难时期。同盟会上层领导之间又发生了严重分歧：章太炎、陶成章另立山头，组织“光复会”；黄兴、胡汉民对前途也悲观失望；汪精卫对孙中山“边陲起事”的战略也产生了怀疑。但他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