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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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中表达了对徽因的热爱和敬重：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二十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
在费正清的帮助下，中国建筑只绘图的微缩胶片完成了，看上去效果极好。思成在重庆欣喜地看到了胶片，这是对他和徽因的莫大慰藉。
１９４４年，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战争出现了重大转折。在苏联战场，德国侵略军被阻挡在列宁格勒城下，开始了节节溃败；在法国，英美联军成功登陆诺曼底，开辟了第二战场；在太平洋地区，美国开始了对日本本土的大规模轰炸，中国的抗日战争，也由长期的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
这时期，梁思成被任命为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盛夏时节，他带着营造学社年轻的工作人员罗哲文来到了重庆。
罗哲文到营造学社三年多了。他师从梁思成，从最基础的绘图技艺学起，如今已能熟练地胜任描图、绘图工作。自从到学社工作，他从未离开过李庄一步，如今能跟着梁思成到大都市重庆去，他感到高兴极了。
重庆号称中国的三大“火炉”之一，夏天的日子最难过。罗哲文到了重庆，和梁思成住进了中央研究院。每天，他的工作就是把梁思成交给他的标有各种符号的图纸绘制成正的地图。这些图纸上绘制的大多是日本人占领的区域，图纸上的符号，标注出了这些区域中的古城、古镇和古代文物建筑。其中有一些是外国的城市，罗哲文特别注意到，这些城市包括日本的古城京都和奈良。
这时期，梁思成还负责组织编绘了一套沦陷区的文物建筑资料。资料为中英文对照并附有图片，其中包括寺庙、宝塔、博物馆等等，所有这些文物都在军事地图上注明了位置，以防止它们在战略反攻中被毁。这套资料发给了奉命轰炸日军基地的美国飞行员，还被送给了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
罗哲文跟着梁思成在中央研究院呆了一个多月。
此后，在以美国为主的盟军对日本本土的大规模轰炸中，日本的所有重要城市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只有京都、奈良这两座古城奇迹般地毫发未损。
梁思成对此中内情缄口不言，年轻的罗哲文也从未把这件事与自己的工作联系在一起。直到４０年之后，在日本奈良召开的保护古代文物建筑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梁思成超越国界保护人类文化财富的行为，才受到人们的称颂。他被日本人称之为“古都的恩人”。
罗哲文这才明白，当年在重庆那些挥汗如雨的日子的特殊意义。
胜利了
进行了７年的战争，已经把人们拖得奄奄一息。林徽因的病情在恶化，她时常感到膀胱部位一阵阵剧痛，这剧痛令她感到绝望。
１９４５年夏天，费正清的妻子费慰梅，作为美国大使馆的文化专员来到了重庆。思成在重庆见到了她，和她一起亲历了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个难忘的狂欢之夜。
胜利消息传来的时候，人们毫无思想准备。那是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０日晚８点左右。重庆的仲夏夜热极了，思成和费慰梅在美国大使馆共进晚餐之后，坐在使馆门前的小山上乘凉。江对岸沿山的建筑一层层的灯亮了，璀璨的灯光倒映在江面上，恍惚中有一种天上人间的感觉。
思成正对慰梅进述着老早以前泰戈尔访问北京的事情，忽然间，四周一下子静了下来。人们静静地谛听，远处传来了经久不息的警报声，不，这不是通常的防空警报，江上的汽笛长鸣了起来。人们一开始是压抑地嘁嘁喳喳，接着有人在大街上跑，再接着是“胜利了！胜利了”！的欢呼声、喊叫声，轰然炸响的鞭炮响了起来，全城的人都跑到了大街上。
思成和慰梅也来到了大街上。到处都是欢笑着的人群，到处都是挥舞着旗帜和Ｖ型手势，焰火的红光和探照灯的白光在夜空中交织成炫目的光带，满载欢庆人群的吉普车、大卡车和客车自发地形成了游行的车队。人们在车上互相握手共庆胜利。
当思成回到中央研究院招待所的时候，夜已深了，他看到聚集在那里的学者们正在高兴地笑啊、说啊，喝着一瓶存了许久的白酒庆祝胜利。
思成忽然觉得怅然若有所失，苦苦盼了８年，等了８年，可是当胜利来临的时候他却不在徽因身边。
费慰梅理解思成的心情，在她的努力下，一位美军飞行员答应驾驶一架Ｃ－４７运输机把思成和她送到宜宾，从那里去李庄就近得多了。
徽因躺在床上，显得既苍白又消瘦，她和费慰梅相拥而泣。她们相互诉说着离别１０年来各自生活中的事情。艰辛的生活和长时期疾病的折磨，使徽因的感情和思想深沉多了。
费慰梅不由得感叹道：３０年代初，聚会在北总布胡同的那些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了？当初，他们距离中国的现实差不多和外国人一样遥远，在经历了这么多年动荡而艰难的生活之后，他们的变化有多大呀！
第二天，徽因下床了。尽管她衰弱得厉害，但她决定和费慰梅一同到镇上的茶馆去庆祝抗战胜利。徽因坐在一乘轿上，她掀开轿帘，贪婪地呼吸着户外的新鲜空气，喜悦地看着外面的一切：蓝天、田野和沿途清新的景色、陌生的面孔。
费慰梅给徽因带来了治疗肺病的药品。随后，她离开了李庄，和徽因相约在重庆见面。
徽因渴望离开李庄，到重庆去。
终于，徽因在思成的陪伴下到了重庆。这是五年来她第一次离开李庄。她的身体十分虚弱，到重庆后也不能到处走动，只能在中央研究招待所里呆着。费慰梅有时候开着吉普车带她去重庆效外，去接在南开中学上学的儿子从诫，有时候带她去大街上兜风。在大街上，徽因的目光就离不开那些五光十色的人流，离不开那些好看的衣物，五年了！她又重新回到了有现代气息的生活中。
念书人有一条后路
慰梅还带徽因去了她和费正清在美国新闻处的宿舍。那是不大的两间房子，外间有一个小小的壁炉，墙上蒙一条手工毛毯。慰梅把窄窄的帆布床靠墙摆放，上面蒙一条手工毛毯，就成了一张漂亮的长沙发。站在这房间里，徽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这简直像走进了一本杂志！”
那是个阴雨霏霏的日子，思成准备陪徽因外出看病，想等雨停了就走。这时，门口出现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正在问询染思成和林徽因的住处。思成迎上前去接待了她。原来，这是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新闻络员龚彭。周恩来从费慰梅那里得知了思成和徽因的情况，特地派龚澎前来看望。龚澎直言不讳地告诉思成和徽因，她是一个有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她说，共产党愿意结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希望了解他们的想法，征求他们对时局的看法和意见。
这是思成和徽因第一次近距离和共产党人交谈。这个共产党人，给他们夫妇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龚澎战前毕业于燕京大学，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衣着淡雅入时，微笑真诚动人，与以前他们从报纸上看到的对共产党的描绘和宣传完全不同。
后来，他们在美国大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又见到了龚澎和她的同事。徽因和思成注意到，许多美国记者和美国使馆工作人员更喜欢和共产党人而不是和国民党政府的官员打交道。他们待人接物的友好热忱、忘我的工作态度和对未来充满美好希望的精神状态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吸引力。费慰梅介绍说，这些人中有的是清华和燕京大学的毕业生，能说极好的英语并理解西方的思想。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规范地学习、生动地讨论问题并进行自我批评，很像上世纪的一种宗教社团。
为了营造学社的事，思成回李庄了，徽因留在重庆治病和休息。
星期天，从诫从南开中学来到中央研究院招待所陪伴徽因。母子聊着天，随意而轻松。从诫提起了１９４４年日军攻占贵州都匀，直逼重庆，重庆城内人心惶惶的情形。从诫问道：“妈妈，如果当时日本人真的打进了四川，你们打算怎么办？”徽因若有所思地说：“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从诫急了，禁不住追问：“我一个人在重庆上学，那你们就不管我啦？”徽因紧紧地握着儿子的手，仿佛道歉似的小声说：“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了！”听到妈妈的话，从诫的眼泪夺眶而出。他流泪不仅是因为自己受了“委屈”，更重要的是，儿子被母亲那种以最平淡的口吻所传达出的凛然正气所震动。在这一时刻，从诫觉得坐在他身边的不再是妈妈，而变成了一个“别人”。
费正清和费慰梅的朋友里奥·埃娄塞尔博士是美国著名的胸外科专家，当时正在战后重庆的中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他为徽因做了检查。他告诉费慰梅：林徽因的双侧肺部和一侧肾均已被结核菌严重感染，根据他的诊断，徽因的生命最多还能维持五年。这个诊断结果，费慰梅没有告诉林徽因。她说：“我没有告诉她，她也没有问。我想她全知道。”
昆明养病
徽因在重庆期间，回李庄的航道中断了。
抗战胜利后，长江航运局为了治理长江的暗礁险滩，沿途正在施工爆破、清理河道，重庆到李庄之间的航班停运了。
金岳霖等老朋友知道了徽因的病情，想接徽因到昆明住一个时期，养养病。他们商量着，只要能让徽因快乐，即使冒一下风险也值得。老金在张奚若家附近找到了一处房子，这房子有很大的窗户，正对着云南军阀唐继尧故居的大花园。花园里有几株高大挺拔的桉树，婆娑的枝条随风摇曳。老金住着其中的一间，徽因到昆明后可以住在这里。
１９４６年２月，徽因和思成商家后，启程飞往昆明。
飞行的疲劳，高海拔地区的不适，徽因到昆明就病倒了。但与朋友相聚的幸福感使身体的不适显得微不足道。张奚若夫妇坚持让徽因头几天住他们家里。徽因在这里见到了许多朋友，彼此都有劫后重逢、死而复生的感觉。徽因在给费慰海的信中诉说了自己快乐兴奋的心情：
这次重逢所带给我的由衷的喜悦，甚至超过了我一个人在李庄时最大的奢望。我们用了１１天，才把在昆明和在李庄这种特殊境遇下大家生活中的各种琐碎的情况弄清楚，以便现在在我这里相聚的朋友的谈话能进行下去。但是那种使我们相互沟通的深切的爱和理解却比所有的人所预斯的都更快地重建起来。两天左右，我们就完全知道了每个人的感情和学术近况。我们自由地讨论着对国家的政治形势、家庭经济、战争中沉浮的人物和团体，很容易理解彼此对那些事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觉和想法。即使谈话温无边际，几个人之间也情投意合，充溢着相互信任的暖流，在这个多事之秋的突然相聚，又使大家满怀感激和兴奋……
直到此时我才明白，当那些缺少旅行工具的唐宋时代的诗人们在遭贬谪的路上，突然在什么小客栈或小船中或某处由和尚款待的庙里和朋友不期而遇时的那种快乐，他们又人怎样地在长谈中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