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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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因觉得思成的病痛比自己生病还难受，她不知道怎样才能减轻思成的痛苦。她承担起了全部家务，买菜、做饭，洗洗涮涮。她变着法子做可口的饭菜，只想让思成多吃一口。过去女佣做的所有事情，如今她一一亲历亲为。思成、徽因当初决定来昆明，是想能早日安定下来，重新开始营造学社的工作。可来到昆明后，许多问题依然无法解决，没有经费，没有图书资料和起码的设备，没有从事研究的任何条件。同时，生计问题也同样严峻。
为了维持生计，徽因接受了去云南大学为学生补习英语的工作，每星期六节课。课虽说不多，但云南大学离他们的住所很远，每次去上课来回要翻四个山坡，路上要用很多时间。昆明海拔高，爬坡上山走得快了，徽因感到胸闷气短，特别是下课回家，更觉得有些累乏。一个月下来，徽因得了４０元钱的课时费。领到薪水，徽因在回家的路上走进了卖日用杂货的商店。
徽因早就看中了这店里的一块扎染布，她喜欢那布的质感和图案的新奇别致。掏钱的时候，徽因又犹豫了。好看是好看，买回去做什么用呢？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该给娘买顶帽子，她早晚一受凉总是头疼。该给小弟买双鞋，孩子的脚长得快，又爱到处跑着玩儿，他早就说想要双球鞋。还有，要把这个月的房租留出来，还要买点肉，孩子们几天没见荤腥了。最后，徽因买下来一种皮尺，那是外出考察古建筑必不可少的工具。皮尺要２３元钱，是她这个月收入的一半多。徽因一点也没有犹豫，她想，思成见了这皮尺一定也会很高兴。
走到回家的那条街拐角处，徽因又花了几角钱为孩子们买了一块核桃糖、一包糖炒栗子。核桃糖是昆明的特产，把核桃仁和熬化的蔗糖在盆里混在一起，凝结成冻状后扣在案板上，买多少切多少，像北京的切糕似的。娘爱吃，孩子们更爱吃。糖炒栗子也让徽因想起北京，不过昆明的糖炒栗子比北京的好吃。
思成、徽因与迁移到昆明的一些机构联系过，表示他们愿意为抗战服务。可是他们的要求没有任何回声和反响，倒有一些个人找到了他们，请他们帮忙设计住宅，设计庭园。这些事务费了思成和徽因不少心思和精力，可那些人却从来想不起思成、徽因的劳动应该得到实实在在的酬报。
友人重逢
航空学院那几个年轻人毕业了，正式开始在空军服役。思成、徽因作为特邀家长出席了他们的毕业典礼。他们每天在昆明上空演练着飞行速度和驱逐格斗，时刻准备和日机决一死战。思成、徽因爱这些年轻人，他们对这场战争抱着必胜的信念，为了国家，随时准备死在战场上。他们惟一不满意的是自己驾驶的飞机太落后，速度和性能都上不去。
思成、徽因关心着前方的战事，台儿庄的血战令他们激动不已，内地那些激战中的城镇、小县，许多是他们野外考察时走过的地方，每当从报纸上看到，就唤起他们故土般的感情。看着报纸，徽因对思成说：“你猜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是什么？我真想在山西从军！”说着，她也觉得不大现实，就又说道，“不过在军队能做什么自己可不大知道！”
思成没有徽因那么多幻想，当他的身体开始恢复健康，他就开始了重建营造学社的努力。他总结了学社的工作，制订出新的工作计划，然后致函中美庚款基金会，问询如果他在昆明恢复学社的工作，能否得到基金会的补助和支持。不久，基金会的董事周诒春回信说，仅梁思成一个人还不能组成一个机构，如果学社的另一位骨干成员刘敦桢和梁思成在一起，就承认营造学社的存在，也就可以考虑继续给予补助和支持。思成立即给刘敦桢写信，请他来昆明共振营造学社。很快，刘敦桢从湖南老家回了信，同意携家来昆明。思成的学生莫宗江、陈明达、刘致平也先后来到了昆明。就这样，险些夭折的营造学社又重新竖起了旗帜。
１９３８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教师和学生陆陆续续从各地来到昆明。他们有坐汽车的，有徒步行走的，还有从越南绕行的。张奚若一家来了、赵元任一家来了、陈寅恪也来了。金岳霖没有家累，他绕道香港、海防，从河内乘窄轨火车到了昆明。闻一多身穿长袍，挽着裤脚，长髯飘飘，和学生一起从湖南经贵州徒步行走到了昆明。
中央研究院的一些研究所也迁移到了这里，思成的弟弟思永一家随着历史语言研究所来到昆明。
亲人、友人们又见面了。在流亡的日子里，许多人只剩下身上穿着的一套西装或一件长袍，即使找到一间住房，也是真正的家徒四壁。不过，彼此的处境都差不多，国难当头，兵荒马乱，大家能重新聚首，就是一种温暖、一种慰藉。
金岳霖在给费正清的信中谈到徽因：“……仍然是那么迷人、活泼、富于表情和光彩照人———我简直想不出更多的话来形容她。惟一的区别是她不再很有机会滔滔不绝地讲话和笑，因为在国家目前的情况下实在没有多少可以讲述和欢笑的。”
思成、徽因一家租住在昆明城内，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谈到了他们的生活：
……思成笑着，驼着背（现在他的背比以前更驼了），老金正要打开我们的小食橱找点东西吃，而孩子们，现在是五个———我们家两个，两个姓黄的，还有一个是思永（思成的弟弟）的。宝宝常常带着一副女孩子娴静的笑，长得越来越漂亮，而小弟是结实而又调皮，长着一对睁得大大的眼睛，他正好是我期望的男孩子。他真是一个艺术家，能精心地画出一些飞机、高射炮、战车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军事发明。
生活艰难
随着战争的旷日持久，战时经济陷入半瘫痪状态。国统区物价飞涨，思成好不容易从教育部为营造学社申请来的经费，待变成每月领到手的薪金，已经贬值得如同一堆废纸。米、面、油及一切食品和日用品愈来愈贵，梁家的生活也越来越差。孩子们和李庄农民的孩子一样，赤脚穿着草鞋，衣服上缝着补丁，到冬天才能穿上外婆做的布鞋。一次，小弟不小心打碎了家中惟一的一支体温计，很长时间里，徽因就无法量体温，因为再也买不起也买不到一支体温计。
徽因胃口很差，吃得很少，一直十分消瘦。偶尔有人从重庆或昆明送来一小罐奶粉，就是徽因难得的高级补品。
外婆是福建人，不会做面食，思成学会了蒸馒头。当地只能买到土制红糖，思成把橘皮切碎和土制红糖一起熬制，戏称之为“甘蔗酱”，让孩子们抹在馒头上吃。有时实在没有钱用了，思成就得乘船到李庄附近的宜宾典当行去典当家里所剩无几的衣物。他和徽因的手表、派克钢笔等稍微值点钱的物品都这样被“吃”掉了。每次离家去宜宾，思成总是苦涩地开着玩笑：“把这只表‘红烧’了吧！”“这件衣服可以‘清炖’。”
思成的弟弟思永也在李庄病倒了。他也是肺结核病，病情与徽因非常相似。抗战前，思永曾主持过安阳小屯后冈及山东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他曾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是中国考古界公认的近代考古学和考古教育的开拓者之一。他的工作提高了中国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使之纳入了近代考古学的范畴。
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山上，思成有时会上山去看望思永。他们在一起时，思成总是会想起，１９３１年，思永还不到三十岁，正在安阳小屯主持殷墟的发掘，自己专门跑到安阳去看这一考古界的盛事。那时思永调遣着一二百人的考古队员，上上下下安排得井井有条。那时他们多年轻啊！
如今，也不过才十年的时间，思永病倒了，徽因病倒了，他们是思成至爱的亲人，他们都病势沉重。而思成自己的老毛病这时候也犯了，阴冷的气候、艰难的生活使他的脊椎软组织灰质化的病情日益严重了。他的背越来越驼，体质和精力下降得厉害，但他必须勉力支撑。
１９４１年的春天是个多灾多难的春天。
徽因的弟弟林恒在保卫成都的一次空战中，被一架日机击中头部而牺牲。林恒聪明而要强，１９４０年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从飞行学校毕业。作为空军飞行员，他的飞行历史十分短暂，但他了结了自己的心愿———牺牲在对日空战中，消逝在无垠的蓝天里。
思成没有在当时把这个噩耗告诉徽因，他自己到成都去处理了林恒的后事。三年后，徽因才得知弟弟的死讯，迟来的悲恸仍令她肝肠寸断。她写了《哭三弟》，以悼念林恒和那些和林恒一样牺牲在对日战争中的年轻飞行员……
在这些贫病交加、凄清痛苦的晦暗日子里，他们所钟爱的古代建筑艺术、他们耗尽半生心血所从事的关于建筑史的学术研究成了照亮他们生活的星辰，这是他们为饱受蹂躏的中国能倾尽全力的事业，是他们寄托自己苦难灵魂的惟一支撑。
我的迷人的病妻
抗战以来，辗转数省颠沛流离的逃难途中，从北京带出的私人用品丢的丢了，当的当了，而战前思成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到各地考察所得到的各种资料———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数据、大量的文字记录等等，他们却无论何时都带在身边，寸步不离。只有那些不便携带的照片底版、珍贵的文献、图册等，他们存放在天津的一家外国银行的地下保险库。谁想到１９３９年天津发大水，银行的地下室被淹，存放在那里的资料几乎全部被毁，这个消息两年后才传到李庄，徽因和思成闻讯后禁不住痛哭失声。
在李庄简陋的农舍里，他们摊开了那些用性命保全下来的资料。思成、徽因和营造学社的同事们决定，就在这里，就从这时开始，全面系统地总结整理他们战前的调查成果，着手撰写《中国建筑史》。同时，用英文撰写说明并绘制一部《图像中国建筑史》，这也是思成和徽因从留学美国时就埋在心底的夙愿。
徽因让思成从史语所给她借回来许多书，虽然不能像正常人一样活动自如，但她想，躺在床上也可以帮思成翻阅典籍，查找资料。她读了大量的汉代历史，想给思成研究汉阙、岩墓以帮助。她翻译了一批英国建筑学期刊上的学术论文，还准备撰写关于住宅建筑的论文。
在给费正清和费慰梅的信中，思成描述他们在李庄的生活：
……很难向你描述也是你很难想像的：在菜油灯下做着孩子的布鞋，购买和烹调便宜的粗食，我们过着我们父辈在他们十几岁时过的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有时候读着外国杂志看着现代化设施的彩色缤纷的广告真像面对奇迹一样。……我的薪水只够我家吃的，但我们为能过这样的日子而很满意。我的迷人的病妻因为我们仍能不动摇地干我们的工作而感到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