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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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时，老金就住在我们家的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在１９３１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时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和丈夫，却像一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楚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是我也感谢徽因对我的信任和坦白。她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傻丈夫。怎么办？我想了一夜，我问自己，林徽因到底和我生活幸福，还是和老金在一起幸福？
我把自己、老金、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自己尽管在文学艺术各方面都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
过几天徽因告诉我说，她把我的话告诉了老金。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相信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难题，也常常去请教老金，甚至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了的问题分析得清清楚楚。
心灵深处自有珍藏
林徽因是幸运的，她因自己生活中优秀的男性而更加优秀。
金岳霖是真正的绅士，他无疑是爱林徽因的，并且因为爱林徽因而爱林徽因的家庭，爱林徽因所爱的人。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成了梁家的一员。林徽因、梁思成和他们的孩子都爱他信任他，从３０年代一直到金岳霖的晚年，这种爱始终没有变形。金岳霖这种钟情于别人妻子的感情，或许被人认为是一种不合道德规范的感情，但这种感情却传达出超越一般道德规范的美好。
梁思成是真正的绅士。一场对作为丈夫的他来说至为尴尬的感情波澜，被他的真诚和博爱所化解。他对林徽因的尊重和珍爱使他不忍让徽因在感情上受一点委屈。他对朋友的笃诚和信任使他赢得了朋友们永远的敬重———不论是徐志摩还是金岳霖。他的胸襟情怀使他生活中的夫妻之爱和朋友之爱都达到了一种理想的境界。所以林徽因发自内心地说：如果她的人生可以重新安排，她仍然会选择现在的家庭。在这样的家庭里，他们互相欣赏，互相砥砺，他们的美好人格和他们所钟爱的事业在互相辉映中熠熠闪亮。后来的一些文字在谈及林徽因的感情生活时常常颇有微词。其实这样的非议在当时就曾有过。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当事人的林徽因对此从来不置一辞。在外界的传闻和流言面前，她始终保持着高贵的沉默，而在心灵的最深处自有珍藏。
１９３６年初的一天，思成要去上海，因为一件小事，两人怄气了。和所有夫妻一样，他们在平日的生活里也不时发生争执，互不相让。这次两人是真生气了，气头上，他们拣着最解气的话说，结果是思成气鼓鼓地离开了家，徽因在家中哭肿了眼睛。第二天一早，徽因收到了思成从火车上发回的两封电报和一封信，信、电中全是对徽因的牵挂和对吵架的懊悔。徽因一夜没睡好，头晕得厉害。读着思成的信和电文，她感到了幸福的眩晕，心头一松，靠在了沙发上。这时，女佣又送来了沈从文的一封信。沈从文因为一桩感情的纷扰与妻子张兆和发生了矛盾。苦恼中的沈从文写信向徽因诉说，希望徽因能帮助他“抓住理性的自己”，把“横溢的感情”设法安排妥帖一点。
读着沈从文的信，徽因禁不住微笑了。她想，生活里的事情真是奇妙，从湘西走出来的沈从文和自己一样被感情困扰得痛苦不安。对这种苦恼她不仅理解，而且肯定地认为：“人活着的意义，基本的是能体验情感。”她铺开了信纸，与张兆和一样称呼沈从文为“二哥”。她清理着自己的思绪，剖析着自己的感情，开导和劝慰着苦恼中的“二哥”：
我的主义是要生活，没有情感的生活简直是死！生活必须体验丰富的情感，把自己变成丰富、宽大能优容能了解，能同情种种“人性”，能懂得自己，不苛责自己，也不苛责旁人。不难自己以所不能，也不难别人所不能，更不怨命运或是上帝，看清了世界本是各种人性混合做成的纠纷，人性又就是那么一回事，脱不掉生理、心理、环境习惯、先天特质的凑合！把道德放大了讲，别裁判或裁削自己。任性到损害旁人时如果你不忍，你就根本办不到任性的事。想做的事太多，并且互相冲突时，拣最想做———想做到顾不得旁的牺牲的事做，未做时心中发生纠纷是免不了的，做后最用不着后悔，因为你既会去做，那桩事便一定是不可免的，别尽着怪罪自己。
一生对她满怀深情
我方才说到极端的愉快、灵质的透明的美丽的快乐，不知道你有否同一样感觉。
我的确有过，我不忘却我的幸福。我认为最愉快的事都是一闪亮的在一段较短的时间内迸出神奇的———如同两个人透彻的了解：一句话打到你心里使得你理智和感情全觉到一万万分满足；如同相爱：在一个时候里，你同你自身以外的另一个人互相以彼此存在为极端的幸福；如同恋爱，在那时那刻眼所见、耳所听，心所触无所不是美丽，情感如诗歌自然的流动如花香那样不知其所以。
这些种种便都是一生中不可多得的瑰宝。世界上没有多少人有那机会，且没有多少人有那种天赋的敏感和柔情来尝味那经验，所以就有那种机会也无用。
……在夫妇中间为着相爱纠纷自然痛苦，不过那种痛苦也是夹着极端丰富的幸福在内的。冷漠不关心的夫妇结合才是真正的悲剧！
如果在“横溢情感”和“僵死麻木的无情感”中叫我来拣一个，我毫无问题要拣上面的一个，不管是为我自己还是为别人。人活着的意义基本的是在能体验情感。能体验情感还得有智慧有思想来分别了解那情感———自己的或别人的！……
当她准备结束这封信时，想起了沈从文的苦恼，于是又走笔写道：
算了吧！二哥，别太虐待自己，有空来我这里，咱们再费点时间讨论讨论它，你还可以告诉我一些实在情形。
我这２４小时中只在想自己如何消极到如此田地苦到如此如此，而使我苦得想去死的那个人自己去上海的火车中也苦得要命，已经给我来了两封电报一封信，这不是“人性”的悲剧么？那个人便是说他最不喜管人性的梁二哥！
徽因又及：
你一定得同老金谈谈，他真是能了解同时又极客观极同情极懂得人性，虽然他自己并不一定会提起他的历史。
福建的陈钟英、陈宇二先生，在８０年代初编辑林徽因诗文集的过程中，曾多次到北京访问已年过八旬的金岳霖。他们记下了如下的一些事情：
金岳霖一生对林徽因满怀深情。
林徽因去世后，金岳霖仍旧独身。
陈宇在对金岳霖的访谈中，“很想了解这一行为背后意识观念层面上的原因。但这纯属隐私，除非他主动说，我不能失礼去问。不过，后来了解到了一件事，却不无收获。
“有个金岳霖钟爱的学生，突受婚恋挫折打击，萌生了自杀的念头。金岳霖多次亲去安慰，苦口婆心地开导，让那学生认识到：恋爱只是一个过程，恋爱的结局，结婚或不结婚，只是恋爱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恋爱的全过程来看，而不应仅仅从恋爱的结局来衡量。最后，这个学生从痛不欲生的精神危机中解脱了出来。”
由是我联想到金岳霖，对他的终生未娶，幡然产生了新的感悟。
在林徽因去世后多年的一天，金岳霖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开席前他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顿使举座感叹唏嘘。
最亲密的朋友
陈钟英、陈宇在林徽因诗文集编好之后，拿去请金岳霖过目，金岳霖摩挲着，爱不释手。陈钟英想请他写篇关于林徽因的文字附于书中，然而金岳霖却迟迟地不开口。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陈钟英写道，“我无法讲清当时他的表情，只能感觉到，半个世纪的情感风云在他的脸上急剧蒸腾翻滚。终于，他一字一顿，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他停了一下，显得更加神圣与庄重，‘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他说完，闭上眼，垂下了头，沉默了。”
金岳霖在８０年代中期，写了一些忆旧随笔，其中有一篇是《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他写道：
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从１９３２年到１９３７年夏，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三十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期六碰头会”喝的是咖啡冰淇淋，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除早饭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饭晚饭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这样的生活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抗战以后，一有机会，我就住在他们家。他们在四川时，我去他们家不止一次。有一次我的休息年是在他们李庄的家过的。抗战胜利后，他们住在新林院时，我仍然同住，后来他们搬到胜因院，我才分开。我现在的家庭仍然是梁金同居。只不过我虽仍无后，而从诫已失先这一情况而已。
我同梁从诫现在住在一起，也就是北总布胡同的继续。
金岳霖写这篇随笔时，已年近九旬，生活起居皆已不能自理。梁思成、林徽因与他情感延续到下一代，伴随着他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１９３２年的阳春３月，梁思成的《清代营造则例》和《营造算例》脱稿了，林徽因《论中国建筑的几个特征》也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发表。这是林徽因第一篇建筑学研究的论文，也是她对中国建筑艺术纲领性的总结。
写作这篇论文时，妊娠反应使她常常脸色苍白地离开写字台和绘图板。可整篇文章的思路、包括其中许多图例的绘制，却完成得十分顺利和流畅。
直到今天，当我们阅读这篇专业性很强的论文时，仍不能不叹服林徽因高屋建瓴、一气呵成地驾驭材料的能力。这样酣畅的笔墨仅仅用才华和灵气来解释是不够的，那实在是长期耕耘、了然于心的结果。
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因为中国从来没有人写过自己的建筑史，自然也就没有古代建筑物的目录，在这样的前提下外出考察，就像是“盲人骑瞎马”，几乎完全是凭感觉，碰运气。
初次经历这一切的梁思成没有想到，在以后几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