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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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绍兴也罢，在北京也罢，饺鲁迅真正难捱的，都不仅仅是政局的无望和官场的压迫。当他劳累了一天，在绍兴师范学堂的校长室里独坐抽烟的时候，当他在绍兴会馆的静夜中辗转难眠，静听窗外老槐树叶的簌簌声响的时候，他会不会后悔自己过去的天真呢？当初在日本，以为天地广大得很，也就不怎么在意与朱安的婚姻，甚至对人说，那是母亲娶媳妇。可他现在回来了，发现天地原来那样低窄，自己也并无振翅高飞的能力，其实是只能在一块极小的地面上兜圈子，而在这个圈子里，正有朱安与他朝夕相对：到这时候，他才真正尝到那场婚姻的苦味，才明自过来，是自己娶了媳妇。倘说朱安是个包袱，它可并不是压在别人身上，而是压在他的身上。
他的天性毕竟温厚，一直勉强自己，对朱安以礼相待。有一次朱安娘家经济拈据，他还寄钱去资助过。我甚至相信，他曾经作过努力，要和朱安建立某种情感的交流，她毕竟是他的妻子，越是在社会上遭遇种种的不如意，那种想在家庭中寻求安慰的冲动，也自然会越加强烈。我更相信，朱安一定也竭其所能，尽量来迎合鲁迅，她知道鲁迅不喜欢她，但她既然嫁到了周家，就甘愿一辈子陪伴他，能获得他的接纳，是她后半生的最大目的。可是，他们之间的智力和文化差距实在太大，鲁迅对她又没有感情，稍一接触，便会发现她的种种缺陷，那点原来就很微弱的交流的热情，很容易就消退下去。他对母亲抱怨说：“和她谈不来，……谈话没味道，有时还要自作聪明。……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她说是的，她也吃过的。其实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就是全中国也没有，她怎么能吃到？这样，话就谈不下去了。谈话不是对手，没趣味，不如不谈……”⑤连活都不想谈，从鲁迅这一面说，已经是将朱安视同路人了，可是，他们又必须住在一起，你想想，从早到晚，都要和一个其实连话都不愿对她说的女人在一起，这种处境，真可以算是上帝施加给人类心灵的最难捱的苦刑了。
他当然要逃避，可是，倘不离婚，这逃避的余地也就很有根，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家独住。所以鲁迅回国之后，先是住在杭州，后来回绍兴，也多半住在师范学堂的宿舍里，很少回家过夜。他在托许寿裳给他介绍工作的信中，特别写上“虽远无害”，就正是出于这种离家避居的愿望。后来去南京，去北京，他都是独自一人，情愿忍受种种独居的困苦，也不肯将朱安接来同住。在绍兴会馆的七年间，他都是一人独居，倘不是
母亲几次来信，要他接她们去北京，他恐怕还会一直这样逃避下去吧。
但是，这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逃避。朱安是不在身边了，婚姻的束缚依然紧跟着他。至少在初到北京的几年里，他几乎没有一个女性的朋友。他才三十几岁，每个体格健全的男人都有的那些欲望和渴求，他同样也有。它们得不到宣泄和满足时的痛苦，更会对他造成精神和生理上的双重折磨。一个正当盛年的男人，在至少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一直过着禁欲的生活，我真难以想象，他是怎样经历这一切，又是用什么方法来缓解那些折磨的。郁达夫曾经引他一位学生的话，说鲁迅“虽在冬天，也不穿棉裤，是压抑性欲的意思。”⑥我不想说事实就一定如此，但可以肯定，为了长时期地克制自己的孤独感和性欲，他一定用过各种艰难的手段，在心理和生理上也难免要付出代价。鲁迅学过医，很知道这样的禁欲生活对人会有什么伤害，他后来写道：“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⑦这些话虽有特定的指向，他对鸦身者的心理变态能有这样透彻的把握，显然是掺人了自己的切身体验。明知道这是一种折磨，却还要挑选来担着，因为倘不如此，就必须担任另一种更苦的罚役。请想一想。他是在用什么样的心情过日子？
难怪在绍兴的时候，甚至还在杭州的时候，他就逐渐养成了一种不修边幅的习惯。我们都还记得他刚结婚的时候，是如何被乡人看成漂亮的人物，也记得他归国初期，留在照片上的那副西装革履，英气勃勃的神情。可是，才一两年的时间，到辛亥革命之后，他竟是以这样的模样出现在绍兴师范学堂：神色苍白，面容削瘦，头发长到一二寸，不修剪，根根直坚，简直像四五十岁的人：一件黑色棉布袍，从秋天直穿到冬天；黑色的西装裤，再加上黑色的袜子与皮鞋；不多说话，脸上也没有什么笑容——这变化真是太大了！一个人的衣着习惯，正反映出他内心深处对自己的态度。中国向来有故意穿得破破烂烂，显示洒脱不拘的名士风度，但鲁迅不是这种人，他并不愿意自己囚首垢面，譬如对自己的胡子，就经常拿着剪刀修剪。但他事实上仍然养成了随意马虎的衣着习惯，而且不仅在穿衣上，其他诸如被褥的软硬薄厚，家具的舒适与否，他都颇为随便，他甚至嘲笑别人使用生发油之类的化妆品，这是否正表现他对自己的一种深藏着的不在乎呢？男人久不与女人交往，往往不惮于邋边，但你从鲁迅身上看到的，却不只是这一点。自成年以来，他辗转奔波，苦苦追求，却不断受挫，处处碰壁，现在又蛰居在这寂寞萧索的北京城中的一角，国家社会的前途也罢，个人的功名事业也罢，他都不能不看淡，不能不放弃。而既然如他后来所形容的，在婚姻大事上饮用了“慈母……误进的毒药”，⑧对自己的个人幸福，他也不能再抱什么希望了。他刻了一方石章，曰“堂”；又给自己选了一个号，叫做“俟堂”。笔划虽不同，意思是一个，就是“待死堂”。他竟会取这样的名号，刻这样的印章，就是再粗心的人，也不难想见他的心情，一种对于社会和个人的深刻的悲观，一种对于历史和将来的凄苦的绝望，正文织成他这时候的基本心态。我所说的那种深藏在他内心的对自己的不在乎，就正是指的这一点。
鲁迅思想历程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已经结束了。仗着童年时代养成的天性，也因为青年人的乐观和天真，他一直都没有认真去正视自己的命运，也一直不愿意放弃乐观进取的理想。可是现在，他不但被迫回国谋生，更满饮了回国之后的十年的人生苦酒，就是再不情愿，他也只能承认，自己是已经被赶进了一个深坑，环顾四周，似乎都没有爬出去的可能，那就干脆坐在里面等待，任凭你什么东西，包括死亡，都请来吧！一种极度的愤激，使他对自己的命运的理解，第一次和那命运本身吻合了。
第七章 戴着面具的呐喊
但是，就在鲁迅自以为无望，只能“待死”的时候，从那深坑的上面，却又悄悄地垂下了一根绳梯，它就是陈独秀在一九一五年夏天创办的《新青年》①。这位因参加“二次革命”而被迫流亡日本的安徽人，年龄与鲁迅相仿，性情却远比他开朗，刚刚回到上海，就一心要和袁世凯们再战一场。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指望政治和军事斗争，而是转向思想启蒙，他的目的也不再是推翻一个袁世凯，而是要铲除滋生军阀专制的整个文化和思想传统，他在心里恨恨他说：别看在政治和军事上斗不过你们，我现在用新思想和新文化唤醒年轻人，看你们还能站得稳身！正是在这种激烈的战斗情绪的催促下，陈独秀将《新青年》办得生气勃勃，很快就引起了北京、四川甚至远在美国的志同道合者的响应，胡适，李大钊，高一涵，钱玄同等人先后参加了编辑部。正巧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决心将这所官气极重的京师最高学府改造成新思想的大本营，便将陈独秀和胡适们请去当教授，《新青年》也随之迁往北京，声势更为壮大。到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北京已经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文科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它激动了几乎每一个敏感的读书人的心。
鲁迅住在北京，又在教育部任职，对这场越刮越猛的新文化运动，当然是知道的。但是，他开始却并不重视，也不以为它会对社会有多大的作用。他从一位朋友那里听说了《新青年》，便特地买来看，着完之后，却没有多大兴趣，就丢开了。对蔡元培改革以后的北京大学，他的印象也不好：“大学学生二千，大抵暮气甚深，蔡先生来，略与改革，似亦无大效。”③甚至到一九二０年，“五四”学潮发生一年多了，他还这样说：“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３一个准备“待死”的人，对世事的理智判断自然容易悲观。
但是，就在他的理智如此消极地看待新文化运动的同时，他的生命本能却作出了热烈的反应。他毕竟还不到四十岁，就是理智上再绝望，生命的本能冲动也不会甘心，它总要时时冒上来，想拽他离开那单人禁闭式的生活。因此，一旦听见绍兴会馆外面的新文化运动的声浪，它自然就要抓住不放，以此来刺激鲁迅内心的怀疑意识，将它引向与原来相反的方向，不是怀疑乐观和理想，而是怀疑悲观和绝望：我的命运就真是这样地不可改变了么？难道就只能这样消磨余生了么？就算不能摆脱母亲给自己设下的婚姻桎梏，在对社会的改革上面，我也一点都不能出力了么？社会给了我那么多伤害，为什么我就不能用呐喊来报复它呢？即便于实际并无多大的帮助，至少可以使自己振作一些？……在人的各种意识当中，怀疑意识常常是最有力的，它本身不需要提出证据，也就很难用什么证据彻底地驳倒它。越是内心矛盾的人，越容易接受怀疑意识的影响，因此，鲁迅的生命本能一旦获得这怀疑意识的帮助，悲观主义的理智就不大能再长久地压制住它。到一九一八年，他终于接受钱玄同和陈独秀的怂恿，开始向《新青年》投稿。先是小说，再是诗，再是杂文和长论：以投身新文化运动为绳梯，他决意要爬出那个“待死”的深坑了。
要爬出去却不容易，他先得克服一个很大的心理障碍。他这样描述钱玄同动员他投稿时，他的心理活动：
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
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
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嚷起来，
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
无可挽回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
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
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
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④他说得很坦率，虽然是决意呐喊了，心境却和在东京策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