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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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也就在这个时候，鲁迅看到一本题为《蜀碧》的书，记载了明末农民军首领张献忠屠杀四川人的种种情形。他又一次震惊了。中国的历史上，怎么会发生这样大规模的凶残的事情？不久以后，他又读到一本明代抄本的《立斋闲录》，虽然不全，其中记述的那位残暴的永乐皇帝的“上谕”，已足以使他怵目惊心：中国的皇帝中间，竟有这样毫无人性的东西！鲁迅早慧，对文字特别敏感，事实上他的一生，都在和文字打交道。周此，他的独特的思想意识，有很多都是以前人的文字为源头，倘说他以前读到的那些小说和故事，正培养了他一种微笑着页对人生的做梦的气质、那现在这《蜀碧》和《立斋闲录》一类的“野史”，却大大强化了现实中炎凉人情对他的尖锐刺激，向他那般强烈的内心仇恨，注入了深长的后力。原来他遭遇到豹病态和卑劣，并非是绍兴一地的特产，在其他地方，在许多年以前，比这更可怕的事情早已经发生过了，他还有什么理由，不能信赖自己的憎恶之心呢。
在三十年后，有一次许广平向鲁迅抱怨亲戚的纠缠，他回信说：“尝尝也好，因为更可以知道所谓亲戚本家是怎么一回事，知道世事可以更加真切了。倘永是在同一境遇，不忽而穷忽而又有点收入，看世事就不能有这么多变化。”①写这信之后一年，在广州，青年学生问他为什么憎恶旧社会，他更这样回答：“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②最激烈的憎恨，往往产生于盲目的欢喜，最厌世的人，正可能原是爱世的人，读着鲁迅这两段文字，我不能不感慨命运的残酷，它先是给鲁迅一个宽裕的童年，然后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扯掉那一层狰狞人生的伪装布，把社会和人性的丑陋和卑劣直推到他的鼻子底下，这叫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怎么承受得了？他不因此把人情和世事看得阴暗无趣，不因此萌生强烈的愤世之情，那才真是奇怪呢。
有的日本报纸就公然宣称：“西洋人视中国人为动物，实际确乎不得不产生动物、下等动物的感觉，因此，他们（指中国人）在生理上已失去人类的资格。”⑤因此，鲁迅在这个时候去日本留学，便不可避免地受到种种歧视和轻蔑。他走在东京的大街上，就常常遭受少年人的辱骂。你不但是生活在陌生人中间，而且是生活在陌生人的鄙视和轻蔑中间，请想一想，一个自尊自重的中国人，怎么能忍受这样的处境？何况鲁迅又有那样的早年记忆，绍兴街头闲人们的指指点点，当铺里高高在上的堂倌的奚落，还有那些从南京旗营里掷出来的石块和辱骂，都一齐会涌上心头，将他推入更深广的屈辱和激愤。
鲁迅后来说过一句透彻的话：一个人乏到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也就难保别人不来打你的嘴巴。倘说这句话是凝聚了他一生的许多经验，那他最初在东京见到某些中国留学生，恐怕是触发他产生这个想法的第一批对象吧。日本人蔑视中国人，是因为他打败了你，你除了自己振作起来再打败他，没有别的话可以说。可鲁迅见到的许多留学生，偏偏又那样不争气，非胆不从日本人的轻蔑中汲取自我警策的动力，反而以自己的种种乖行，不断地证明那轻蔑的正当。就以与鲁迅同住的留学生来说吧，有整天把地板踏得咚咚作响，尘上飞扬地学跳舞的，也有不遵守客店里新老客户循序洗澡的惯例，抢先钻迸洗澡间，把水泼得四溅的，在这样的日常小事上都如此令人讨厌，其他的方面就更可想而知。一面是日本人的轻蔑的跟光，一面是这些同胞的不成器的丑态，难怪鲁迅一拿到修习日语的毕业证书，便立刻跑到偏僻的仙台去，除了远远地避开这一切，他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仙台又怎样呢，在仙台医学专科学校里，只有鲁迅一个中国人，那些讨厌的同胞的嘴脸，自然是可以免见了，但是，日本人那股蔑视中国人的风气，在仙台同样很盛。仙台报纸上的辱驾中国人的言论，一点都不比其他地方温和，鲁迅所在的那个班的学生中，也同样有对他白眼相加，毫不掩饰的人。他考试成绩中等，便有同学以为是得了老师的暗中帮助，于是托辞去检查他的笔记，甚至写信向他发出威胁。课间放电影，映到日本军人挥刀砍杀中国人，而围观的其他中国人一脸麻木的时候，也有同学大声地议论：“只要看中国人的样子，就可以断定中国是必然灭亡……”⑥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这样傲慢，鲁迅初到仙台，就有教员热心地张罗食住，任课的教授当中，更有藤野严九郎那样满怀善心的人，就是同班同学中，也有好几位不满意那些傲慢者的粗暴，特别站出来替鲁迅辩护。但是，尽管如此，这些事情仍然给鲁迅非常强烈的刺激，只要看看他与同学相处时的神态，便可以知道这一点。在大多数场合，他都不多说话，给人一种沉静老实的印象。他也很少与同学交往，去剧场看歌舞伎，也总是独来独往，从不与人同行。即便那几位曾经为他辩护的同学，听说他要离开仙台，特地请他吃点心，合影留念，他真的走时，却连这几位同学也不通知，一个人悄悄离开了，全班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不禁要猜想，他中断在仙台的学业，固然有从文的动机，他在仙台过得很不愉快，种种刺激使他不愿意继续久居，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一个他自己也不大愿意承认的潜意识的动机吧？一九0六年初夏，鲁迅返回东京，这时候他已经二十六岁了。用去了八年的青春，从中国到日本，又从仙台回东京，四处寻求生路，却总是走不通，兜了一个大圈子，还是回到老地方：没有钱，也没有文凭，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他此后一生的命运的雏型，在这时候已经显露得相当清晰了。
第四章 初皈神灵的狂喜
但鲁迅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虽然不断地陷入茫然失措的困境，他却不以为然，经常还是兴致勃勃，对将来充满信心．他还年轻，正是充满幻想的年龄，还不能充分领会艰难人世的含蓄的暗示，但我以为，他这时的自信的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他刚刚获得一种强有力的精神支柱，正处在一个信徒初皈神灵时的情不自禁的狂喜之中。
这事情还要从他在南京时的看闲书说起。他看得相当杂，既读小说，从《茶花女遗事》开始，凡是林纾翻译的西洋小说，有一本就买一本；也看报纸，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几乎是每期必读；他更用心读理论书，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法意》，他是读了又读，还郑重其事地向别人推荐。后来到日本，阅读的面就更宽，一九0三年七月他特地写信给周作人，向他推荐约翰·穆勒的《名学部甲》【即《逻辑体系》】，可见兴趣有多大。他当然并不能都读懂这些书，但靠着严复对赫脊黎的学说的中国式的简化，①更由于梁启超们对社会进步的前景的动人的鼓吹，那种物竞天择的进化观念，那种后人必胜于前人，将来必优于现在的历史不断进步的观念，却深深地嵌进了他的头脑。可以这么说，他这几年间阅读的主要收获，便是知道了严复式的进化论。
今天的中国人恐怕是很难体会一百年前鲁迅初次知道进化论时的兴奋心情了。从我们这一代懂事的时候起，进化论就已经是一个〃常识〃。从小学课本起，我们接受的全部正规教育的哲学基础，实际上就是进化论，我们在课堂上学来的有关时何和历史的全部知识，都被牢牢地框限在历史进步论的范围之内，以至到我们成年的时候，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认定〃历史不断进步〃的观念，就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天经地义，不证自朋。可是，鲁迅时代的情形却完全不同。西方思想才刚刚传入，影响极为有限，中国的绝大多数土地，依然是传统思想的天下。说来也怪，中国的历史著作那样丰富，中国人的历史观念却颇为单一。从先秦时期开始，无论老于对〃小国寡民〃的赞扬，还是孔子对〃大同〃世界的向往，更不必说墨子对〃上古〃和〃当今〃的种种比较了，基本的思路都是一个：今不如昔。正是这种对历史进程的悲观主义描述，激发出了形形色色的复古理想，而正是这些不断想要返回过去的执拗的信念，共同孕育出了〃五德轮回〃式的循环论观念。从秦汉到明清，两千年中国社会的历史事实，似乎又不断在证实那历史沉沦的悲观主义描述，证实那一治一乱的循环论思想。你当可想象，到鲁迅开始认字的时候，历史悲观主义的精神传统，会对读书人有多大的权威。事实上，鲁迅在读到《天演论》之前，脑子里原有的历史观念，就正是复古和循环的那一套，他别无选择，他看到的只有这一种观念，就只能接受它。
不用说，他愈是厌恶四周的现实，这种历史悲观主义就愈对他造成精神的重压。一个人不满现状，，总是因为他另有一个理想，既然现实已经是一个坏的世界，那他理想中的好的世界，就只能存在于将来，也就是说，不满现状者的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将来。可是，传统的历史观念却告诉你，你憧憬的将来并非真正的将来，它实际上是过去，你改变现状的唯一出路，就是复活过去。但是，你和统治着现实的既存的势力相比，谁和过去更加接近呢？当然是它，不是你，因此，传统的历史信仰实际上是把反抗现实者诱到了气馁的边缘，你是在和一个比你更有资格代表理想的对手作战，你稍微缺乏一点毅力，就会一下子跌进绝望的深渊。更何况，还有那个历史不断沉沦的悲观描述在旁边捣乱，你就更难摆脱绝望的诱惑。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对现实深恶痛绝的人，却少有坚决行动，来彻底改变现实的人，即使真的动手了，许多人也最终都陷进绝望、颓唐、甚至精神崩溃的境地，这传统历史观念的无形的窒息，正是主要的凶手之一。绍兴城里那一位比鲁迅早生三百年的徐文长，便是一个例子。
难怪从清代中叶开始，一代一代的改革者都竭力来打破这种传统历史观念的桎桔。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谭嗣同，他们鼓吹社会改革，常常都是以倡导新的历史观念，作为第一阵开场锣鼓。但是，龚自珍也好，魏源也好，最后都程度不同地落入了循环论的窠臼，即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