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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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专制统治，从来是非常残暴的。从一九三一年开始，国民党政府接连捕杀文化界中的共产党人，后来更将也是国民党员的杨杏佛也杀掉了，这从鲁迅的眼光来看，这样的事都干了，还有什么事干不出呢？他特有的那种凡事从最坏处着想的心理，就自然会占满他的心胸。从听到柔石被捕的消息起，只要风声一紫，他就离家避难，或是去一家日本人开的花园庄旅店，或者就丢内山完造家。在花园庄饭店躲避时，他的神经相当紧张，有一次看见两个陌生人在草地上对着他避居的房间指指点点，就赶紧躲进里屋，许久都不出来，早在一九三０年五月，他就已经开始采取一种半秘密的生活方式，不对人公开自己的居处，几次搬迁，都是托熟识的日本人出面租赁：除了少数可以信赖的人，他从不邀请客人到家中聊天，一般会面，都约在内山书店里：来往信件也都通过这家书店，他情愿每天到书店去取，也不要别人直接寄到家中。空气紧张的时候，他就极少下楼出门，甚至连窗边也不坐，怕被人看见。可就是这样，他还是不放心，一到觉得危险的时候，还是要避出去，他对自己的人身安全，实在是没有什么信心了。有一次他对别人这样介绍他的书架：“这些书架全是木箱，里面装满了书，任何时候都可以装上卡车逃跑。”２３甚至和许广平走在街上，他也常常要她走到马路对面去，说是万一遇到麻烦，她可以及时脱身。连日常生活的这些方面，都笼罩在高度的紧张之中，他有生以来，这还是头一次。许广平后来回忆说，他虽然如此警觉，有时候却又有一种冒险性，愈是空气紧张，愈在家里坐不住。杨杏佛被杀之后，他坚持要去送殓，那天早上出门，还有意不带大门的钥匙，以示赴难的决心。后来几次传闻要抓他，他都特地每天出门去转一圈，２４这当然显示了极大的勇气，但请想一想，一个向来主张爱惜生命，反对轻率赴死的人，现在却自己怀着赴死的心情，跨出家门去迎接随时可能袭来的捕杀，就好像一头无处逃遁的野狼，掉过头来拚死相扑：这是怎样的丧失理智的狂泰，又是怎样的忿不欲生的绝望呢？
原本是为了摆脱局外人的沮丧，才那样积极地介入公众生活，却不料一脚踩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身不由己地越卷越深，直至被推上与官方公开对抗的位置，人身安全都岌岌可危－－从那样的起点竟会一路滑人现在这样的境遇，大概是鲁迅怎么也想不到的吧。正是从这个“想不到”，我又一次看见了命运对他的残酷的戏弄。
第十六章 新姿态
正因为他是身不由已地陷入与官方对抗的险恶处境，这处境对他心理的伤害就特别深重。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本来是常常并排供着两尊神，一个要他注重实际，把眼前的功利奉为第一，另一个却要他超越世俗，向上下左右追问人生的终极意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不知道该皈依哪一尊神，总是在其间犹豫徘徊。身遭严重的压迫时，狭隘的功利意识就膨胀起来，一九二五年他甚至说：“若今日者，则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１可在另外一些时候呢、他又很知道人应该有更为宽广的人生视界，于是他就说诗人应该有傅大的心灵，能感受人间、天国和地狱这三界的大痛苦和大欢乐，又说真正的知识分子永远是痛苦的，因为他看到的永远是缺陷。倘说他那些启蒙主义的呐喊的冲动，常常将他赶到前一尊神的座下，他碰壁之后的种种怀疑和悲观，又会将他拉回到后一尊神的面前。可是，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与官方直接对抗的处境却不允许他再这样两边摇摆了：强大的敌人正对你虎视眈眈，它随时可能猛扑过来，置你于死地，你哪里还有工夫去作那种不着边际的玄想？虚无也好，悲哀也罢，小说家的想象也好，知识者的怀疑也罢，统统都只能抛开去，你先得集中全力来对付眼前的敌情！我相信，任何人处在鲁迅那样的境遇里，都会本能地向自己提出这一类警告吧。随着他和国民党官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这种凡事都以眼前利害为重的权衡方式，就自然会逐渐挤开其他的权衡方式，独占他的头脑。无论什么事，只要能帮助他渡过眼前的险恶处境，他现在都愿意做了。
其中第一件事，就是寻找一个身外的精神寄托。越是意识到自己和官方的力量悬殊，意识到自己的速胜的无望，他就越需要构造一个理想，来证明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徒劳地和官方对抗。因此，尽管他早已经多次证实了侈谈理想的可笑，他现在还是不得不再一次谈论理想。
理想总是将来的事，他既然要谈，就只能捡回那个历史进步的老观念。他在通信中对朋友们说：“无论如何，将来总归是我们的。”２“人生现在实在苦痛，但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我们这样的活下去罢。”二又在公开的文章中接出更为乐观的姿态：“历史决不倒退，文坛是无须悲观的”；４“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５口气如此坚定，真是难为了他。
但是，这些话毕竟大空，光用几个“将来”、“历史、之类的大名词，并不就能构成一个理想，他还得将它们落到实处，力它们配备一个现实的可能性。可是，到哪里去寻找这种可能性？中国的社会是一片漆黑；欧美的资本主义国家呢？都站在中国的当权者背后；唯一可以考虑的，似乎就是苏维埃制度下的俄国了。说起来，他在“五四”时候就看过介绍俄国革命的书籍，二十年代中期介绍苏俄的文艺论战和文学作品，也明显表示过对俄国的变革的好感。在厦门和许广平讨论今后的出路时，许广平还向他提议去苏联：“党＇指国民党＇内似乎好些，我想如国民党不容，则跑到俄国去，在广东，去俄很容易……”⑤．６他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一直有怀疑，但他现在已经别无选择，对理想的需要如此急迫，他不得不先把这一“点怀疑：压人心底。更何况中国的官方也好，它的外国的支持者也好。都一齐攻击苏俄，单从敌我利害考虑，也应该将苏俄引为同志：用他自己的话说：“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哪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敌人，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７已经抱定了以现实利害为重的宗旨，那就正不妨以苏俄为论证自己理想的材料。
他开始频繁地谈论苏俄。先是在介绍苏俄及其文学作品的序跋中：“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百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命运的人。”８“当苏俄施行五年计划的时候，革命的劳动者都为此努力的建设，……到页年半，西欧及美洲‘文明国’所视为幻想、妄谈、昏话的事业。至少竟有十几个工厂已经完成了”。９接着又专门写文章来称赞，说俄罗斯的黑土中确实长出了“成功”，１０说这成功使他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１１如此热烈的口气，他还从没有对别的事物用过。
将苏俄描述成理想的标本，下一步就自然是在中国寻找它的相似物。既然认定布尔什维克的成功是千千万万穷苦人造成的，你要在中国实现同样的成功，就势必得把眼光转向中。国的穷苦人。鲁迅似乎早有这样的念头。在北京和广州，他看多了知识者的无用，看多了青年人的叵测；种种流血的事实又一再向他证明，光靠文字和思想，决不能战胜拥有暴力的黑暗。因此，还在离开厦门的时候，他就已经产生了将人区分为“聪明人”和“傻子”的想法，他去集美学校演讲，一开口就说：“聪明人不能做事，世界是属于傻子的”，“这些傻子，就是工农群众”，“他们有坚强的魄力，有勤劳的德性……”１２在《坟》的后记中，他更明白写道：“古人说，不读书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错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１３从早先高喊“任个人而排众数”，到现在将世界放到“愚人”肩上，他的立场已经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从这个新立场再转到将工农视为中国的希望，那几乎是顺理成章，非常容易了。于是，也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他接。二连三地断言，中国的将来也必是工农百姓的天下。“左翼文：艺现在在和无产者一同受难，将来当然也将和无产者一同起来”；１４“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１５不用说，他对共产党和红军控制下的江西“苏区”，也就因此特别重视，这是中国土地上唯一和苏俄相似的地方，也是他那“无产者”的“将来”在现实中的唯一的例证，倘若那里的状况能够使他满意，他对自己的理想就可以放心了。可惜他困居上海，不能前往“苏区”自己去看，只好求助于目击者的介绍。就是这样的目击者也很难找到，他只好向共产党人去询问。一九三二年，他就在家中会见从“苏区”秘密来上海养病的红军将领陈赓，了解“苏区”的情况，他尤其注意农民的生活状况，提了一大堆具体的问题。最后他相当满意，确信“苏区”的农民已经获得了某种“解放”。他后来甚至表示，要写一本描写红军的小说。１６国外有苏俄的证明，国内又有”苏区”的证明，再加上国民党官方的反面的证明，他似乎的确可以相信，他已经替自己对于“将来”的理想，成功地指出一条现实的可能性了。
理想是有了，但它很脆弱，所以鲁迅紧接着要做第二件事，就是像五年前驱逐内心的“鬼气”那样，再一次搜索自己的头脑，剔除那些与理想不合的思绪。需要剔除的东西也真不少。比方说，他向来把流血看得很严重，因此，他一方面忿恨统治者的凶残，甚至将被统治者翻身之后的“残酷”，也算到统治者的帐上；１７另一方面又反感这种”残酷”，甚至会由此联想到中国历史上鹏大规模的屠杀，那些“愚民专制”的血淋淋的暴行，而禁不住生出对“革命”本身的厌恶。他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怀疑，对国民党在广州清党”的反感，实际上都是出自对鲜血的珍贵，他所以称许叶赛宁们的“无可厚非，一个下意识的原因，也就在他们对革命的残暴一面的惊骇，能引起他的深切的共鸣。
可是，他现在将自己的理想托付给了俄国式的革命，怎么还能再反感它的“残酷”呢？自己亲身经历了统治者的暴力威吓，他对那种“以牙还牙”的报复心理，也自然比先前更能体会。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他有意识地替革命的残暴辩护了。借评述法捷耶大的小说《毁灭》，他强调：“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只要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