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十大佬的生存智慧_2-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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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在此处处刁难北洋水师，说到底就是整李鸿章。而到了甲午之时，翁同龢对李鸿章的刁难，则对整个国家，整个时代产生了极恶劣的后果。
翁同龢和其手下文廷武、张謇等尽力鼓吹战争。其时形势，明理人皆知。而翁同龢却为一己私利而欲开战，实难逃众人公论。翁同龢因一己私利而与李鸿章结怨，以公谋私，个人愿望虽达，国家民族的命运却因此而备受挫折。翁之做法，恰恰反映了其政治才识的低劣，被黜也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翁同龢此后在政治舞台上也并没有待很久。1898年6月15日，翁被免去一切职务，逐回原籍，永不叙用。对此王照作诗一首：“当年炀灶坏长城，曾赖东朝恤老成。岂有臣心蓄恩怨，到头因果自分明。”其下注曰：及翁之死，庆王为之请恤，上盛怒，历数翁误国之罪，首举甲午之战，次举割青岛。太后不语，庆王不敢再言，故翁无恤典。王照在这里并没有为翁辩白，而是认为这正好是因果报应，是翁应得的下场。
（四）得罪一个人，堵死一条路
《蜷庐随笔》中记载了翁同龢的一句名言：“正好借此机会让他（李鸿章）到战场上试试，看他到底怎么样，将来就会有整顿他的余地了。”翁的话让人毛骨悚然，这已不是是否主战的问题了。
在主战的背后，身为军机大臣的翁同龢，于中日交战之际，不顾国家安危，挟嫌报复，以私害公。对此《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一书为其立传时论道：“他因与李鸿章之间久怀宿怨屡谋报复，李鸿章不欲战而迫其战，在他看来正是挫抑之而困顿之的良好机会，又岂能放过？至于万一试而不效，淮军挫败，私怨虽报而国事已坏，则就不是翁同龢所着急的问题了。”可翁同龢为什么要整治李鸿章？
在《走向共和》中，光绪皇帝也对翁同龢说：“朕知道当年因李鸿章弹劾令兄翁同书一事，你们结下宿怨。但你们都是朝廷的股肱之臣，总要和衷共济才好，千万不可因私而废公。“大臣之间有私人恩怨非常平常，但是要皇帝亲自开口点明劝和，可见矛盾之深。那么他们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矛盾呢？
他们二人，是由于太平天国战争中的一桩恩怨，结下了梁子。翁同龢与李鸿章有父死兄徙的大仇。
当年剿长毛贼时，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任安徽巡抚，于定远之役临阵脱逃，弃城溜走。李鸿章令其戴罪立功。
咸丰十年，寿州被太平军英王陈玉成所攻，幸亏当地团练的竭力抵御，太平军才得以离去。但城内团练首领孙家泰、蒙时中、徐立壮等与城外的团练首领苗沛霖互相仇杀，苗因此叛变，纠众围攻寿州，纵兵四扰。清政府认为苗沛霖的部队向来彪悍，真是反叛了，危害比太平军还要大，因此密令翁同书想辙摆平这件事。
翁同书知道前任安徽按察使张学醇和苗沛霖很熟悉，于是就让他前去劝降。苗表面上答应，并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清政府应当饶恕自己的罪行；二是杀孙家泰、蒙时中并把首级交付他祭灵以雪耻，翁同书答应照办。孙家泰听后自杀，蒙时中则被翁同龢抓来杀了。两人的首级一起交给了苗沛霖。却不料这不过是苗借刀杀人的借口而已，他并无投降的心思，首级交付以后，叛逆如初。
于是，曾国藩本来就因翁同书在定远失守之时弃城逃走，有愧封疆大吏的守土之责，极为愤慨，现在又对苗沛霖的处置失当，以致激成大变，忍无可忍，上书弹劾。曾国藩文采一般，想写却难于措辞。何况，翁同书又是大学士翁心存之子，翁心存是帝师，究竟如何措辞，才能使皇上破除情面，依法严惩，实在很费踌躇。
曾国藩便让李鸿章帮着写，结果拿来一看，连呼精彩。不但文意极为周密，其中更有一段极为锋芒内敛、暗藏杀机的文字，说：“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段话的立场如此方刚严正，使皇上不好意思包庇了。无奈，朝廷只好判了翁同书个“斩监候”，也就是死缓。翁父听到后，一口气没缓过来，蹬腿西去。朝廷借着翁父翘了辫子的机会，顺水推舟以眷念师傅的名义，将翁同书的斩刑改判充军新疆。父死兄徙，对于翁同龢来说，一个好好的家却因李鸿章的一纸弹劾而弄得如此凄凉，此仇怎能不报？李鸿章也许没有想到以后自己的不幸遭遇与它紧密相关。果然，甲午一战，翁同龢借机倾陷，终使这位老臣败走麦城，签下了耻辱的《马关条约》，戴上了卖国贼的帽子。
甲午战败，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人人恨之。“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刚开始，李还有太后的保护伞，而此时，翁同龢却带领一伙人不断进攻。此时的李鸿章官无翁大，面对翁同龢的排挤和非难，只能硬挺着。由此可见翁同龢的心胸狭隘，睚眦必报。
吴勇的《庚子西狩丛谈》一书中，载有翁李仇隙的掌故：李鸿章因为庚子事件又一次背上卖国贼的骂名赋闲在家时，翁同龢派袁世凯试图说服他撂挑子不干，从而空下大学士的位子给自己，当即被李鸿章骂了出去，李并表示自己一息尚存，翁同龢就不要指望。从而使得翁成不了真正的宰相。这算是李给翁的一个小小的报复吧。由此可见翁李仇隙之深与李鸿章对翁同龢的愤恨。
（五）还是性格决定命运
性格决定命运。翁同龢不仅与李鸿章关系不好，而且几乎与朝中所有大佬关系都很僵，这就不能不归咎为翁同龢的性格问题了。
当时的人们这样看待翁同龢，说他“生平拘谨坦白，遂多忌者”，“人多以其为深沉，其蹉跌亦因此而起”。平时“为人好延揽而必求其为用，广结纳而不能容异己”。（金梁《四朝佚闻》）与人议事，若有不合，动辄拂袖而去，或公开斥责，而不给对方以情面。
潘祖荫在世时，翁尚能听其规劝，但潘氏死后，则无人矣。朝内大臣中与之融洽相处的甚少。张之洞与翁同科，结为金兰之好，但翁同龢与张氏关系一直不好。李鸿藻与他同朝为官几十年，到了后来，彼此也合不来。至于徐桐，本是他在弘德殿的同值，共事多年，但晚年两人行同路人，几不来往。他与荣禄为结拜弟兄，刚毅则是他的门人，之间在思想上虽说有新旧之分，但彼此早成宿敌。如此紧张的人际关系，对一个政治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失。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用这句现成的话来描绘甲午海战以后的翁同龢的命运走向，可以说是十分贴切的。自甲午海战失利以后，他便开始走下坡路，其智力和品行不断受到质疑（当然这一切普通百姓是不会知道的），而他在中外文明交流的冲撞下形成的复杂政治漩涡中，总也调整不好自己的心态，处处被动。他就像落水的人，迫切需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来改变这种状况。可惜他抓错了，他又一次把赌注押在了自己毫不熟悉的事物上面，他选择了维新运动。
翁同龢怎么看都不像个维新派，他和张之洞不一样。张后来突然搞洋务其实是有伏笔的，张之洞的父亲、老师都是崇尚“经世致用”的人，张受其影响很大；而翁同龢不同，他出身于帝师之家，接受的是非常传统的君臣教育，仕途上也很顺利，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接受过西方思想的影响，对于西方事物，他一直都是非常排斥的。
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李鸿章修筑了唐山至胥各庄的唐胥铁路，后来又延伸至天津；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他再次奏请修筑天津至通县铁路。折子呈送到朝廷后，慈禧太后认为可行，要户部每年筹银二百万两实施这一计划。但翁同龢不同意这样做，他无视铁路交通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实现近代化，却把侵略者可能利用铁路，招致引狼入室，有碍国家安全作为理由来阻挠；其次他借口说需要集中财力赈灾，没有那么多的钱来筑路。明眼人一听就知道这都是站不住的理由。救济与建设是并行不悖的事情，清政府还没有困难到想筑路而筹款无门的地步。即便说他反对修路的理由，是完全出于公心，而不是为了掣肘李鸿章，但他的着眼点也仅仅是农业经济，同时把这两者对立起来，作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
康有为尊崇翁同龢是“中国维新第一导师”，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翁同龢对维新变法有兴趣，把康有为等人作为决策集团外的一种引为巩固自己朝内朝外地位的政治力量，但他既没有自己的哲学和变法理论，也拿不出有关变法的纲领和相应的一整套实施办法，这是什么样的导师呢？1895年他第一次和康有为见面时，就承认自己“未知日本之情”，所以对康有为的上书内容还不够理解，没有代他上书言事。
（六）大树底下好乘凉，也能寸草不生
徒弟是光绪，师傅是翁同龢，光绪炒了翁同龢的鱿鱼，这件事可称晚清一大悬案。这件事得从维新变法说起。翁同龢对推动维新变法是有功劳的，但变法却拿他祭了旗。
起初，翁同龢对康的变法主张极为赞赏。他放下了一品大员的架子，亲自去拜访康有为，交流思想，并利用自己是皇帝师傅的地位，把康有为的著作给光绪看，培植光绪的变法思想。另一方面，他对康有为等人的变法活动积极支持。他支持康有为等维新派在北京办“强学会”，还在光绪和康之间不断穿针引线，才使百日维新有可能出现。
当然，作为领导人，如果他能指明正确的方向并且任用合适的人，采取有策略的步骤，就算对具体事物不甚了解也没多大关系。可惜的是翁同龢指不出正确的方向，他无法指明维新和洋务的区别，这让洋务派很不以为然，认为维新不过是洋务运动的翻版，没什么稀奇的；他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只好任用康有为这个性格缺陷更大的人；他毫无章法，没有任何策略可言。这一切都导致了他必然的失败。更要命的是此时他竟然同时得罪了慈禧和光绪这两大主子，没办法，只好让他回家吃老米去了。
清初以来，清朝皇帝会见外国使节的礼仪一直是重大争论点，虽不断改进，但始终没有将“洋人”平等相待。光绪皇帝久有进一步改革的愿望，但屡屡遭到翁同龢的反对。1898年春，光绪皇帝批准外国使臣的车马可以直入禁门，但翁同龢反对。6月初，光绪皇帝拟在乾清宫接见外国使臣，翁同龢再次反对。12日，光绪皇帝重申此意，遭到翁的又一次反对，因而“颇被诘责”。从翁自己记下的这短短四个字，不难想见当年君臣互相辩驳以及光绪皇帝动怒的情况。
张荫桓与康有为同乡，长期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又曾出使美、日、秘三国，见识开通，支持维新，是光绪皇帝企图重用的人物之一。5月17日，徐桐参劾张荫桓“居心鄙险，唯利是图”。同月末，王鹏运继续参劾翁同龢与张荫桓，“奸庸误国，狼狈相依”。但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