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最后23个春秋-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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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还记得他准备离开宾馆之前，有位崇敬巴金的青年姑娘，特意从书店买来一册巴金的小说《家》。她希望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最好能留下巴金亲笔题写的一句话，作为她一生中最珍贵的纪念。和她有同样心情的工作人员们都纷纷效仿，最后，大家都准备好了书和笔，希望巴金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巴老，我们请您为这几本书签名留念，好吗？”当大家把一本本巴金著作摆放在老人面前的时候，大家才愕然地发现，巴金竟然怔怔地坐在轮椅上，面对大家摆好的著作迟疑着不肯签名。
姑娘们都怔住了。她们无法理解巴金此时的心情，大家误以为巴金谢绝签名。能里知道巴金另有想法，他说：“签名的书应该由我来买才对，怎么能让你们掏钱呢？”所有工作人员都感到意外。嗣后，巴金回到上海，他忙从刚寄来的一批新书选出了７本，然后老人亲笔题写上大家的名字，再委托人捎到了杭州。
严寒终于过去了。医院窗外再次露出了绽露笑脸的花蕾，巴金透过窗口望着在春风中吐出淡淡绿意的经冬古树，他心海中再一次泛起了感激的波澜。每次从重病中苏醒，老人都会感谢为他生命积极抢救的医护人员，同时，老人从心底激发出来的热诚，就会变成回报社会的实际行动。巴金的行动就只有捐献他的书刊，那是老人最后的财产了。这一次，巴金决定再向甘肃省高台县一座新落成的图书馆捐赠自己仅有的几本书籍。他是病愈后从电视新闻上得知，落后的高台又建成了一座图书馆的消息。老人特别叮嘱女儿，一定要把他的新书加盖上自己的名章寄给高台县图书馆。因为这时候的巴金，手已经哆嗦得无力签上他的名字了！
也是在这次重病以后，巴金还决定把他始终爱不释手的《托尔斯泰全集》捐赠给上海市图书馆。这部书巴金在晚年一直在看在读，这不仅因为此书在中国只有一部半原版孤本，重要的是巴金喜欢读外文的原版。而今老人再也不需要了，他就决定把家中惟一的一部书也捐献出去，让图书馆收藏，同时也希望更多像他一样喜欢托尔斯泰的读者们，都能读到这部十分珍贵的原版。
“对诺贝尔文学奖我不感兴趣！”（1）
2001年的冬天到了。
上海华东医院的病房大楼里，仍然保持着它那惯有的宁静。这里是巴金晚年生病住院的地方，老人静静躺卧在床榻上，他四周是一片柔和的雪白。白的四壁，白的吊灯，白的卧具和雪白的窗帘。巴金再不能象几年前那样，可以手柱藤杖在病房外走廊里散步了，记得他刚住进这这所医院的时候，还仅仅是帕金森氏综合症的初期，老人那时完全能够自由的活动，有时他还可以在病室外的廊道里练习行走。他的散步活动，大多是在清晨和傍晚。
巴金这样做的原因是为活动肢体，增加必要的活动量。有时他一个人在病室里，还会写些篇幅不长的文章。即便1986年他用整整八年时间写完了《随想录》以后，巴金虽已宣称他从此不再写作，然而他只要还有一点气力，总是要写东西的。因为在巴金看来，没什么比以笔向读者倾吐心中所想更重要的了。
进入人生的迟暮，巴金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孱弱。
特别是这一年冬季，巴金的体质更差了。但他只要有精神，还希望读报纸上的消息，后来他本人不能读报了，就由身边的人代读。总之，巴金头脑中的思维始终很活跃。
11月17日，一张《北京青年报》摆在巴金的病榻前。上面刊载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巴金婉拒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文称：
“诺贝尔文学奖一直是中国文学界、也是中国文人心中一个难以释怀的结。不久前李敖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被炒作得沸沸扬扬之后，近日又传出巴金先生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记者半信半疑四处证实之后，也听到各界不一的种种反映，'诺贝尔文学奖是否值得中国文人奉若神明'，'中国文人是否一定要踏上诺贝尔之路'，'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离得奖到底有多远'，不管承认与否，诺贝尔奖在中国文人甚至中国人心里都已经留有挥之不去的遗憾与期盼。
'渴望诺贝尔奖实际就是渴望认可'
记者第一个前往求证的地方，是中国社科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接受采访的陆某某研究员闻知此事后反应平平：'这件事一点也不稀奇，提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陆某某告诉记者，研究所每年都能收到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寄来的选单，上面印有委员会主任的签名，请大家推荐人选，推荐人的身份不限，陆某某进而解释，这种提名和奥斯卡提名不同，被提名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更重要的是经过重重筛选入围参加最后角逐，可一旦入围人选便不再公开。陆某某告诉记者，研究所里的选单很少会被寄回，大家对此兴趣不大。而他也是不填写选单的诸多研究员之一。'文学奖和其它理科奖项有所不同，它没有量化的标准，更多的是个人的喜恶、政治因素的影响，当然也会适度考虑内容，正面积极、理想主义的风格似乎更能赢得评委的欢心。'
而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本身，陆某某的理解相对于群情激昂的诺贝尔情结更为冷静与淡然。'在国外并不是所有的作家对诺贝尔文学奖都奉若神明，这个奖项似乎对书商和出版商更为重要。另外诺奖的高额奖项对拿稿酬的作家而言，也有不小的诱惑力。可是回顾诺贝尔奖的历史，许多应该获奖的人没有得到，这就足以说明诺奖并不是权威标准。’陆某某谈锋甚健时常常会插问：'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而一旦继续下一个话题，陆某某又恢复急促而略带激动的语速：'中国人对于诺贝尔奖的渴望，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自卑，他们需要得到别人认可，其实中国人没有必要显得过于激动，这样有失风度，应该荣辱不惊。''而且，诺贝尔奖在评选时带有强烈的地域性和偏向性，其中有翻译的障碍但也不乏政治取向的偏颇。'
在谈到此次巴金被提名一事时，陆某某认为：在我看来，这种提名更多的是对九十岁高龄的巴金先生的一种敬意。至于能否获奖，陆某某认为：每个作品具有相当高的不可比性，这种评比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获奖也并不意味着他就是当代最优秀的作家，其实中国的优秀作家辈出，有实力获奖的作家不止一个。
这是美国华裔文人的善意之举
有消息传出，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某某是国内得知此事的第一人。记者几经周折后采访到某某，尽管略为勉强，但某某的回答还是给记者一个明确的答案。
4月24日，某某收到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主席王海龙来信，信中称巴老是'当代中国最为杰出的作家和思想家'，'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享誉世界的崇高声望和国际文化界尊崇的优异基础'，'您对人性和人类尊严的执著探讨和神圣理解已经载入了当代中国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史册'。
尽管某某对此也感到意外，但还是按照信上委托向新闻界以及巴金先生转告了信中的邀请。某某告诉记者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设立于约纽，于今年1月成立，已与瑞典皇家学院取得联系，并得回执，巴金是该委员会提名的第一。某某告诉记者委员会主席之一的王海龙，是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师，与其已有多年的书信往来。
某某谈及此事时略显勉强但仍算善谈：'这次提名应该是美国华裔文人的一种善意的举动，在国内可能大家不愿自己提出来，而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现当代有不少杰出作家，值得提名，如果没有是一种遗憾。'
“对诺贝尔文学奖我不感兴趣！”（2）
但某某同样认为：'中国作家不可能为获奖而写作，是否获奖不必太在意，中国作家不必把一个奖项看得过于重要。'他同时也说：'如果能得奖，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对中国而言，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名单中没有中国人是不正常的。我们对国外文学作家的了解非常透彻，但国外对中国的文学和作家却非常不了解甚至可以说是愚昧。'
对于双方理解上的悬殊，某某认为原因很复杂，其中最主要的是西方的偏见和翻译上的障碍，西方对中国还是抱着原来那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而中国的好作品又不能非常辞达意切的准确翻译过去，某某甚至认为中国文学是难以翻译的，象形字的魅力就在于其本身。而关于提名巴金，某某认为凭借巴金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贡献应该可以得到这样的荣誉，但至于能不能获奖，他认为这在于巴老自己是否愿意以及评委的意见。
在采访中，某某不断强调自己只是传达了一个信息，并不愿过多的进行评论，并且已把此事告知中国作协，用他的话说：'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据他介绍，王海龙已经在美国得知此事，已被公开并对其反响表示满意，但是，就在巴金被提名的消息传出几天后，巴金先生的女儿李小林断然表示，即使巴金获得提名，也绝不会参加，李小林指出：巴老早就说过，他是为中国人写作，对获什么奖一直都不感兴趣。……”
巴金静悄悄地睡稳了。
他似乎对这些来自异国的兴奋信息，一点兴趣也没有。这不仅因为老人这时正在患病，没有精力去思考那些在别人看来可以为自己带来终身益处的荣耀。而是巴金实在太淡泊名利了。在他看来，无论诺贝尔文学奖有多少国家的作家在翘首以待，那些足以让一个人享受一辈子的丰厚金钱，都不会对他笔下的作品作出公正的定评。在巴金的潜意识中，他所有的作品，惟一的希望就是中国读者能读懂它们。如果他用母语写成的小说或《随想录》，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几个喜欢它的读者，那么，就是获得再重要的奖励都是无益的。
“李先生，既然我们在美国的朋友们，都准备为您作一点好事，可您为什么始终持这种漠然的态度呢？”巴金清楚地记得，大约是前一年的秋天，也是在华东医院的病室里，有一位风尘仆仆的远方客人走进了他的病床边。他和他紧紧地握着手，彼此端祥着对方那早已苍老的面庞。他们这才惊愕地发现，当年一起从祖国前往法国留学时的英俊潇洒容颜，早已经随着岁月的风尘消逝贻尽了。这位来自美国的客人，名叫吴克刚。20 年代巴金前往法国巴黎的时候，就与面前这位同样也是银发飘逸的老人同行。数十年后，他们这对留学时的好友，终于分手了，而今吴克刚竟鬼使神差地走进华东医院的病室，巴金决不会想到，两人久别重逢时开始的话题，竟然就是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
巴金脸上的笑容倏然不见了。他对吴克刚见面就谈此事不感兴趣，因为早在一年前，他就已经从北京一位友人的来信中，就得知吴克刚正在海外为巴金如何获取诺贝尔文学奖努力的经过。
“不，我们最好不谈这个。”巴金发现吴克刚确是出于一种真诚之心，在关心他写作生涯最后是否能得到世界性的承认与肯定。一年前，当巴金在上海接到旧友后人马小弥写来的信上，已经对吴克刚的好心有了个基本的了解。原来，多年前生活在台湾，担任过台湾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