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最后23个春秋-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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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简单的店铺门前,我们的嘎斯车走出了平壤。迎着那不断的人流和车流,沿着那条被美国飞机永远炸不断的公路跑去。……”
巴金的思绪又找到了二十多年前。他同样写于朝鲜前线,发表在1952年《人民文学》6月号上的短文《平壤,英雄的城市》,现在就摆放在他的面前。当他想重新修改《三同志》的时候,必须重新阅读过去的文字纪录。经过漫长的浩劫之后,巴金的藏书仍然没有不允许拆封,所以,巴金就只好设法在上海图书馆里寻找他从前笔下出一的朝鲜。
那时候图书馆所有藏书都还不能公开对外阅读,巴金费了许多周折,才找到他想读的资料。当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作品,竟然在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作家面前,再现出他当年在朝鲜的经历。那无疑都是灵魂深处弥足珍贵的记忆!
巴金静静伫立在小楼的落地窗前。面对着院子里两棵枝繁叶茂的玉兰树,在想他早年在朝鲜会见金日成的片断。他和他的创作组成员在平壤只住了4天。和金日成见面竟然是在一间没加修饰的普通房间里,穿着马裤和军衣的朝鲜人民军领袖,就在这里工作,他面带微笑,和霭可亲地和巴金等人谈了一个多钟头。金日成说的话,在事过多年后巴金已经无法记得了,他现在仍有印象的是金日成那年轻圆脸上洋溢着的笑容。那是自信的微笑,他笑容里似乎有一种凭任何力量也难以转移的坚定意志。巴金知道金日成和彭德怀一样,也让他心中感动和激动过。也许正因为他和这样的伟人有过交谈与会见,所以才让巴金对朝鲜、对那场战争产生了一种必胜的信心!
事过几十年以后,留在巴金记忆中的金日成还像当年一样鲜活,一样栩栩如生。他现在只记得金日成说过的一句话:“朝鲜可以引为骄傲的是,朝鲜的妇女是英雄的妇女!”
“我为什么不能把朝鲜的英雄人物再现在中国读者面前呢?”这是巴金站在小楼上沉思多日才发出的感悟。巴金在修改《三同志》的过程中,才感到他的生活积累已经因岁月的磨励而消失贻尽了。批斗与游街,艰难的干校生活,以及家庭的变故冲淡了他心中所有的感受。特别是他在朝鲜的生活,大多都已经淡忘了。如果他想改好《三同志》,至少还要重新回顾和沉思。巴金决不是急于求成的作家,他每写一部作品,无论篇幅长短,都要经过认真反复的思考与构思,在对人物完全了然于胸之前,他是决不会轻易诉诸笔端的。
巴金的《三同志》,曾经几历寒暑,增删多次,几乎浸透着这位文学巨匠的心血。当年他从朝鲜战场归来后,脑际中一直在构思这部稿子,他希望有一天把《三同志》写成一部催人下泪的作品。这也是他自《家》《春》、《秋》三部曲完成以后,花费精力最多的一部小说。巴金在五十年代末就开始动笔,以便实现他的这个“朝鲜之梦”。
然而,初稿在1961年在成都写出之后,巴金自己始终不满意。他发现这部由25个章节组成的中篇小说,并没有把他在朝鲜战场上经历与采访到的众多感人故事包容进去。这样,他就把《三同志》暂且放在自己的抽屉里,他想先让自己从故事中走出来,经过认真的思考沉淀以后,再对此稿进行一次彻底的修改。然而在过了一年后,当巴金把《三同志》从头至尾再作一次认真的修改时,他自己仍然不满意。
一部积压了15年的中篇小说(2)
到了1963年夏天,巴金再找机会把这部稿子从头至尾看过一遍。在经历三年的时间后,巴金对书稿中的人物又重新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反思。巴金认为他不能轻易随便地发表这部小说。他认为自己是从朝鲜战场回来的作家,他要把那些牺牲在异国土地上的英雄们,在自己的小说中都得到最完美的艺术体现,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那些壮烈牺牲的英雄。所以,1963年冬天他把《三同志》再次修改过后,左看右看都不满意,最后,巴金才决定对自己精心改过多次的作品进行冷冻。
在长时间的冷冻中,巴金并没有因为频繁的社会活动而淡忘了《三同志》中的人物。他知道书稿中的人物,都是他从前在朝鲜战场上最好的朋友。他不希望以一部尚未成熟的作品去急于哗众取宠或换取某种实惠,凭巴金在国内外的影响,他自知如果把《三同志》拿出来,肯定会有许多家杂志社前来争抢。越是这样,巴金越要慎重。他在心里暗暗告诫自己:“宁可小说不发表,也一定要把它修改成真正感人的东西。”
1964年夏天,武康路上那个小小的庭院里,夜灯常常彻夜不息。巴金是在百忙之中重新把《三同志》找了出来。他知道现在是把这部书稿推出去的时候了,已在自己抽屉里四历寒暑的中篇小说,他现已做到了字斟句酌。而且上海和北京的许多刊物,此时都正在频频向他约稿。大势所驱,巴金这次似乎已经下了最大的决心,他想利用夏季的晚间休息时间,再把《三同志》加工润饰一番。他知道只要自己愿意把稿子拿出来,随时可以问世。然而经过几个夜晚的伏案修改,巴金竟然再一次停下笔来。
他发现《三同志》中仍然存在许多不足,而书稿中的毛病,并不是几个夜晚就可以解决的。巴金越是这样想,越不希望自己草草收兵。他有种修改不好死不休的意志,无论书中的人物还是情节,巴金都不肯轻易放过。他要求自己至少要达到自己满意的水平,才能拿出去公开发表。
秋风吹散了盛夏的严热,冬天很快就来了。1964年就这样过去了。他宁可写一点随笔和散文应付那些纷至沓来的约稿,也不肯轻易把自己的《三同志》出手。到了1965年冬天,巴金又有了一点闲暇时间,这时他又想起了抽屉里那部已经被自己圈圈点点,用红笔勾划成一片红色的稿件。
这次,巴金从春节前一直改到严冬将尽,可是,他仍然还是不满意。这样巴金就只好把稿子再次放下,到了当年的5月,春风已经吹开他院里玉兰树的花蕾之时,巴金才又一次把《三同志》找出来。这次他几乎把所有不如意的地方都加了一遍功。然而,就在他准备把《三同志》拿出来发表的前几天,巴金竟又改变了主意:“还是再等一等吧。与其就这样把它发表出来,不如再认真的改一下!”
本来,巴金还想在1966年春天,继续对自己倾注心血的《三同志》再作一次修改,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年春夏之交,一场旷古少见的红色狂飚猝然袭击着大江南北。全国动荡的形势已经无法让巴金继续坐在桌案前,修改他这部在朝鲜战场上为英雄们写就的中篇小说了。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巴金即便在任何困难和情况下也没有忘记这部小说,然而那时他连自己的身家性命尚且难保,又怎能找机会接触这部《三同志》呢?好在经过大灾大难之后,这部手稿居然出奇不意地保存了下来。可是,就在巴金决定把《三同志》作为自己劫后余生的第一部小说推出的时候,他忽然又感到如若把《三同志》公开发表,自己至少还要下一番功夫。
他不能为修改《三同志》再去朝鲜了。巴金纵有此心也不便远行,他毕竟年迈了。行走也有些困难。这样,他就必须借助于第二手资料,重温几十年前的那场战争。当然,重读自己的同类作品更为有益,那毕竟是他曾经经历的生活。大同江畔的三千里江山,时至今天仍在巴金的脑际里留有深刻的印象。
“下了一天的雨,到傍晚,天晴正了。夜幕落在整个山上。起先还有几缕灰白烟从近处大厨房里的烟囱里冒出来,后来它们也消失了。夜色越来越浓,只有山下开阔地里几块水田和水荡在发亮。从那里送过来鼓声似的蛙鸣。空气清爽,新鲜,这是朝鲜战地上的一个平静的春夜。在不远的地方响起了歌声,年轻的声音唱着《王大妈要和平》。起初是一个人唱,后来两三个人一齐唱起来。歌声刚刚落下去,接着就迸发出快乐的笑声,几个人用不同省份的口音在讲话。后来话声也听不到了,我这时才注意到在另一个山坡上也有人大声讲话。……”巴金翻阅1952年8月的《人民文学》,果然从中找到他在朝鲜写的散文《朝鲜战地的春夜》。他现在读起来,仍然让巴金心驰神往。没有谁比巴金更熟悉朝鲜了,那里的每一个山头,每一条河流和水洼,迄今都在他的头中留有深刻的印象。他决定把从前的生活重新活化起来,以变成自己灵感的冲动。
很快巴金就发现,《三同志》如果依照旧有的基础继续进行修改,发表之后的效果肯定难如人意。这部稿子与当年他在朝鲜写成的小说《团圆》大不相同。《团圆》有生活的原型,也有他多年在上海生活的积累,所以在自己笔下塑造出一对在战场上重逢的老战友,写起来就得心应手。而《三同志》尽管也同样来源朝鲜战场的真实生活,却由于结构等诸多问题,让巴金感到改起来力不从心。这样他就决定从《三同志》中择取一个人来写。这就是他后来写成的《杨林同志》!
一部积压了15年的中篇小说(3)
杨林是巴金较为熟悉的志愿军战士。他的音容笑貌在事过几十年后,仍然在巴金的眼前浮动闪现。他记得自己在1952年从朝鲜回国,在北京作短暂停留的时候,曾经在宾馆灯下写了一篇《向朝鲜战地的朋友们告别》。这篇稿子巴金早在离开朝鲜前夕就已经打下腹稿,在回国的列车上写了草稿。他那时是怀着真诚的思念之情,一笔笔记下了当时的感情。这篇文稿后来他发表在当年10月25日的《北京日报》上。现在巴金把那篇文章也找到了,看着自己从前写的文字,巴金忍不住又要流泪了。
他这样写道:“离开朝鲜的前一天,我深切地感觉到这个国土和这里的朋友们牵引我的心。我真想抓住那一秒钟,一分钟,一点钟箭也似飞去的时间。我真愿意跟那许多我敬爱的朋友再见一次面,再听他们谈一次话,再和他们相处一刻。我要永远保留着我前线生活的记忆。那些兴奋日子的回忆。明天汽车就要载着我穿过敌机的封锁线向祖国驶去的时候,朝鲜秋夜的寒气会浸透我的棉衣,但是我身边带着朋友们给我的温暖,朋友们的英雄的面貌会给我照亮道路。……”
夜灯幽幽。巴金来到楼上的书房里,他在桌上铺开了稿纸,写下《杨林同志》四字!这是他在“文革”后动笔写小说的开始,因此巴金感到自己的笔非常凝重,他要求自己还像从前那样写作,以自己的感情,以自己的热血,以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来写。
当笔下流淌出无数优美文字的时候,巴金的头脑里便会融入电影似的境界中。
他眼前好象出现了电影中的镜头。那是他一生中绝无仅有的现实生活题材的电影,1964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英雄儿女》。
硝烟滚滚唱英雄,
四面青山侧耳听,
晴天响雷敲金鼓,
大海扬波作和声。
人民英雄驱虎豹,
舍生忘死为革命。
……
老人耳畔仿佛又响起那熟悉的旋律。这支熟悉的歌曲,巴金永远也不会忘记,即便在他受到“专政审查”的黑暗岁月里,即便他一人离开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