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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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经济学终于占据了伦理科学荣誉学位考试第二部分的位置，这一位置接近于马歇尔理想的位置。但是，直到1903年，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相关学科合建为一个独立的系并为此设立了荣誉学位考试之后，他的胜利才算得圆满，他自己也才完全满意。
如此算来，从一个正式意义上说，马歇尔是剑桥经济学系的创建者。而就他与几代学生们的关系而言，这一荣誉就更当之无愧了。他把他的大半生活都奉献给了学生们，与此同时，他也决定了学生们的生活。
对同事们而言，马歇尔有时也许令人厌烦、顽固不化；对外部世界而言，马歇尔可能显得刚愎自用、高高在上；而对学生们而言，他始终是一位真正的圣哲和导师，在他们的眼里，所有批评都化为乌有，他就是他们的精神之父，是他们获得灵感与抚慰的唯一源泉。马歇尔的那些怪癖和嗜好，可能是他与外部世界之间的障碍，但对学生们来说，这些正是他们所深爱的一部分。他们为马歇尔编造各种轶闻趣事（费伊先生可能是这种轶闻趣事的仓库），不到惟妙惟肖的程度决不罢休。如果他们的苏格拉底不那么古怪，青年们是不会满意的。
要在纸面上把马歇尔对学生们施加的影响以及施加影响的方式描述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学生在离开马歇尔的家时，头脑中的强烈感受可能就是：他刚刚参加了一次最有趣、最重要的海上探险。他在沿着马丁利路向回走时，怀中抱着一大摞刚才会见时从书架上拿给他的书。一回到住处，他就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渐渐感悟到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用一生去研究的课题。
马歇尔的双重天性常常在不经意间自然地流露出来，这使坐在他身边的学生们获得了双重的启迪，展现在学生面前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正直和对于目标的公正无私，这使他在理智上和道德上都大获裨益。对学生来说，刚才与导师探讨的课题竟然如探囊取物一般。这里有无尽的可能性，而又都可以追寻得到。
“一切都是那么融洽，那么无拘无束，”桑格先生记述了这样的时刻（《民族》，1924年7月19日）：“他从不装腔作势地把经济学说成是已成定论的科学——像语法或几何那样——人们只须加以学习而它已经可以不再经受批评，相反，经济学是一门正处在发展过程中的学科。马歇尔在向学生赠送他的那本名著的时候，他会写下这样的赠言：‘某某惠存。希望他将会令这本书成为过时的东西。’这并不是一种自嘲，而是他对自己信念的坚持，那就是：经济学正在成长之中，没有哪部分内容已告终结。”
切莫以为马歇尔对待学生是一视同仁的。他非常严厉，有时甚至刻薄。他也想鼓励鼓励，但实际上往往正相反。学生们把自己的著作送给他时，都还是惶恐不安，不知道他会怎么说、怎么想。克拉彭博士讲过一则他的轶事，很能说明他在讲课时的洞察力和敏锐的观察力：马歇尔对一位学院的导师说：“你们学院有两个很有趣的人在听我的课，当我讲到比较难的地方的时候，A。B就自言自语说：‘这太难了，我不想学了。’C．D努力去学了，但又没弄懂。”马歇尔大声说完，爽朗地笑了。他对这两个人的智力和秉性抓得很准。
与其说他是通过自己的著作，不如说他是通过自己的学生成为当今的英国经济科学之父的。早在1888年，福克斯韦尔教授就写道：“联合王国经济学教席中的一半是由他的学生们占据着的，而在英格兰的一般经济学教育中，这个比例甚至更大。”如今，通过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们，他已经完全统治了经济学。只要以他的成就同他在1885年就职演讲结束语中为自己确定的目标作一对比，人们就可以知道，他在离开人世时，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含笑瞑目的。“尽管我才疏学浅、力量微薄，但我仍怀有这样的宏愿：要竭尽我的所能为剑桥这所英才的伟大摇篮培养更多的人才，使他们走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头脑冷静、内心热情，能够不遗余力地与周围的社会苦难作斗争，为使人们获得更多的美好、高尚的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财富而努力，不达此目的，决不罢休。”
九
1908年，马歇尔从剑桥的政治经济学教席上退休，此时他已六十有六。他所处的时代，薪水微薄，退休无养老金。他在政府政策咨询和报刊上也并未获得额外收入，但尽管如此，他还是设法从他的教授年薪（700镑，包括他作为大学评议员的报酬）中拿出一部分，为本科生设立了一个小小的借书室，还建立了一项三年一次的优秀论文奖，奖金60镑，用以鼓励创造性的研究；另外，他还每年给一位，有时是两位青年讲师提供私人津贴100镑，学校没有这项专款，但不如此就无法使他们安心于教学工作。
与此同时，他从出书中获得收入，这些积蓄已足以应付他退休后的生活。在《工业与贸易》出版之后，他的出书收入已经相当可观，以至于他的晚年比从前的生活要殷实许多。他常常说，当麦克米伦公司送来年度支票时，他简直不知道怎么处置这笔钱。他把经济学图书馆留给了剑桥大学，他的大部分财产和未来的版权收入最终也都归大学所有，用以奖励经济学研究。
从教学和培养学生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之后，他现在可以用余下来的时间和精力，作最后一次努力，搜集整理盛年之时的那些成果了。《经济学原理》的出版已有18年了，他在此期间积累的事实资料已经可以集结成书了。在确定晚年这几卷著作的范围和内容上，他的计划几经变换。他积累的材料如此之多，要把它们组合起来对他来说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对此，他在《经济学原理》第五版（1907年）序言里解释说，1895年他决定把那些材料编为三卷：一、工业与贸易的现代状况；二、信用与就业；三、政府的经济职能。到了1907年，他已认为必须编为四卷了。于是他就决定集中全力编出其中的两卷，即：一、民族工业与贸易；二、货币、信用与就业。这是最后的方案，只是随着时间推移，他曾在第二卷中略去就业，而代之以国际贸易或商业。即使是这样，直到12年后，他77岁之际，《工业与贸易》才得以出版。
这段时期，马歇尔埋头于手头的主要工作，其他事务并不太多。他偶尔给《泰晤士报》撰稿，其中有对劳埃德·乔治先生所作预算（1909年）的评价；撰写了“酒精中毒与效率”（1910年）与卡尔·皮尔逊教授进行辩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1914年）撰写了“战斗到底”和“战争中的平民”；对“有奖债券”也有所论述（1919年）。1916年他致信《经济学家》，敦促提高税收以支付战费。1917年，为W．H．道森先生所编的《战后问题》撰写了一章，题目为“战后的国家税收”。
战争爆发时马歇尔写给《泰晤士报》的那些信件有一定的价值。在尚未正式宣战之前，他受邀签署一项声明，声明指出我们在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并无利害关系，因而不应该参战。
他回答说：“我想，和平还是战争的问题，不仅涉及我们的利益，而且事关民族责任。我认为我们应当立即进行战争动员，只要德国人入侵比利时，我们就应该马上宣战，而每个人都可以看出他们一定会入侵比利时。”多年以来，他一直对泛日耳曼主义心存戒心，他的信念就是“战斗到底”。
因此，他采取的是明确的反和平主义态度，这一态度也并未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不过，他非常反对煽动民族情绪的行径。他记得自己“了解并热爱德国这个国家”，他们是一个“非常诚实而正直的民族”。因此，他认为“我们应当尊重他们，并向他们清楚地表明我们需要他们的友谊，但与此同时，我们又要同他们全力以赴地作战，这既是我们的利益所在，也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他也曾表达过“一种不安之感，恐怕公开演讲会激起民族情绪，而这不仅对于保证胜利毫无益处，而且会大大激发双方的相互屠杀，这将成为反抗德国侵略倾向的代价”。他的这些观点，招致了那些狂热的爱国者的愤怒。
最终，在1919年，《工业与贸易》出版了。这体现了他的坚定意志，很多人到了他这种年纪都已经不再工作而安享晚年了。
这是一本与《经济学原理》完全不同的书。它大部分都是描述性的。整整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对他长期劳作的成果总结。他把各部分合为一卷，这给人以斧凿之感。这种组合的困难多年以来一直困扰着他，这次也未能真正克服。这本书本来是一个机会，使他能够把那些想要告诉这个世界的相互关联的有价值的东西组合在一起，但这本书在结构上的整体性并不强。尤其是本书的附录，他在其中收录了16篇单独的专论和文章。其中有几篇是在这本书出版的多年之前就已写成的。它们都很适于单独发表，因此马歇尔把它们都堆积在这里，只能说是一个错误。
这本书被分为三个部分，同附录一样，如果将它们分别出版，情况可能会好得多。
第一部分，标题为“工业与贸易现存问题的根源”，这一部分是从英国、法国、德国，直到美国这一工业领导地位变迁的历史，涉及的时期主要是19世纪的后半段。
第二部分，标题为“企业组织的主导趋势”，尽管不完全是谈历史，但也主要是对19世纪后半段这一时期内企业组织形式演化过程的描述。第一部分是对这一时期的经济演进过程进行国别上的研究，而第二部分则是对此进行技术上的研究。
第三部分，标题为“垄断趋势：其与公共福利的关系”，对同一时期，由交通、托拉斯、卡特尔和联合企业所引发的特殊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探讨。
如果说这部著作仍不乏整体性，那是因为它对1900年左右在西欧确立的个体资本主义的形式，它的变迁及其与公共利益的关系进行了描述。从整体上说，这部书也表明了马歇尔总是念念不忘的一个观点，即企业组织形式和经济活动形态所具有的不断变化的特性。他特别提请人们注意，英国的工业领导地位曾建诸其上的基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然而，这本书的主要价值并不在于它的核心主题，而在于那些不那么确切甚至有些模糊的地方。正是这些地方体现了马歇尔对各种事物的渊博学识和老谋深算。这本书不像是一条铁路，而更像一个矿藏——和《经济学原理》一样，包含许多有待发现和开掘的宝藏。和《经济学原理》的另一个相同之处是，这也是一本通俗易懂的著作。但我相信，感到这本书有价值的很可能是那些已经具备了一定知识的人，而不是那些初学者。它包含了许多提示以及研究的出发点。没有哪本书像这样清楚地为读者罗列出那些独创性研究的来龙去脉。但对那些还一无所知的人来说，要去抓住马歇尔的要领，这本书又过于平淡、流畅、文雅而且个人特色不突出了。
《工业与贸易》取得了相当大的社会成功。第二版很快就应运而生，到1932年底，已印刷了1．6万册。这本书的读者面非常广泛，而且没有遇到什么苛刻的批评，这对年事已高的作者来说是个巨大的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