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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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就转向了似乎较为前沿的心理学研究。心理学对人类才能向更高的方向更快地发展的可能性的种种探讨把这样一个问题带到我的面前：为了过上美满生活，英国（以及其他国家）劳动阶级的生活状况必须达到什么
样的程度？年长而睿智的人们告诉我，生产资料的数量不足以让大多数人都能享受闲暇，都能有机会从事研究。他们还告诉我，我应当学习政治经济学。我听从了他们的劝告，我开始消徉于各种枯燥事实之中，并期待着很快获得思想上的丰收。但越是对经济学进行深入研究，我越是发现自己所知甚少，而应学甚多。到现在，我对这一领域进行专门研究已近半个世纪，然而我清醒地意识到，我比刚刚入门之时更加无知了。”
1868年，当他还处在形而上学阶段的时候，一种想要阅读康德原著的渴望把他带到了德国。有一次，他说道：“康德，我的导师，他是我唯一崇拜过的人，但也仅此而已，因为除了他晦涩难懂之外，社会问题也不知不觉地来到我的面前，难道享受真正生活的机会只属于少数人吗？”他和曾指导过西奇威克的一位德国教授一起住在德累斯顿。黑格尔的《历史的哲学》对他影响很大。他还接触到了德国经济学家，尤其是罗雷尔的著作。最后，在圣约翰学院院长贝特森博士的劝说下，学院为他专门设立了一个道德科学的讲师职位，他的经济学家的生涯由此开始了。但他还一度讲授过道德科学的其他分支学科——逻辑学与边沁的功利主义。
他为经济学奉献终身的愿望现在终于实现了。他总是认为，与遵从他父亲的愿望比起来，这才是他注定要走的精神之路。两年间的反复考虑与犹豫不定在他的头脑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常常向他的学生们讲起自己这段选择的历程，教诲他们要与经济学这一高尚职业——他正是这样认为的——相配。因为他们要怀着科学的无私精神对日常生活中的经济事务进行研究，研究它的方式和原则，而正是这些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的幸福与走向美好生活的机遇。
在19世纪的最后几个年代，当他担任剑桥伦理科学教授职位时，亨利·西奇威克与詹姆斯·沃德是他的同事。与他的这两位同事一样，他也属于贤人兼牧师的一类人，然而，他也与他们一样被赋予了双重的天性，即又是一名科学家。作为一名神职人员，他并没有比其他的神职人员有特别突出的地方，然而作为一名科学家，在他的领域里，他却是这一百年来世界上最伟大的。尽管如此，他总是把自己天性中的第一个方面置于更为突出的地位，在他看来，第一个自我是主人，第二个自我是仆人。这第二个自我只需在自己的范围内自发地寻求知识，而第一个自我要服从推动实际进步的抽象目标。鹰隼那锐利的眼睛和张开的翅膀常常要被召唤到陆地上，来完成一个说教者的使命。
这一双重天性是一条线索，沿着这条线索，可以理解为什么马歇尔时而坚定，时而脆弱；可以理解他相互冲突的目标以及为什么有时候会徒费心机；可以理解他总表现出来的双重观点；可以理解他何以同情，何以反感。
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多重的天性又完全是一种优势。经济学研究看起来并不要求那种出类拔萃的独特天赋。理智地说，与那些哲学和纯科学中的高深内容相比，经济学难道不是一个简单之极的学科吗？然而，优秀的，甚至是合格的经济学家却如凤毛麟角。一个简单的学科，而精通者寥寥！这种说法看似矛盾，但似乎能从这里得到解释：即一位经济学中的大师必须是诸种天赋的综合。他必须在各个方面都达到相当的水准，然后把这些很难捏合在一起的各种天分融为一体。在某种程度上，他必须既是数学家又是历史学家，同时还是政治家和哲学家。他必须能理会符号而又能诉诸言语。他必须在研究现在的同时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人类的天性与习俗没有哪些完全处于他的视野之外。他必须富有激情，追寻目标而又排除先入之见。他必须像艺术家那样远离尘世，又像政治家那样脚踏实地。马歇尔虽未达到这样多才多艺的理想境地，但他已具备了诸多天赋。然而，他的多重的天性以及后天的训练主要赋予了他经济学家最核心、最基本的素质——他是一名出类拔萃的历史学家和数学家，他自由自在地游刃于特殊与一般、暂时与永恒之间。
三
一部著作从最初触发动机，经由向学生口授，直至最终面世，中间要经历漫长的间隔期，因此要详尽阐述马歇尔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是非常困难的。如此，在进行这一尝试之前，我们可以先就马歇尔从1868年被任命为剑桥圣约翰学院的讲师到1885年继任为剑桥政治经济学教授的这一段人生历程做一番简单的追寻。
九年之间，马歇尔一直是圣约翰学院的研究员和讲师。这时他已奠定了自己的经济学基础，但从未发表过任何东西。在被介绍到格罗特俱乐部之后，他与W．K．克利福德和弗莱彻·莫尔顿关系甚密。克利福德“爱做惊人之举”，但他是俱乐部中最受欢迎的伙伴。之后不久，马歇尔成为“埃拉努斯”的成员，开始与西奇威克、维恩、福西特、亨利·杰克逊以及剑桥开放初期的其他领导者建立了联系。这段时期，他总要到国外度过漫长的假期。马歇尔夫人写道：“他带着60英镑和一个旅行背包出发，然后就长时间地在阿尔卑斯的高山之间漫游。数个夏天的旅行使他的身体由虚弱变得强壮。六月，他拖着疲倦的身躯离开剑桥，待到十月份归来之时，已经黝黑、强壮，腰身挺直。背后的旅行背包使他的身体自然挺直，这种身姿他一直保持到80岁之后。有时他甚至不惜忍痛来保持身体的端直。在阿尔卑斯漫游之时，他总是早晨六点就起身打点行装，八点之前就动身上路，背着背包走上两到三个小时，然后找个地方坐下来，有时是坐在冰河上，开始读一阵子书——歌德或黑格尔或康德或赫伯特·斯宾塞——之后继续赶路，直到下一个夜宿之处。这是他研究哲学阶段。后来，他就开始在漫步之间思考国内和国际贸易理论。一大箱子书和其他物品都是让人由一站送到下一站的，在一个星期或更长的时间里，他只是和他的背包在一起。他在激流中洗净衬衫，然后把它搭在肩上的登山杖上晾干。他的许多艰深的思想就成形于在阿尔卑斯山的独自漫游之中。
“这些漫游时光使他对阿尔卑斯山常怀眷恋之情，直到1920年（最后一次），我们还来到南蒂罗尔山，他在白云深处继续休息和工作。
“艾尔弗雷德在露天工作时总是精神抖擞。在他成为圣约翰的研究员之后，他总是习惯在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和晚间10点到凌晨2点之间完成那些最重要的思考。白天，他就独处于旷野之间，晚上，他又独居于修道大院。80年代早期在巴勒莫的时候，他在一幢幽静的旅馆屋顶上工作，把浴室的遮拦当作凉棚。在牛津，他在花园里建了一个小书斋以供写作之用。在剑桥，他先是在阳台上工作，后来把一间旋转式的防护棚改装成工作室，他把它叫作‘方舟’。在蒂罗尔山区，他就把一堆石头，一个折凳和一个气垫搭在一起，他管它叫‘宝座’。晚年，我们到那儿去时都随身带着帐篷，他就在帐篷里度过白天的时光。”
1875年，马歇尔到美国作访四个月。他的足迹遍及整个东部，并且还到了圣弗朗西斯科。在哈佛和耶鲁，他与经济学家们促膝长谈。所到之处，被频频引见给社会名流。但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要“研究新建国家的贸易保护问题”。他对此进行了多方探询，在旅行临近结束之际，他在一封家信中写道：“我在费城与那些保护主义的倡导者们进行了数小时的交谈。现在我认为，只要我读完他们推荐给我的那些著作，对他们的立场我就了然于胸了。我想现在没有，过去也未曾有哪一个英国人能说出同样的话。”
一回到英国，他就于1875年11月17日在剑桥伦理科学俱乐部宣读了一篇论述美国工业的论文。之后，在1878年，他又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发表了“美国经济状况”的讲演。这次美国之行给他的印象极深，这使他后来所有的工作都受到影响。他总是说，这次美国之行的收获并不在于他实际上了解了什么，而在于他知道了哪些是需要了解的，而且他还学会了从比例关系观察事物。这次美国之行也使他看到了美国正在走向强盛，并了解到其原因和发展方向。
与此同时，马歇尔还一直在帮助当时业已成为教授的福西特和亨利·西奇威克把政治经济学建设成为在剑桥大学具有正式地位的研究科目。H．S．福克斯韦尔和稍后于1875年完成伦理科学学位考试的我的父亲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是马歇尔最早的学生，他们与上述的三位前辈一起担当了剑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讲座的任务。
1876年，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与玛丽·佩利小姐订婚。佩利小姐是那位著名的副主教的曾孙女。她是马歇尔早期的学生之一，她还是纽纳姆学院的经济学讲师。马歇尔的第一部著作，出版于1879年的《工业经济学》是与她合著的。实际上，这本书本应属于她而不是他，因为是她在剑桥大学函授部一部分讲师的要求下开始着手写作的。他们于1877年结婚。婚后47年的共同生活中，她对马歇尔的感情成为马歇尔的精神支柱。几乎可以说，她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他和他的事业。他们之间心心相印，息息相关，使朋友和学生们很难将他们两人分别看待。在马歇尔所取得的成就中，很大一部分应当归功于马歇尔夫人的才华。
结婚后，由于失去了研究员资格，马歇尔只得暂时离开剑桥前往布里斯托尔，担任大学学院的首任院长和政治经济学教授。“当时正值（马歇尔记载）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和新学院在布里斯托尔组建第一所‘大学学院’，亦即专为一个没有自己的大学的大城市创办、旨在向城区范围内的居民提供高等教育机会的学院。我当选为首任院长，上午是我妻子为女学员为主的一个班讲授政治经济学，晚上则由我为年轻实业家为主的一个班授课。”
除了正常授课以外，马歇尔还进行了一些晚间公开讲座，其中包括就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开设的一个系列讲座。马歇尔夫妇在布里斯托尔的工作大受欢迎，甚至在他们离开之后，这个小镇还以浓厚的兴趣关注着马歇尔。然而这里的行政事务，尤其是向四方筹款的活动令人厌烦、难以忍受。布里斯托尔由于财源匮乏，筹款就成了院长的主要任务之一。婚后不久，由于他患有肾结石，很快就身体衰弱，精力不济了。他急于辞去院长职务，但直至1881年才等到合适的时机，这时候，拉姆齐被任命为化学系教授，他才找到一个称职的继任者。随后，他和妻子到意大利居住了将近一年，在巴勒莫的五个月里，他在一座幽静的小旅馆的屋顶上工作，之后，他们又去了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由于他仍是布里斯托尔的政治经济学教授，1882年他又回到这里，此时他的健康状况已大有好转，但在余下的后半生里，他一直对自己的健康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