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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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码要与李嘉图共进早餐，后来的年月里，马尔萨斯也习惯于到盖特科姆公园，李嘉图的家中住上些时日。这表明他们相互之间怀有最深切的爱戴和尊敬。他们在智力天赋上的对比很鲜明，也很有意思。在讨论经济学问题时，李嘉图是抽象思维和演绎法的理论家，马尔萨斯则是归纳性的和直觉的调查者，他不愿意与可验证的事实依据和直觉中偏移太远。然而在实际的财经问题上，这位犹太裔的证券商与这位贵族血统的牧师的角色就会完全颠倒过来。我记录下了这样一件小事。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正如人们所熟知的，李嘉图是一个辛迪加的主要成员，这个辛迪加从事政府债券的操作，相当于目前的“包销”。他的辛迪加通过参与招标从财政部的债券总额中得到了包括各种期限的债券，然后作为投资机会逐步向公众销售。在这种情况下，李嘉图往往要帮马尔萨斯一个忙，马尔萨斯不用掏一分钱，李嘉图就把一部分债券份额记到他名下，这意味着，只要马尔萨斯持有的时间不是太长，一定的收益是毫无问题的，因为辛迪加的初始价格条件比当时的市场价格要低得多。这样，在滑铁卢战役的前几天，马尔萨斯发现自己手中的公债正处在一个小“牛”市。不幸的事，他的神经已经无法承受了，他指示李嘉图，只要不是“错的或不方便的”，“就干脆赶紧把你如此好意地承诺给我的收益实现了，哪怕只是一小点也好。”李嘉图执行了这一指令，尽管他自己绝不会采取同样的行动，因为他的消息来源告知他公债可以在滑铁卢战役那一周达到牛市的峰顶。在1815年6月27日致马尔萨斯的一封信中，他谦逊地汇报说：“像往常一样，我从对上涨的预料之中获益颇丰，我成了公债的大赢家。”“现在让我谈谈我们的老课题，”他接着投入到对商品价格上涨原因的探讨之中。
可怜的马尔萨斯禁不住心中懊恼：“（他写于1815年7月16日）我得承认我曾以为第一场战役的胜机属于波拿巴，因为他有进攻的机会；的确，从威灵顿公爵的调兵遣将看来，波拿巴一时曾经胜券在握。然而事后看来，法国人并没有做好应有的准备。如果他们拿出了为保卫独立而战应有的力量和热情，一场战斗，无论它如何血腥或彻底，是无法决定法兰西的命运的。”
这一友谊将在历史中长存，因为它产生出了在政治经济学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文字往来。1887年，博纳博士发现了由科勒内尔·马尔萨斯所有的李嘉图写给马尔萨斯的信件，然后出版了他的署名的版本。然而对马尔萨斯所写的信件的寻找却是一无所获，这些信件本来应该由李嘉图的家庭成员所持有。1907年福克斯韦尔教授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这些散轶信件中的一封，这封信是大卫·李嘉图偶然送给伊斯顿·格雷的史密斯女士的，她乐于收集名人手迹。这位教授同时还声称——极有先见之明地——“大卫·休谟对《国家财富》的评论曾被销毁，而马尔萨斯的这部分信件的遗失将被经济学家们认为是仅次于此的文字之灾。”对皮罗·斯拉法先生来说，什么也隐藏不住。为编辑即将出版的《大卫·李嘉图著作》的全本和定本（此书是为皇家经济学会准备的，将于近年内出版），斯拉法先生在研究工作中发现了那些散轶的信件。这两方面的通信的出版将会大大提高它所包含的趣味。其中的确可以发现经济学理论的种子，也能发现他们论证命题时分歧的线索——在一开始就形成如此大的分歧，除非分歧消除，否则很难认为他们所用的定义是一致的。李嘉图研究均衡条件下产品的分配理论，而马尔萨斯则关注是什么因素决定了现实世界中每日产出的数量。马尔萨斯所针对的是我们碰巧生活于其中的货币经济；而李嘉图针对的是一个货币中性经济的假想概念。他们很大程度上知道存在分歧的真正原因。在1817竿1月24日的一封信中，李嘉图写道：“在我看来，我们在那些经常讨论的题目上的观点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你在头脑中经常考虑那些个别变化带来的直接和暂时的效应，而我则把这种直接效应和暂时效应撇在一边，全神贯注于这些效应所造成的结果，即事物的长期状态。或许你对这些暂时效应评价过高，而我则过于低估。要正确对待这些命题，就需要认真加以区别和注意，并要同时考虑两方面的原因。”
马尔萨斯在1817年1月26日对此做了很有反响的回答：“我同意你所谈及的问题是我们的观点分歧的原因之一。我确实倾向于从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考虑，因为这是便写作在实践中有益于社会的方法，我也认为这是避免犯拉普他岛的裁缝们所犯的错误的唯一方法，如果失之毫厘，则必谬以千里。另外，我的确认为社会进步包含着不确定因素，如果忽略那些能在八年或十年中促进或阻碍生产与人口增加的因素，就等于忽略了导致国家贫穷或富足的因素，而这正是所有的政治经济学探讨的主要目标。一个作者诚然可以做出任何他喜欢的假设，但如果他的假设实际上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他就不能从假设中得出任何有实践意义的推断来。你在关于利润的文章中假设实际劳动工资是恒定的；但它是随商品价格波动的（二者在名义上是一回事），利润也是变动不定的，因此你的推断就无法应用到事物的实际状态之中。我们在周围的国家，尤其是在我国，看到的是时而繁荣，时而萧条，长短不定的历史时期，而从未见到过你仅仅考虑了的一成不变的社会进步。
但造成我们的分歧的更细致、更本质的原因，我认为是这样。你似乎认为人类的需求和口味时刻在等待着供给；而我则坚决认为没什么比激发新的需求和口味更难的了，尤其是要从原有材料中创造新需求和新口味就更难。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们所赋予它的价值，供给越适合于需求，其价值就越高，一天的劳动就能换来或曰带来更多的可支配的购买力……我非常肯定地认为，在实际阻碍生产和人口增长的因素中，需求刺激的不足更甚于生产能力的不足。”
一个人如果细读了这些通信，就不能不感觉到，在长达100余年的时间里，马尔萨斯的一系列方法被完全抹煞，而李嘉图的方法居于完全的统治地位，这对经济学的进步可称是一场灾难。在这些信礼中，马尔萨斯一次又一次地谈论着简洁的思想，但头脑笼罩在阴云里的李嘉图却全然无法理解这种力量。
早在1814年10月9日，由福克斯韦尔教授发表在《经济学杂志》（1907年，第274页）中的信中，马尔萨斯写道：“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你的观察，你认为‘由积累欲望引起的需求同消费的欲望一样有效’，即‘消费和积累能同样促进需求’。我知道，对于利润下降，你一般会从积累上找原因，而我则坚信，这是因为生产价格比生产成本相对降低，或者说是有效需求缩减，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原因。”
但从马尔萨斯写于1821年7月的两封信的摘要中可以看到，到那时为止，这一在马尔萨斯头脑中清清楚楚的问题，在李嘉图的头脑中仍然迷迷糊糊。（1821年7月7日）我们在世界的每个地方几乎都可以看到闲置着的巨大的生产能力，我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由于对实际产品分配不当，造成继续生产缺乏足够的动机。
为了探讨财富增长的直接原因，我显然要探讨动机问题。我根本不想否认人们有权消费掉全部产出，但根本问题在于，在各部分之间进行分配的方式是否能最大程度上引起有效需求，从而激发以后的生产。我毫不怀疑地坚持认为，快速积累的意图必然意味着非生产性消费的大幅度缩减，这极大地损害了一般的生产动机，从而必然过早地阻碍财富的增长。这才是最具实际意义的问题，至于是否应该把这种不景气称为供应过剩，我认为是一个非常次要的问题。但如果这种情况成为现实，即快速积累的意图造成的劳动与利润的分配损害了今后积蓄的动机和能力，从而损害了供给能力和人口就业的增长，就不能不承认，这种积累的意图，或曰储蓄过剩会对一国造成切实的损害。
（1821年7月16日）对于目前讨论的这一问题，看来我们永远也无法彻底地相互理解了，如果你读了我的最后一章第一部分的头两段，而仍然“认为把巨大的生产力投入生产，其结果对人类不利”，那么我几乎对是否有能力表白自己感到绝望了。
我明确声明，我的目标是阐明引发生产力的原因；如果我建议保持一定比例的非生产性消费，显而易见那不过是为了保证最大程度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动机。而且我依然认为，对于一国的财富来说，随土壤肥力而有所不同的非生产性消费的占一定比例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在各种生产动机当中，最核心力当然是使那些运作产业的人获得产出的适当比例。然而你却主张大规模的暂时储蓄，在利润足以促使它投入生产时却开始储蓄，这可能导致对于产品的分配不能引发进一步增加生产的任何动机。
如果把一段时间里没有进一步增加生产的状态不适当地命名为不景气，我不知道应该怎样称呼它，尤其是在这种不景气不可避免地使正在成长的一代沦于失业的时候。我们从重复的经验中知道，除非有一些工人已经在一段时间内失去工作，否则劳动的货币价格是不会下降的。
问题在于，这仲资本的停滞，以及由于在增加的产品中没有使地主和资本家得到适当的非生产性消费的份额而造成的对劳动需求的停滞，在发生时会不会无损于一个国家，会不会导致幸福和富足的程度降低，而如果使地主和资本家在自然社会剩余中得到非生产性消费的适当比例，从而继续保持生产的动机，就会首先避免对劳动的不正常需求，避免将会发生的这一需求的突然缩减，这样是否导致社会幸福和富足程度的降低呢。
如果资本和劳动停滞不会导致恶果，那么怎样才能说明，对生产者可能有害的过于节俭反而不会对国家有害呢？怎样才能说明，在生产失去动机的时候，增加地主和资本家的非生产性消费不能作为一个适宜的解决办法呢？”
如果是马尔萨斯而不是李嘉图成为19世纪经济学领头人，今天将是一个明智得多、富裕得多的世界！为了重新发现，为了冲破误导我们头脑的重重迷雾，我们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啊，而这本来应该是显而易见的。我一直称罗伯特·马尔萨斯为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而在这些信件发表之后，带着更多的同情与崇敬，这一荣誉他将更加当之无愧。
在这些信中，马尔萨斯的确在重述他出版于1820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第七章第四部分的论点，这一部分的内容是“非生产性的消费者引发的分配，以此作为增加全部生产的交换价值的方式，”它未能打动李嘉图，也未能影响后世的思想，但马尔萨斯使这一论点更加清晰。
我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论点的精髓在《政治经济学》中已露出端倪。在本章的第五部分，“对1815年以来劳动阶级的苦难”，马尔萨斯继续应用了这些原理。他指出痛苦应当归因于资源的转向，先前资源投入于战争，投入于储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