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首与战争 作者:[英]戴维欧文-第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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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德里安曾向元首生动地说明了第二装甲军团的状况：他的部队精疲力尽，和敌人相比，数量上也处于劣势，地面冻得结结实实，挖战壕是不可能的。希特勒反驳道：“那么，就用你的重炮或者迫击炮轰出弹坑，在里面安装战壕加热器。”他曾一度挖苦地问古德里安：“你以为腓德烈大王的手榴弹兵也愿意为国捐躯吗？”而古德里安则暗示希特勒，他早该把自己从凯特尔、约德尔和哈尔德这样坐办公室的专家们中摆脱出来了。　　　（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他们只会向我们发出难于执行的命令，却拒绝我们所有的请求和需要。使我心烦的是我觉得我没和他们取得上联系——我没有能力阻止我为这样的环境作出牺牲。）第二天，他飞回奥勒尔，向他的指挥官们简略传达了希特勒的新近加以补充的停止撤退命令。但是他的坦克仍继续暗中撤退。12月25日，克鲁格终于拒绝再和古德里安共事；他们俩当中必须得有一个走开。午夜前不久，希特勒给克鲁格回电话：古德里安将立即被解除指挥权。
　　　　在这几个星期里，他一定充满了行使绝对权力所引起的孤独感。他敢肯定独自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吗？军事灾难最终不会归咎于他吗？他不能向任何人吐露曲衷。他不能和爱娃勃劳恩商讨战争，再说她又远在巴伐利亚。他的女秘书们时而瞥见他的内心世界。几天前，一架电唱机安在元首暗堡里，这是他住的混凝土地堡，以防止敌人轰炸袭击或伞兵袭击。每天晚上，他听里查德·斯特劳斯的曲子和雨果·渥尔夫的抒情曲——当然也听瓦格纳的曲子。姑娘们多么爱听海因里希·施劳斯纳斯唱的斯特劳斯的《秘密要求》和彼得．安德斯的轻柔的男高音。“这些抒情曲多好听啊，”其中一个秘书写道，“这些曲子使你沉浸在温暖与爱情之中，就连元首也好象被它们打动了，因为昨晚他对我们两个姑娘说：‘孩子们，你们一定要过好上帝赋予你们的时时刻刻！’”
　　　　希特勒担任了德国陆军的指挥，大量的工作纷至沓来。他曾命令哈尔德亲自同他的参谋每天参加他的战务会议，可是哈尔德决不是个敢承担责任的人，因此他的工作非常沉重。一连几个星期希特勒的日常生活秩序全打乱了。以前，他的午饭是在下午两点开始，现在推迟了几个小时，——有一次晚到下午6点。于是又打乱了晚饭的时间；以前通常夜间10点在他的暗堡开的茶会，现在不到午夜不能开始。那年冬天有一次竟在次日早上两点以后开始，这就是说，那些疲惫的、和他一起用茶的人在4、5点以前是不能去睡觉的。谁也没有户外运动，暗堡非常暖和，而外面却很冷，道路不是被雪封住，就是结满光滑的令人生畏的坚冰。他的秘书们喜欢温暖、装备舒适的办公室，希特勒却睡在他的暗堡里，通风装置整夜嗡嗡响着，气流在他的头顶上掠过。
　　　　　在古德里安12月20日出席的那次会议上，希特勒进一步颁发了一系列的稳定参差不齐的东方前线的严厉命令。他对哈尔德说：“必须使每个连队清楚地知道为什么要坚持到底！”他意识到部队自然依靠有掩蔽的村庄，不过他还是要求在村庄之间也要有个有取暖设备的临时地下掩蔽部：士兵们必需学会挖战壕并“经得起”敌人的突围。一切确实突围过去的俄国人，一定由后方的狩猎队肃清。的确，后方地区一定要成为把敌人拖住、使他们难于前进的广大防御区一一每个战地面包烘烤房必须象空军地面组织那样学会自卫。进攻的俄国人必须找不到任何隐蔽之处，找不到任何建筑物。这是当年夏天斯大林在他的退却中使用过的残忍政策；在冬天这政策该是怎样地更为有效。德国人不得不放弃的每一个村庄，必须毫不顾及那里的居民，把它们烧掉。村民的保暖的衣服要被扒走。落入俄国人手中的任何村庄和林地，要由空军一个个地毁掉。敌人的生活必须没有保障。部队的士气必须首先恢复，他们对俄国人和冬天的恐惧必须消除。
　　　　他把这些原则体现在下达给东线的三个集团军的一项新命令里，每个官兵必须懂得这样一个道理：一只撤退的军队所遇到的冬天，一定会比坚守原地的军队所遇到的冬天更加残酷，不管它坚守的阵地是怎样地近于崩溃。“对撤退的军队，俄国人会穷追不舍，不给任何喘息机会，一次又一次地向它进攻和袭击，这样的军队也不能停下来，因为它在后方缺少任何一种现成的工事。‘拿破仑的退却’的历史随时可能重演。”希特勒向他的指挥官们提出一个希望：俄国人将在他们自己的攻势中因为长期慢性流血死去。他们已把最后的后备军投入了战斗，而且这些后备军敌不过德国士兵。
　　　　希特勒的文件传达到东线的每一个军官。只要他的各集团军能坚持足够长的时间，他就给他们运去新的步兵和弹药，他们就能赢得时间，把靠近俄国阵线的失去战斗力的珍贵装备抢救出来。
　　　　圣诞节在希特勒大本营里一向是冷冷清清，和在柏林各部的庆祝气氛完全不同。希特勒一一接见他的官员，给他们一个装有少量德国马克的信封，有时还送他们一包咖啡，加上一张印着美好祝愿之辞的贺片。赫维尔在24日的日记中写道：“—个令人失望的圣诞节。元首的心思在别处。没点蜡烛。”两天前，希特勒从克鲁格那里获悉，参谋总部在往斯摩棱斯克用飞机运送几百名没有武器，没有冬装，冻得半死的士兵。他在电话里大声吼道：“又一件糟糕的事！我原来听说到东方前线的每一个人都备有机关枪和步枪。”克鲁格提醒他说：“我感觉到明天我们将有一项重大决定。”希特勒秘密授予他在必要时撤回他的部分集团军的权力，由此可以看出他对这位陆军元帅的信任程度。更重要的是希特勒还解除了对红头空心炸药反坦克炮弹的禁运令。
　　　　另一则出名日记的片断——卡纳里斯所写——生动地描绘了这种气氛：
1942年12月24日。
　　　　一场严重危机已在东线初见端倪，特别是中央集团军。如果俄国人继续逼下去，它就难逃灭顶之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原因是10月15日制定的军事行动（没有一个努力的要点）和我们兵力分配上所犯的错误
（任何地方都没有战术后备军，更否用说战略后备军了），特别是我们对敌人的完全错误的低估。施蒙特将军将此与1812年作比较，并谈到国家社会主义面临的“严重考验”。装备的损失令人惊骇：卡车、大炮和飞机不得不毁掉和抛弃，因为我们缺少把它们带回来的燃料。
　　　　所有这一切对我们士兵的斗志都有严重影响，因为士兵们突然意识到对他们的指挥调动是如此之糟。不管人们怎样说，元首的行动（解除了冯·勃＇劳希契）和一些指挥官的职务）是十分正确的，而且他们决不是无可挑剔的人……
　　　　我们对待俄国俘虏的作法也导致极坏的后果。从莫斯科退出来的时候，我们还不得不抛弃德国的野战医院。俄国人把伤病员拖出去，头朝下绞死，再往他们身上倒上汽油，烧着他们。（约德尔的海军参谋官沃尔大。荣格司令写过类似的报告，　　　补充道：“194l年　12月，在卡卢加，一所主要德国野战医院不得不丢给敌人的时候，我们的部队在每个伤病员床上放一支手枪，我们让他们选择是否活着落入俄国人手里”（未发表的荣格的回忆录）。）一些未受伤的德国士兵必须看着这种酷刑，然后在他们的腹骨沟上猛踢，再送回到德国阵线那边，并指示他们描述一下布尔什维克在听到他们的被德国俘虏的同志遭到大量处决和野蛮对待的消息后，作出了怎样的反应。还有一次德国俘虏被斩首，并把他们的头拿去作成党卫军的标志。
　　　　俄国的陆军公报从来不报道俘获战俘的数目，而只是做一些简短的登记：“五十名军官和二百名士兵被清洗”——指的是上述处决方式。
　　　　希特勒从调查局的监听中还得到了红军枪毙德国战俘的充分证据。此时国际红十字会提出双方现在回到公认的协约上，可是希特勒拒绝了。他对凯特尔和约德尔说，他不想让他的士兵有这样的想法：俄国人囚禁他们时，会很好地对待他们，再有，如果他按规定给敌人提供俘虏名单，俄国人会很快明白他们的在德国人手里的许多俘虏已不再活着了（由于遭受到无情的忽视和得了流行病的结果）。
　　　　到了年底，他们的战略目标一个也没有达到。几乎每时每刻都看见希特勒抓着那连结他和克鲁格以及东线的长途电话。堤坝可能随时损坏。克鲁格又在请求小规模撤退，希特勒严厉地说，他们小规模撤退和退到第聂伯河，甚至退到波兰边境没什么两样。俄国人并没有首先用炮火轰炸来削弱德国人的力量。希特勒对这位陆军元帅讲了他在佛兰德当普通步兵时，怎样和他的同志们顶住了连续十天的轰炸，最后坚守住了战线。克鲁格反驳说，希特勒并没有在零下二十五度的天气里战斗。“我的一位军长已告诉我，如果命令第十五步兵师坚守，那么士兵们是不会服从的，因为他们已筋疲力竭。”希特勒气愤地说；“如果是这样，那么德国陆军的末日已经到了，”他结束了谈话。
　　　　希特勒大本营的人谁也不会忘记那个坏消息接踵而至的除夕。在大南方，曼施坦因对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首次袭击失败了——实际上，，汉斯·冯·斯波纳克将军已向敌人交出了刻赤。克鲁格给哈尔德将军打了一天的电话，请求允许把作为霍普纳第四装甲集团军右翼的第四军团和第九军团撤到新的战线。希特勒断然拒绝了。任何战略退却都必然要引起全面崩溃，他要求坚持战斗，以便赢得时间，直到增援到来。不久，克鲁格又给哈尔德打电话说，如果施特劳斯将军的第九军团坚守下去，再过两，三天就要被消灭掉。那么，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全部集团军在一周之内将光荣地崩溃，毫无办法。
　　　　晚饭照旧开得很晚。晚饭后，希特勒打个盹，筋疲力竭，旧的一年的最后几分钟就这样随着钟摆的嘀嗒声过去了。他的大本营人员满怀期望地聚集在食堂里等着他。可是，在11点半的时候，克鲁格从前线打来紧急电话，希特勒和这位陆军元帅争辩了三个小时（关于这段时间，在鲍曼，赫维尔以及集团军的日志里都有记载），又是争吵，又是哄骗，中间只有半个小时是和哈尔德辩论，让他必须坚持住。克鲁格为自己所赞成的一个折衷办法而辩解，如他自己所说，这是个介于古德里安的秘密撤退和元首的坚持到底所代表的两个极端意见之间的办法。他请求希特勒相信他。可是哈尔德此时又完全赞成希特勒的意见。希特勒断然拒绝给予克鲁格在九十英里的战线上撤退二十英里的自由权。克鲁格奉命坚守前线。直到次日凌晨2时30分，希特勒才来和他的亲密下属们用茶。“我为我懂得怎样克服最大的困难感到高兴，”他说，“让我们祝愿1942年给我们带来和1941年一样的好运气。忧愁、烦恼到此为止。迄今为止，模式总是这样的：最艰苦时期是作为某些真正重大事件的先兆而出现的。”他转向赫维尔（此人在兰德斯堡监狱曾和他一起被囚禁过），又说了一句，“你自己就这样度过了难关！”在角落里，唱机正在放送布鲁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