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这个人 作者: 陈才生_2-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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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２９日，《征信新闻报》的余纪忠发表社论《党纪国法不容诬陷忠良——请谢然之交出证据来！》，批判谢然之的不实之词，谢然之与之发生冲突。李敖见机会来到，索性“趁火打劫”，一方面请萧孟能去找余纪忠，取得联合作战的共识，一方面于１２月１日写了《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一文，发表在《文星》９８期，用矛盾战法，引用蒋介石言论来讽刺谢然之。指出谢然之已违反了国民党蒋总裁“不应凭借权力，压制他人”的指示，同时也批评国民党总裁言行不一，未按宪法规定，把党部从司法界和军队中撤出。批评国民党负责宣传工作的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谢然之刁难记者，诬控爱国青年，企图“一手掩天下耳目”，陷害良善，并要求谢然之引咎辞职。文章还指责那些“坐在中央党部和各级党部那里，而朝外管事的人”，“整天朝小百姓飞书翰、打电话、下条子，不惹得小百姓莫知所从，误会丛生，又怎么办呢？”李敖在文章中还要求，在“宪政体制”下，“国民党不但要注意退出司法、退出军队，并且还要注意在政治上所遗留的‘训政式’的余波与惯性。”这篇文章可谓正式突破了“拿武士刀者”所能容忍的极限，《文星》也因此而倍遭厄运。
１２月２５日，由任卓宣主编的《政治评论》发表社论，骂《文星》“走了《自由中国》的道路”，“主张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反对民族主义”，“不讲是非，惟以反对和破坏是务，专事恶意的攻击”，“完全是造谣中伤，挑拨人民与国民党的恶感，用心至毒”。在扣了一大堆帽子以后，社论又指斥《文星》对谢然之的指控是“中伤、侮辱、诽谤，其触犯刑章，甚为明白。”
《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一文很快被送至蒋介石面前，蒋介石在左右为他朗读了这篇文章后，气得立刻下手令：“该书店应即迅速设法予以封闭。”可见伤到了其要害之处。
李敖曾经总结过国民党对付异己的方法：一是立刻消灭法，一是积分消灭法。“立刻消灭法是立刻杀立刻抓；积分消灭法则是靠累积的分数够了，再杀再抓。累积的法子是东一件，打分；西一件，打分；上月一件，打分；这月一件，打分。最后一件，那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只要积分够了，也就构成消灭的条件。而这最后一件就无异骆驼背上最后一根草。”①这篇捋虎须的文章就如同“骆驼背上最后一根草”，构成了“文星”书店被消灭的最后条件，杀身之祸也就立竿见影了。
蒋介石要下手令封闭“文星”，自然会造成与老同志萧同兹的不快。为了防止这种不快，萧同兹事先得到党方高层人士传达的三点秘密意见：
一、萧先生为吾人夙昔敬重爱护之本党先进，希望不致因《文星》问题使“总裁”对萧先生有所误会。
二、关于文星书刊中如《邓肯传》、《蒋廷黻文集序》、《孙中山先生与西医》等文字，希望萧先生能阅看一遍，便能获知其错误所在。
三、希望萧先生能说服孟能，使其不再与李敖接近，并将此类书刊停止发行。
萧同兹何许人也？
萧孟能之父萧同兹，１９３２年起任国民党“中央社”社长，１８年后改任“中央社”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到１９６４年离职。随后受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及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他在国民党中德高望重，人事关系极佳。其实，对于“文星”杂志，他不是赞成，而是管不了儿子。他曾说“儿大爷难做”，意思是他管不了萧孟能。当然他乐见儿子事业有成，凡能置身事外的，都置身事外。所以，有人责怪《文星》责怪到萧同兹头上，是不公平的。但有他作靠山，使《文星》不那么容易被消灭，倒是实情。在国民党眼中，你儿子的事业，你是脱不了干系的。所以，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当谢然之等向蒋介石报告《文星》闹事应该严办时，蒋介石说：“把萧孟能、李敖先给党纪处分。”下面说：“但萧孟能、李敖不是党员。”蒋介石说：“萧孟能的父亲萧同兹是啊！要萧同兹负责！”
１２月２８日，“台北市政府新闻室”发出通知，命令《文星》从１９６６年１月１日起停刊一年，理由是“违反发行旨趣。”同时，警方通知《文星》编辑部，禁止《文星》第１２月号发行。
一年后，当《文星》准备复刊时，又收到了国民党中央第四组的通知：“兹据有关方面会商的结果，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文星》杂志不宜复刊。”彻底宣判了《文星》的死刑。
李敖被迫离开了《文星》，他在事业上遇到了有生以来的最大困扰。此时，梁实秋对他颇为关注，他劝李敖休息休息，放弃杂志上的攻击，改换走学术著述的道路。李敖深有同感，他觉得自己在争取言论自由的努力上已达上限，已达毛姆小说所谓的Ｔｈｅ
Ｒａｚｏｒ
Ｅｄｇｅ（剃刀的边缘），再走下去，已步履维艰。但即使走“学术专著的路”，又怎能与现实脱节！他在《文星》被停刊三天后给王尚勤的信中说：“不论是学术性的，普及性的，我的主旨都要坚持‘经世致用’的原则，我最不喜欢逃避现实，最不喜欢‘置四海穷困而不言’！”①
此时，侯立朝从海外返台，又出版了《文星集团想走哪条路？》一书，在该书中，侯氏武断地把李敖同国民党最憎恨的自由主义文人殷海光拉上了关系。他说：
……我们有根据地这样说，殷海光是“文星集团”的大法师。
在这位“法师”面前，排列着５个咬牙切齿的金刚：
绰号“人权牧师”的李声庭；
绰号“恶法克星”的陆啸钊；
绰号“西化大少”的居浩然；
绰号“西化义士”的韦政通；
绰号“小疯狗”的李敖。
为了说明李敖与殷海光的主从关系，该书辟出３４页的篇幅列出一幅“殷海光与李敖的写作基线对照表”。侯氏指出，李敖的《老年人和棒子》的“立意和思想是在殷海光的意像圈之中”，《播种者胡适》的立意“也有殷海光的意像光圈”，《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则“根本不是李敖的创作”，大多是殷海光观点的重复。“打个比方：殷海光如果是个‘老八路’，李敖不过是个‘红领巾’的小鬼。”①
更为荒唐的是，侯立朝还在书中想当然地列出了文星集团政治造反、文化卖国、运作方式解析等图表，通过图表来说明一个离奇的结论：“文星集团”在政治上要造反，文化上卖国。政治上造反是要推翻政体，推翻法律，推翻教育，推翻社会。达成的目的是：两个中国，台湾独立，投靠中共。其中，侯立朝在第三个图表“文星集团政治文化运作整合系统图”中，把李敖列为这个反动组织先锋队的一号人物，并列出了李敖背后的总指挥部、前进指挥所、补给处、参谋团、资料处、理论研究处等机构，指出，“文星书店是毒气运作的总司令部和总根据地，犹之乎‘毛酋’的井冈山”。萧孟能和用黄梅调把台北弄成“狂人城”的李翰祥都应送到××岛，××町①去。历史已证明，侯立朝的上述演绎完全是站不住脚的无稽之谈。
侯氏为什么会对文星如此野蛮地大打出手，据１９８５年５月２５日林正杰在《前进》上透露，侯立朝曾告诉他们，“他曾是‘蒋经国的打手’，说他当年亲奉蒋经国之命，对《文星》集团开火。”
显而易见，上述一切征象，都有国民党当局在背后的策划和组织。
１９６６年２月２１日《征信新闻报》刊登徐复观的长文，其中在“发展之程度，早经威胁到整个社会与民族之安全”小标题下，历数李敖“罪状”，并杠上开花，说他“不仅诬尽中国一切文化，且欲挑拨台湾与世界友邦之感情，使台湾受到世界各国之轻视与敌视。共党未到，而李敖所发动之斗争清算之阴影，已笼罩于全台湾。举步方艰，而由李敖所出卖之民族立场，及向友邦之挑拨行为，已否定年来全朝野所作之‘国际合作’之努力。”这篇长文真正起到了“落井下石”的作用。四年的文星风云，从此开始降下帷幕。
《文星》的被封杀，在李敖眼中，具有了一种悲壮的象征意义。回首过去，他忘不了那段与同仁们并肩作战牧野鹰扬的日子，《文星》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在挖根上苦心焦思，在寻根上慎终追远，在归根上四海一家，它是那样远在天边地震撼了冰河期，近在眼前地影响了新生代，这个大成绩是任何人也难以抹灭的。面对《文星》的暴毙，他仿佛看到了两千年前被送上十字架的耶稣。在耶稣周围的胜利者们的狞笑，并不证明他们手中的法律就是对的，并不证明十字架上的人错了。扪心自问，《文星》为天启民智鼓动风潮，求仁得仁，历史自有公论。
他坚信：《文星》是一个烈士，烈士死不瞑目，在正义与公道没有盖棺前，不论如何掩埋在秋坟鬼唱之中，烈士永不瞑目！
他坚信！
商海谋生，义助殷海光
在“文星”时期，由于主张“西化”的几名学者如李敖、许登源、居浩然、陆啸钊、李声庭、洪承完等人都是殷海光的学生，而殷海光在台湾大学曾大力宣传、介绍西方文化中的现代潮流和英美式的自由民主，并且猛烈批评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因此，他便被反对西化的胡秋原、郑学稼、任卓宣、徐高阮等人想当然地指斥为西化派的总后台。
殷氏虽然并未介入这场中西文化论战，但他反专制、反独裁的立场和揭露国民党官局黑
暗的文章却一步步惹恼了当局，加上他与爱因斯坦、罗素、费格、海耶克等世界第一流的大脑袋通信不断，在海内外的影响日益增大，他为狭隘的国民党所不容就在当然之中。尤其是李敖文笔犀利，咄咄逼人，颇与殷海光相近，在初出道时曾被一些人误认为是殷海光的“化名”①，因此，从李敖身上往往能勾起官方的一系列接近联想。蒋介石在国民党党部召开的中常委会上说：“殷海光不是与党‘国’一条心的人。在大陆那一段，他反共是积极的，我曾经召见过他，对他期望甚大。他到‘反共复国基地’来后，完全变了。他在《自由中国》上写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是在帮共产党的忙。我们不能养蛀虫蛀自己的船。”这无异是对殷海光进行全面迫害的一个信号。
到“文星”后期，随着官方对殷海光打击力度的增强，一些国民党御用文人更是把殷海光和“文星”绑在了一起。前已述及的侯立朝在《文星集团想走哪条路》中列有一表：①
真可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种毫无根据的罗织，把台湾五六十年代的一批新老自由主义文人摆在了一张平台上。以至文德先生在《殷海光教授年谱简编》中替殷海光抱屈说：“李敖独得盛名，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