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宁次-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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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并没有底。听了肯尼这番话，他感到美军先前抑制日本旧军人的政策已经有了变
化。
“您有什么事需要我转告麦克阿瑟将军吗？”
冈村说：“停战以来，承蒙派出大批船只，不到一年，帮助我200多万军民返回
国内，深为感谢。”
“那只是小事一端，是否还有更重要的建议，在这里的谈话我们可以互相保密，
绝不向外界透露。”肯尼提议道。
“既然如此，我有一事相告，但不知麦克阿瑟将军在处理远东问题上的权限如
何，我认为，美国如不早下决心，采取有效对策，不出半年，中国大陆必将尽归共
产党掌握之中。”
对冈村的这一预见，肯尼表示要如实转告给麦克阿瑟。他临走前提醒冈村说：
“对您的活动，我们虽无特别限制，但要求目前以不接触政治家和新闻记者为好。”
冈村表示遵守美军当局的规定。
日本战后初期，国内生活非常困苦。1947年3月冈村还在南京金银街时，曾接到
加藤托人捎来的家信，“信中叙述了平时生活情况：早饭粥，午饭面包或山芋，晚
饭一碗盖浇饭”。他这次住进医院后，医生也告诉他：“战后日本国内长期食品缺
乏，不少患肺结核病的老人，因缺乏营养，多有死亡，最近始见好转，滋养品也都
上市，你此次回国正是好时机。”他感到自己在这方面算是个幸运者。
在冈村住院疗养期间，“几乎每周都有美军当局的人来探望，每次均以衣料、
食品、滋养品相赠”。美国人为何对他如此厚待？除了随时监察他有无从事不利于
美军当局的活动外，冈村认为：“我想可能是由于过去占领军为了瓦解日本精神，
尽力压迫旧军人，优待左翼势力。而现在似乎觉察其政策之错误，而改变主张，利
用我归来之机，以优待我为示范，表白不再压迫旧军人。”不过，这使他……生活
有了很大提高。日本政府虽以公费将他安置人院，但支出的。仅够伙食零用和治疗
费用而已，并不宽裕。对政府的吝啬，曾多次发牢骚说：“缺乏道德是日本人的通
病”；“国家忘恩负义”。
冈村不爱钱，也没有什么钱。他在日军高级将领中是以所谓“清廉”著称的。
除规定的职级待遇外，他自称从不妄取一分，特别是就任华北日本侵略军总头目以
后，捞钱的机会很多，“自1941年6月以来，至1945年停战。4年间各方友人送我很
多礼物，金制品也不少。因此，刚一停战我就和清水主计中将研究，将这些礼品换
了一大笔钱，准备汇回日本，作为救济身边同事回国后之用。但不许可汇款，这笔
款等于付之流水”。他的薪金多年来一直由副官保管，“出外购物由副官承办，自
己从未摸过纸币，有无余缺也并不知道”。1946年底他的副官被先期遣返回国，
“行前为我留下零用钱，并告知南京现在物价的情况等。后来我七八年来第一次自
己用钱，是让人去给我买水果”。看来，他不是阿堵物的迷恋者。
冈村的肺结核病本来就并不太严重，加之此时已经有了治疗此病的链霉素等特
效药物，所以在国立第一医院治疗和休养了一年多，便出院了。由于他在四谷坂町
的家在战时东京遭空袭中毁掉了，加藤只得把他接到青森县自己的娘家去住。
1950年前后，一批战前日本军队的官兵酝酿成立了“战友会”，冈村被邀请挂
名为该会的副会长。该会是日本战后冒出的首批右翼组织，宗旨是维护和捍卫天皇
制度，振兴日本的“固有精神和传统”，反对民主改革。在战友会后来组织的许多
活动中，冈村发表了大量为侵略战争辩解的言论，例如，他一方面承认“过去日本
对外政策，其侵略污点确实必须反省”；另一方面又声称“但其解放东亚之大目标，
从人道及人类进步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还是光明正大的”。他还不厌其烦地列举诸
如帮助东南亚国家摆脱英美而“独立”，取消了外国在中国的租界和“治外法权”，
在日本长期占领和控制的地方教育普及程度有了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有了跳跃式发
展等一系列“根据”。在战友会的资助下，冈村到各地巡回演讲，千方百计地扩大
右翼势力，以抵消日共等左翼政党组织在战后迅速扩大的影响。
战后初期，日本政府尚不敢优遇原日军中的高级将佐，许多地方和机构还对这
帮人持排斥、整肃态度。包括冈村在内的这批人在日本受到冷遇，却在台湾受到了
欢迎。当时，许多日本旧军人纷纷举家迁居到台湾谋求出路，一则台湾有50年属于
日本“领土”的历史，语言和生活习惯等均能适应；二则国民党到台湾后想重整旗
鼓，也需要他们之中的“各类人才”。国民党在大陆失败，蒋介石为了重振旗鼓，
培养所谓“中坚干部”，在台北市郊阳明山成立了“革命实践研究院”，并亲自兼
任院长。该院不仅培训党政干部，还设有军官训练团培训各级军事干部，冈村宁次
等一些原日军将佐被聘请为高级军事教官，他本人还有该院的“顾问”头衔。
对自己能获得“无罪释放”和日本投降后200多万日军、日侨能顺利从中国返回
国内，冈村对国民党一直感恩不忘。他称自己出于“报恩”的目的，先后介绍和组
织过他所熟识的百余位老部下，到台湾帮助训练国民党军队，而这些人由于找到了
饭碗和“用武之地”，也非常卖力地去干。例如，50年代驻台湾新竹的国民党第32
师，经他们的严格训练，成为当时台湾的第一流部队，蒋介石检阅后曾夸奖其为
“模范师”。
冈村多次去台湾讲学、访问，每次都受到国民党当局何应钦、汤恩伯等人的热
情接待。后来，有一次何应钦以私人名义赴日活动，受到日本政府的冷淡，冈村闻
知后即召集老部下举行欢迎会。冈村致欢迎同时，因为过于激动，竟失声痛哭，何
应钦也老泪盈眶。冈村称何是“对日本人了解最深的友人”，称赞何“多年的亲日
态度，早为日本国民所周知”。并历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来证实何应钦如何
“爱护和友好日本”。对日本政府忘恩负义简慢何应钦，他指责道：“何将军对于
日本及日本人深具理解与同情，尤于战争结束时曾经竭力为日本人谋求福利，何将
军此次来访，我国政府及国民却未能公开表示谢忱，以酬厚意！尽管我们是一个战
败国，仍属遗憾之至！”
进入6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和迅速发展，军国主义思潮也在社会上
进一步抬头。冈村等一批战前法西斯将佐的生活境遇已有了很大的改善，他也搬进
了在东京的新居。这时，许多政界名流和魏德迈之类的“国际友人”，时常来拜访
他。日本自卫队的军官还慕名常来向他请教问题，着实令他欢喜了一阵。
可是，好景不长。1962年4月，他此时唯一的儿子忠正暴死，时年仅49岁。忠正
的生母星野理枝死后，便跟着祖母阿定生活，由于祖母的溺爱和仗着有一个步步高
升的父亲，他一直不思上进。从冈村日记里的零散记载中可以看出，冈村并不喜欢
他。但是，他的晚年毕竟需要有儿子来照顾。忠正之死，对冈村的打击很大，这一
年冈村已经78岁了，身边除了有老伴加藤及几个孙辈外，就再没有其他骨肉亲人了。
早年，他最喜欢的武正夭折于上海，而现在忠正又先他一步死去，莫不是上苍的报
应？一想到这儿，他常常不禁老泪纵横。
1963年初，日本防卫厅战史室请冈村整理自己的日记和撰写个人回忆录，以
“启示”自卫队青年干部。接受这件事情后，他在老部下宫崎周一等人的协助下，
于同年4月份开始动笔。为了宣扬“日本精神”和以他的立场去“说清历史事实”，
他压抑下失子的痛苦和时而发作的肺病的折磨，用了两年的心血撰写完毕。
不过，他生前并没有来得及看到它出版面世。以“右翼首相”著称的佐藤荣作
第二次上台组阁后，才于1969年底决定公开出版它。这在当时的中日关系上是件大
事，1970年1月25日中国《人民日报》专门就此发表述评称：“佐藤政府疯狂反华，
公然出版几年前死去的战犯冈村宁次回忆录，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妄图重温其
‘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可见，冈村的回忆录在日本近邻国家中产生了强烈反
响，引起极大义愤。
回忆录写完了，冈村宁次感到自己走进了人生终点。1966年9月，他的心脏突然
发病，因抢救不及时而死去，时年82岁。
冈村宁次死后的葬仪倒是颇为隆重。日本政府和防卫厅首脑表示“沉重哀悼”；
许多右翼团体和旧军人为他执幡送葬；远在台湾的他生前一些故友旧交，也专程来
参加葬礼；报纸、电台还纷纷作了报道。正是：一生罪孽深重，至死未改初衷；晚
年境遇不妙，厚葬聊补最终。
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年表
1884年5月15日 生于东京市四谷区坂町，为德川幕府武士后裔。
1898年8月 入东京陆军幼年学校，毕业后考入陆军士官学校。
1904年10月 由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毕业，被授以步兵少尉，任步兵第1联队补充队
小队长。
1905年4月 转任步兵第49联队，参加日俄战争。
1907年12月 晋升为步兵中尉，调任陆军士官学校中国留学生队区队长。
1910年12月 入陆军大学深造。次年4月，与星野理枝结婚。
1913年11月 由陆军大学第25期毕业，任步兵第1联队大尉中队长。
1914年8月 调任参谋本部战史课参谋。次年2月，为编纂日德战史被派赴青岛搜集
资料，此系他第一次踏入中国土地。
1917年2月 被担任北洋政府军事顾问的青木宣纯中将选为助手，此后在北京工作两
年多。
1919年7月 晋升为步兵少佐，调至陆军省新闻班工作。
1921年6月 赴欧美考察，并于同年10月在德国与小（口克）敏四郎、东条英机等立志
“改革”的青年军官，结成“巴登巴登盟约”。
1923年3月 转任参谋本部中国课参谋，同年8月晋升为步兵中佐。
1924年1月 抵上海任日本领事馆武官。次年底，被孙传芳聘为军事顾问。
1926年1月 其妻理枝病故，卒年35岁。
1927年3月 回国。同年7月晋升为步兵大佐，转任步兵第6联队联队长。
1928年5月 济南事件发生，率第6联队前去增援，但驻扎于青岛。8月，由青岛调回
参谋本部任战史课长。1930年8月 转任陆军省人事局补任课长。
1932年1月 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2月，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4月，
晋升为陆军少将；8月，转凋到中国东北任关东军副参谋长。
1933年1月 指挥关东军进攻热河等地。5月，代表日方签订《塘沽协定》。
1935年3月 调任参谋本部第2部（情报）部长。
1936年3月 晋升为陆军中将，并就任第2师团师团长。
1937年1月 与加藤结婚。4月，率第2师团赴东北。
1937年7月 芦沟桥事变发生，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1938年7月 由中国东北调至华中，担任日第11军司令官，指挥进攻武汉等。
1940年3月 回国任军事参议官。转年4月，晋升为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