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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郭沫若小说集-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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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不再写了,坟墓已逼在了我的面前。

 1924年8月18日


 Lobenicht的塔

 一
 1787年的初夏,老教授康德已经满了六十三岁了。这是他《第一批判书》出版后的第七年,他正在从事于《第二批判书》的写作的时候。
 在这时候康德教授已经买了一座房子,在奎涅司堡(Konigsherg)城外的公主街(Prinzessin St。)上。房子是古风的两层楼的建筑,总共有八间房舍。楼下是大厅、厨房和女仆的居室;楼上,一边是寝室和食堂,一边是书房和会客室。还有一间屋顶小房,便是老仆朗培(Lampe)的住处了。

 二
 康德教授在好些年辰以前,便把日常生活定来如象数学方程式一样规整了。他十点钟就睡,五点钟起床,夜间只睡七个钟头。在他起床之前十五分钟,老仆朗培定要来叫醒他;他不起床时,朗培是不能离开他的床边的。
 这一天清早,正是四点四十五分的时候,老仆朗培从屋顶小房走下,走进了康德教授的寝室里来,寝室正中安放着一张寝床,床畔有一个放灯台的小桌,放衣服的木橱,除此之外四壁都堆着些书籍。东面唯一的一垛玻璃窗,玻璃已经污秽成半透明体了。灯火已经熄灭,室里的空气是异常滞郁。
 朗培走到床前,用手把蚊帐卷起来,一个正三角形的颜面侧睡在枕上,枕边展放着一本书,是卢梭的有名的小说《爱米尔》(Emile)。
 ——“先生,先生!起床的时候了!”
 朗培叫了起来,但是他的主人不动。他只得又叫了几声,只是他的主人从鼻孔里哼了一下,打个翻身又转向后面去睡着了。
 朗培没法只得用手去推动他,好容易才把他主人推醒了;但是等他抬起半身来,搓了搓眼睛,接连打了几个哈欠之后,又倒下去了。
 ——“不行,不行!你今早会搅迟,你会自己破坏了你的规则。”
 ——“今早饶我一次罢,我是没有睡足,我昨天晚上读了《爱米尔》,弄到十二点后才睡了。”
 ——“不行,不行!你不守你自己的规则,我不能不遵守你的命令。”
 康德没法,只得起了床来,蹑着拖鞋,便走出房门去了。朗培在他背后替他开了窗门,流通空气。

 三
 康德嗜读《爱米尔》并不是徒作消遣;这部书在他的精神上要算是重生的父母呢。
 他自己说过:他从前只是一个学究,他为知识欲所迫,不足时觉着好奇心的不安,有进步时便觉得满足。他那时以学问为人类的光荣,他鄙屑一切无知的庸众。……但是卢梭把他引回了正路来,那种盲目的偏重从他心头消逝,他知道尊敬人,他知道假使他的探求在人权的恢复上不想有什么贡献时,他会比寻常的工人还要没有用处。
 他是这样地尊敬卢梭。卢梭的书他大概都是读过。二十年前《爱米尔》才出世的时候,他读得几至废寝忘餐,把讲义迟延了几天,把每天午后七点钟一个钟头的哲学路(Phiiosophische Cang)上的散步都中止了。他的数学方程式一样规整的生活,就这样破坏过一次。
 他平生所最尊敬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牛顿,一个便是卢梭。牛顿指示了他以头上的星空;卢梭指示了他以心中的道德律。
 他在七年以前把他前半生的科学的研究倾注于《第一批判书》,他现在正在从事于实践理性的第二批判;但他在最近一月以来不知道怎样他的思想总是不能统一,他好象失却了他的目标一样。知识欲望的抬头和实践理性的优越感,这是苦恼着他的两个刑具,他近来渐渐烦躁得不能忍耐了。
 他回忆起二十年前读《爱米尔》时候的那种陶醉的神情,那种受着湛深的启发的灵韵,不禁自行欣羡起来。他在昨天晚上散步回来之后,又重把《爱米尔》来翻阅,不知不觉之间竟读过了夜半,他才疲倦着入了睡乡;到朗培来唤醒他时,他不过才仅仅睡了四个钟头的光景。

 四
 他经不起朗培的催迫终竟起了床来,但他烦乱的脑筋因为睡眠不足的原故愈加烦乱。他隐隐恼恨着朗培的不通方圆,他想发一阵脾气,但又苦于没有事情借口。
 他起床后素来是不脱寝衣和寝帽的,他在寝帽上面还要加上一顶三角形的风帽。
 他走下楼去盥漱毕了,又上楼走进他的书房。他这书房有两堵窗子,一堵南向,一堵东向,窗下各有一张书桌,上面堆着许多书籍和稿件。几张小小的坐椅。西面的壁上挂着一张卢梭的肖像——这是他书房中的唯一的装饰品呢,下面放着一张麻布面的梭发。北面一个木橱,壁上钉着寒暑表和晴雨表。
 他从西北隅的狭门走进书房,先去推开了东窗。远远的天上正涌着一片红霞,太阳是准备着上升的时候了。城里的尖塔参差地耸在天空,有多少已受着太阳的第一光箭。城下的濠水碧绿而带黝黑的神情,几只白鹅徐徐地在水上浮泳。楼下的小园中几丛玫瑰寂寞地开着些粉红的鲜花,东南角上的一株无花果上,拇指般大的果实安睡在厚肥的碧叶下面。一切都很自然而平静,只有康德教授的脑中却好象藏着了一座火山的光景。
 他又去开开南窗,劈头看见邻家的一排白杨树;这葱茏青翠的白杨树森森地表示着胜利者的威严,它们堵着窗眼,使远方的景色什么也不能看见了。
 ——“啊,你这瘟而无用的树子!你把我的视线完全遮蔽了!”
 他脑中的火山寻着发泄的机会了。他大声叫道:
 ——“朗培!朗培!……”
 但他话未出口的时候,朗培捧着两杯茶已从狭门走了进来。——这两杯茶便是康德教授每天清早照例的早餐。他不喝咖啡,他以为有伤卫生,就如象他不喝啤酒一样。
 朗培把茶放在东窗下的桌上,问道:
 ——“先生,你有什么吩咐吗?”
 ——“朗培!你去向邻舍说:叫他们把那白杨树砍了!那东西真可恶,挡着了我的眼睛。”
 朗培迟疑着有想要抗议的神情,教授接着制止他说:
 ——“你不用多话,你快去叫他们砍了!我便出多少钱也可以!”
 “啊,你又来了!……”朗培心中很想这样说,但他深知道他主人的顽固的性情,他不再抗辩,只得连声说去向邻人交涉,便匆匆走下楼去。

 五
 ——“我们又要搬家了!嗳,我们又要搬家了!”
 朗培走下楼来在厨房中向着女仆诉苦。
 ——“怎么呢?这家房子我们的主人不是说才买好不久的吗?住得好好的,为什么又要搬家?”
 说这活的女仆已经是中年以上的妇人,她很好洁净;别人称赞她,说是进了康德教授的住家,闻不出什么烟火气。
 朗培叹息着只是摇头:“唉,唉,学者的脾气怎只是这么怪哟!”
 ——“据我看来,我们主人的脾气是满好的。”
 ——“满好的?你才来不久,你还不十分知道呢。他的脾气就和这一晌的天气一样,看看是上好的晴天,突然要变的。他刚才在楼上对我说:那邻家的白杨树挡着了他的眼睛,他教我去叫他们把它砍了。你想,这怎么办得到呢?别人家庭园里的树木是正要望它畅茂的,谁肯白替别人砍掉呢?他说,他便出多少钱也可以。可惜邻家的主人并不是木材商人啦!”
 ——“唉,真的吗?这的确有几分作难呢。怕我们的主人只是在和你说耍罢?”
 ——“说耍!你哪晓得:他从前住在别人家里的时候,因为小小的事情正不知道搬过多少次数家。他住在康达尔(Kanter)先生家里的时候,邻家有一只雄鸡在清早和正午,总要叫。这是无论什么地方的雄鸡都是要叫的,在我听来,鸡叫的声音倒是很有悠闲不迫的样子,但是我们教授却听得不耐烦,他结局叫我去和邻家商量,要他们把那只雄鸡让出来,我们便出多少高价都可以。但是邻家的人说:鸡是再不会吵人的,假使鸡会吵人,那四处都是鸡,你买也不胜其买。他终不肯把鸡让出来,我们的教授只得自己让步,又才搬到奥克森马克(Ochsenmarkt)去了。那回的事情恰好和这回的事情相象,但这回比那回更难。那回只是一只鸡,也还没有办到;这回却是一排白杨树,谁个肯轻易替你砍掉呢?况且这回住的是自己的房子,万一交涉办不好,难道又把房子来变卖了不成?啊,我们是准定要搬家的,我们是准定要搬家的,我也不想去交涉,徒去白丢面子!……”
 ——“说不定可以成功呢。前回监狱里的囚人唱歌,我们的主人不是写了一封信去,便把他们禁止了吗?”
 ——“唉,那回又不同。那回是奎涅司堡的市长希培尔(Hippel)先生的好意。这希培尔先生是我们教授在大学堂教过的学生呢。我们的邻居又不是他的弟子。”
 ——“邻家的太太人很好,她时常关心我们的主人,她见了我总要问我们主人的安否。我看,那太太倒好说话,等我去和她商量一下,你看可以不可以呢?”
 女仆的话解救了朗培的倒悬,他绝望了的眼光突然又闪起希望来。他接着说道:
 ——“唔,唔,不错,不错。这样的家庭外交原是该你们女流办的。你去试一试看罢,或许有希望也说不定。”朗培说了,稍微放开了他的愁眉,他开始吃起他的面包。

 六
 康德教授在朗培下楼去后,心里觉得舒畅了好些,他的愤窟向着白杨发泄了,同时他看见朗培有几分艰涩的神情,他也好象得到了几分报仇的快意。
 他照例喝了两杯淡茶,又吸了一管烟草,——他这烟草照例也只吸一管,不再多吸的。
 这烟草和淡茶的效力也尽足以从老人的脑中驱去残留未尽的睡眠,他坐在东窗下,埋头从事他讲义的编述了。……
 今天的讲义是地文地理(Physische Geographie),在讲中国的事情。他的书案上有马可波罗的旅行记,福禄特尔(Voltaire)的《哲学辞书》和他所译的一种元曲。另外还有些宣教师的旅行报告之类。
 他叙述到中国人的学术,叙述到孔子的“仁义”上来。
 “这‘仁’字怕就是我说的‘善良的意志’罢?这‘义’字怕就是我所说的‘内在的道德律’罢?中国怕是承认着‘实践理性的优越’的国家?”
 这些疑问被他犀利的直观唤醒了起来,但他苦于无充分的考据以作他的证明,他结局只是叹息道:
 ——“嗳,关于中国的事情,便据最近旅行家的报告,连半分也不曾知道。”
 这时候太阳已经照进窗来。康德停了他的笔述,站立起来走回寝室里去。他在这儿换了寝衣,脱了寝帽,另外换了一身灰色的衣服。
 停不一会街上的人看见这位老教授把头偏在右边,埋着,从门前走过的时候,他们都争着说道:
 ——“七点钟了,七点钟了。康德教授上大学去了。”
 钟表停了的又从新上好,或迟或快了的都拨正了过来;康德教授的日常生涯在他们看来就好象日月经天,比他们所有的钟表还要规整一样。

 七
 女仆和邻家主妇的交涉收到了意外的成功,邻家的人应允把白杨的树梢砍去。
 这个意外的成功究竟是什么人的功绩呢?是女仆的殷勤?还是邻人的宽大?这两者不消说都是一部分的原因,但还不是全部。假如要公平地论功行赏时,我们不可忘记还有一位女性的功臣:那是一朵蔷薇,蔷薇,红的蔷薇!
 康德教授虽然到了六十三岁都还不曾结婚,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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