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的出走(中国故事-出书版)-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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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校长是家长和学生的精神支撑，他曾反复描述过一座近在咫尺的海市蜃楼，那是与深圳一河之隔的港科大，建校仅仅二十年，最新排名已经超过港大成为亚洲第一。
而朱校长对中国教育的忧虑，也让这群还未成年的孩子有了宏大的责任感。
在拒绝参加高考的公开信里，南科大的学生自称为“探路者”，他们疑惑以及焦虑的是：为什么中国造不出真正高质量的飞机，造不出一流的汽车底盘，为什么高科技核心技术都是外国公司开发的？
程齐家给南科大寄去的自荐信里，也附上了一篇文章，叫做《钱学森之问》。他显然已经找出了问题的答案：当然是陈旧的教育体制的错。
南科大的学子说：“我们体会到的，是我们老一辈科学家那心急如焚的心境和沉重的感叹！”
白发苍苍的老者和奶声奶气的少年的影像重叠，显得吊诡。听未成年孩子们沉重地做些“关乎祖国未来，关乎国家命运”的振臂高呼，即便是少年听风便是雨，多少让人有些觉得生硬——到底不是五四时期了，“水深火热生死攸关”的讲演无法获得预想中的热烈激昂，取而代之的，多是让他们认清现实的凉薄尴尬。
拒绝参加高考之后。南科大才面临真正的危机，危机来源于内部——不断有人叛逃这座天空之城。
先是港科大的三位教授离开了南科大，还写了篇檄文，说南科大煽动学生不参加高考近乎文革，改革不能光靠口号。
后有一名南科大的学生请了长假，然后再也没有回到学校。
对于其他南科大学生动辄家国命运的宏大叙事，这个退学的学生不吝冷漠嘲讽。他说：“绝大多数人选择南科大是为了能够通过南科大与国外高校的合作而出国留学。当时朱校长也是这么对家长说的。我认为这很正常，毕竟人总是要考虑自己的前程，可我实在看不惯有些人张口闭口就说为了中国教育改革的未来。您说您是为了改革而献身，从不担心自己的职业和未来，那好，您自己高尚去，别拉上别人，为自己将来担心的人多着呢，不要总是代表别人。”
他认为在南科大是没有前途的，决定参加高考，退出这支被捆绑在一起的盗火者队伍。
盗火者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设法窃走天火，被宙斯捆绑在高加索山脉的岩石被鸟兽啄食，却要长生不死，他的痛苦要持续三万年。
盗火者是被绑缚的，也是被绑架的。这几乎是所有改革或革命者的宿命，骑虎难下，革命者们用一贯宏亮激昂的调门控诉当下，构造乌托邦；戏假情真，革命者们眼里总常含泪水，眼泪也为自己而流。无论如何，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吧，管他前面是什么。摩西当年恐怕也不知前面是否是深渊，但总不能回身向他的追随者们无奈地摊手劝回。即使摩西是个瞎子或近视眼，也得为了身后被感动的信任者，走向他内心自认为清晰的彼岸。
我问过程齐家，他的理想是什么。在进入南科大之前，他的理想是想毕业后研究汽车，这是他的兴趣。现在问他，他则说：“我的理想是做一个全面的人，广泛接纳各种价值体系，并永远守护心中的理想和价值。以数理逻辑观察世界，又以艺术的思维生活，活得自如。”
他的未来被推得更遥远了一些，南科大的未来似乎也被推得杳渺了一些——秋季招生的简章迟迟未出，不知道第一届学生是否是最后一届。
程齐家的妈妈告诉我：“如果要写关于南科大的一些事情，一定要显示出我们多么拥护党和政府，我们善良，我们弱势。”情况比她当时想像的要复杂和艰难很多，若是一开始知道如此，她也许不会同意孩子去南科大的。
☆关于LOSER和WINNER标准问题的讨论
清华百年校庆的时候，有人在网上发帖问：“校庆期间的清华普通毕业生可以回母校吗？”
有人回帖说：“可以啊，可以搞一个LOSER方队，校庆的时候走一走。”
LOSER，五个字母，字字血泪，无限依依无限惋惜，多少咬牙切齿尽在不言中。LOSER，卢瑟儿，失败者，它可以是人们温暖亲切的摇头自嘲，也可以是相互攻击时最锋利的暗箭。卢瑟儿所对应的反面人生当然是WINNER，温拿，赢之大者，则称为大拿。
我大学刚入学时，看到大家在水木BBS上热火朝天的讨论。一群从火热的高中教育中大逃亡还没几年的年轻人，没有享受胜利者的喜悦，迷迷糊糊又要被一脚踹入社会，参加讨论的这些满怀失意的人，相互确认着自己是不是失败者国的常住居民。
证明自己不是LOSER的底限，当然是有房有车有老婆。
有人忐忑地问：“那如果娶了个丑老婆，算不算LOSER呢？”
大家纷纷表示，那当然也是要列为失败者的。发问者黯然，百密有一疏，原来自己无意中还是输了。
钱不是检验LOSER的唯一标准，但却是最不容动摇的门槛：“年近30或者年过30，工作一般5年以上。总资产200万以下，年收入50万以下，无车或15万以下的车（15万以下的车等同无车）。”
同时可以检验是否LOSER的，还有和钱有关的生活趣味。他们的特征是：“名牌大学，博士，海归，朝九晚五打卡，坐在格子间的电脑旁，MSN，麦当劳，卡布奇诺，网恋，丁克，地铁，打的，坐经济舱，住星级宾馆，泡吧，煲电话，听蓝调，加班，夜生活，圣诞节，一夜情，斯诺克，暂住证，红酒，抽555，住租来或按揭的公寓，买简约的宜家家具，收藏CD，谈论《老友记》，向往去西藏，留恋于丽江，铁杆驴友，不看中文报纸不看中国电影，看卡夫卡看张爱玲看伊朗电影，洁癖，乡愁，健身，瑜伽，养吉娃娃，香水衣服鞋子泡吧旅游鲜花买书买CD看电影”。
这基本概括了一个大城市，收入尚可且沾沾自喜的年轻人生活所有组成，甚至可以被年轻潮流杂志引为生活样本，但是，一盆冷水浇下——这其实是失败者的生活。
所谓温拿，WINNER，他们提前五十年过上了退休老干部的生活，收藏是唯一的幸福，饭局多到没空上网，永远不会花自己的钱，学习都是脱产的，休假都是带薪的。
——这就是大家基本上讨论出的关于判断卢瑟儿和温拿的硬指标。这些标准听得简直让人心惊胆战不是？这种指标下，大多数人甚至连失败者俱乐部都没有资格进入。
每到年终，水木BBS上就会掀起晒工资单和年终奖金的热潮，年薪十几万几十万都会被笑话，被反问：“这样在北京怎么活？”
除非收入高到每天拿小推车从银行运钱才能达到的数目，才会被封为大拿，引起围观群众真心诚意的崇拜。
前两年，一个浙大的讲师跳了楼，他当年是清华水利年级第一，西北大学全额奖学金，六年博士后毕业。他拥有一份完美的履历表，大学生活需要解决的所有已知选项他都交出了完美的答案，可是发现最后导出的X是每个月仅仅2000块的工资。
不知道他有没有过夜深人静看着同学晒工资单的时候，或是在疲惫的生活中默默用被别人不断发问的句子问自己：“这样的收入，怎么活啊？”
也许是因为最高学府的起点高，所以大家对于生活的期待和胃口都要大些。收入的意义不是为了自己活，同时也是为了与他人——那些起点差不多的人比较。
LOSER的主要沮丧和怨念的重点，在于他们读了这么多年书，做了这么多年题，一路打败这么多人才擎出青天来，可在被量化的个人收入报表前，努力被瞬间抹杀，所有过去的骄傲，变成了羞于翻检回归的记忆——它们都是对今天的冷笑。
一个著名的抱怨，是说自己从小一路最高学府，一路笑傲家族，兄弟姐妹全部生活在自己的阴影之下。而他过年回家，发现表哥当兵回家后在卫生局工作，表姐当了法院公务员，表妹成了警察，堂妹嫁给官二代，堂弟做生意赚了钱。
一命二运三风水四阴德，原来五才是学习。
学历越高的人越失败，博士生最爱自怜自己赚的还没有中专毕业的人多。
LOSER是战战兢兢步步为营的人，WINNER是不劳而获一行白鹭上青天的人。
LOSER是按部就班种瓜得瓜的人，WINNER是靠爹靠老公靠关系靠机遇靠蛮力就和前者平起平坐的人。
有一种人是免检的WINNER，就是成功进入体制内的人。他们的后半生甚至无需检查工资单，就可以放在荣誉橱窗和展览室里。
新闻上有公务员考试发榜的报道，看到年轻人喜极而泣的脸，确实感到那是无数人一夜间翻身农奴把歌儿唱的时刻。
我的同学大一大二的时候在背GRE单词的红宝书，到了现在，大三，他拿的是公务员考试的复习资料。
我说他投靠，他被招安，我指责他堕落了不再理想主义了，他辩驳说：“我进入了体制，才能对社会有所改变……”
我被他一番进入体制的热血沸腾的宣言说得哑口无言，最后不得不拍着他的肩膀，认可他的决定，说：“好吧，体制内有你，我就放心了。”
可他反而颓然了，嗫嚅道：“我也不确定自己会不会被体制化。”
“体制化”不只是个行政词汇，也是一个人被塑造的过程吧。一开始你的目的是试图改变它，后来你只能抵制它，渐渐你熟悉它，最后只能依赖它。
我和我同学似乎同时看到他在办公室里舒服安乐的后半生，一下子有些冷场，他生硬地说自己要去背《申论》（中国大陆国家公务员进行资格考试的其中一个科目）了。
进入体制意味着户口房子工作，意味着稳定福利和保障。进入体制意味着成为真正统治意义上的精英，意味着不再求人，而是被求着办事。而这些是几十万的年薪也换不来的——岌岌可危时代中的安全感。
进入体制的WINNER也有抱怨，例如日子太悠闲，升官太过慢，但是在大多数同学眼中，这些无异于撒娇了。
WINNER和LOSER是我所见过最简单粗暴，也最残酷的划分标准，对WINNER的肃然起敬，对LOSER的讥诮冷语。
这让人无法不联想到王蒙20世纪60年代写过的《组织部里来了年轻人》。40年前，年轻人还对组织适应不良，一到工作岗位就被打了英雄主义鸡血，要对坏事绝不容忍，要勇敢地进行斗争。而现在，组织部里涌入了一群青年老干部，体制与他们的天性中没有一天冲突的地方，一去就能迅速融入，迅速汲取自己所需的养分，甚至不需要任何适应过程。能挤进去的就是赢家。时代不一样了。
“不成功便成仁”的想法，是每个年轻人进入高等学府时第一句向自己说的话。这种想法让人思维简单如猩猩够香蕉，放弃自己形而上的思考，被迫去想象工具性的无聊问题，一步步走向一个心理极权的国度，放弃自己脑袋里的想法，而走向卑贱的实用理性领域。想的只是“怎样用这个得到那个”的问题。
WINNER和LOSER的划分，也是我见过对年轻人最简单粗暴、也最残忍的评判。除了简单的收入，标准无休无止：进入不了体制的文科生，比工科生失败；出国留学再回来的人，比留在国内累积资本的人失败；整天批判改变规则的人，比默默按规则办事的人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