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入桃花源-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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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种顺叙的叙事方式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即崇古贬今，长幼有序，先尊后卑，这也是中国儒家的时间观，实质上儒家的伦理观也是时间观的体现，这种时间观反映了儒家的天地伦理、君臣伦理、男女伦理、父子伦理和兄弟伦理，因为儒家认为先有天后有地、先有君后有臣、先有男后有女、先有父后有子、先有兄后有弟，并且前者尊后者卑。这种叙事形式上的特征其实暗含着儒家伦理的本质特征。这种时间观也与社会的重资历以及民间的排辈份等观念暗合。这也是中国古代小说主要采用顺叙方式的根本原因。
第二节“塔形”结构与儒家伦理
关于小说叙事中的结构，杨义说：
中国人对结构分成两个层面来看：一是结构之道；一是结构之技。西方的结构主义的很多议论实际上还停留在结构之技的层面上，而中国人更重视结构之道对结构之技的支配作用。这样谈论结构，我们才能理解结构的多层性和整体性，才能理解结构同文化与人的内在关系。
小说《边城》叙事中，一开始就从边城的大时空写起，小说第一节第二节叙述了边城的风土人情和地理民俗，氛围是古朴的、传统的和优美的。尤其是第二节叙述者不惜笔墨详细地地叙述了边城的山水地理和人情风俗，空间是远离大都市的边地，时间好像是一个古老的遥远的过去，一开始小说的气氛就笼罩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在这样的大时空下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叙述接受者似乎能猜着几分。小说的第一节和第二节的故事实际上是并列的，是整个小说的大时空，大环境，大气氛。小说第二节开头写道：
茶峒地方凭水依山筑城，近山的一面，城墙如一条长蛇，缘山爬去。临水一面则在城外河边留出余地设码头，湾泊小小篷船。船下行时运桐油青盐，染色的榈子。上行则去棉花棉纱以及布匹杂货同海味。贯串各个码头的有一条河街，人家房子多一半着陆，一半在水，因为余地有限，那些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河中涨了春水，到水逐渐进街后，河街上有家，便各用长长的梯子，一端搭在屋檐口，一端搭在城墙上，人人皆骂着嚷着，带了包袱、铺盖、米缸，从梯子上进城里水，水退时方又从城门口出城。
中国的小说叙事往往就是这样，先描述故事发生的大时空大背景，然后才引出人物。小说的第一、二节是小说的基石，第三节至第十节三个端午节的故事是小说塔形结构的塔的第一层、第二层和第三层。小说的第十一节至第十九节《边城》塔形结构的塔身，是塔的中心部分，第二十节和第二十一节是塔顶和塔尖。读过《边城》，细细品味，远远地观察，笔者发现，小说《边城》的叙事结构是立体的“塔形”结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塔，显得古典雅致，层层递进，越来越高，终于耸入云端，小说的最后一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显得渺茫而无边，塔太高了，看不清楚，让叙述接受者自己想象。所以小说《边城》的“结构的多层性和整体性”十分明显，这种塔形结构也细微地反映了小说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塔形结构方式不是遵照先尊后卑的观念，而是遵照高尊低卑的观念，儒家认为天尊地卑，君尊臣卑，在实际宫廷的设计中，君主的宝座总是高高在上，而臣子的位置总是在下面的，并且在社会中人们的座位也是不能随意乱坐的，也是有讲究的，这种观念实质上是社会塔形结构的反映，是社会等级制度的反映。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古代社会年老的臣民反而向年轻的君主跪拜、社会地位低下的老年人反而向社会地位高的年轻人跪拜的理由。在中国古代社会，先尊后卑与高尊低卑的观念是并行不悖的。小说层层推进，步步为营，逐渐把故事推向高潮，高潮就是结局，这正是“塔形”结构的叙事方式。在小说中也出现过塔，塔的倒下与重建，在小说中是意味深长的。
第三节 上帝视角与儒家伦理
《边城》叙事中，叙述者是第三人称的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叙述者几乎无所不知，能够深入故事中每一个人物的心理，但是由于《边城》采用的是描述体的叙述方式而不是讲述体的叙述方式，所以小说叙述者的位置是较为隐蔽的，“它的叙述视点经常在不同的人物之间进行转换，对叙述内容很少作出直接的或明显的情感与价值评判，其评判性内容很少作出直接的或明显的情感与价值评判，其评判性内容往往是通过对事件或人物的具体描述表现出来。”
按照热奈特对叙述视角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小说《边城》属于第三人称的“零聚焦”视角，即托多洛夫所说的叙述者＞人物。这种叙述视角在现代小说中较少运用，而在古代小说中却使用得十分普遍。叙述者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叙述视角呢？首先叙述者采用的是异故事叙述方式，不是“我”经历过的故事，而是叙述者叙述的一个美好而又有点悲伤的梦，这里有叙述者的审美和价值理想包含其中。其次叙述者有意采用古代小说的叙述视角，也就是有意拉近与古代文化的距离。小说叙述方式不仅是一种艺术手段，还暗含着叙述者的审美和价值标准倾向，即形式蕴含意义。
《边城》的叙述者就是上帝，是神。儒家文化中没有上帝的观念，但有神的概念，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是十分完美的一个形象。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这里，天即神的意思。在古代，人们对神是充满敬意与畏惧的，就因为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能洞察人们行为背后的心理，能知道每个人的品行和善恶，并且他还有惩恶扬善的能力。儒家认为，神就是无边的天、伟大的自然和不可知的宇宙，他充满神秘，令人神往，又令人畏惧。在神的震慑下，人们不敢胡作非为、为所欲为。在小说叙事中，作者有意唤醒人们对神的回忆，引起人们对古代社会的反思，重建人与神的关系，谕示人们要尊重自然、敬畏自然。沈从文的部分小说是叙述人与神之间的故事的，这不是偶然的。
第三章儒家伦理的天命观与《边城》的生态叙事及生存叙事
第一节儒家伦理的天命观
了解原始儒家伦理，须从儒家的天命观说起。儒家《论语》中论及天命的地方有：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为政》）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
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夫子失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雍也》）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
颜渊死，子曰：”天丧予！天丧予！”（《先进》）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
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
在孔子所处的那个时代，社会生产力还十分低下，人们对自己的命运无从把握，人与自然的对立十分明显，人的行为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种超乎人类的自然力量来主宰，这就是天命，人的命运和社会的命运似乎都是早已为天所定，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改变的。这种天命有点像我们现在讲的客观规律，只能了解不能改变它，只能利用它不能创造它。人们敬畏自然敬畏神，从远古的图腾崇拜到对天的敬畏这是一脉相承的，人们认为万物都是神圣的，尤其是高高在上的天，是人格神。中国古代社会讲究”奉天承运”，即遵从天意，皇帝受命于天，继承新生的气运，君权天授，君权神授。当然这是秦朝以后的事，不过在秦以前，人们对天的敬畏，有过之而无不及。
尽管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还是能够大概描述出孔子的宇宙哲学：“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是超人超自然万物的力量，它创造了万物，犹如西方观念中上帝创造了世界万物，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孔子的哲学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有人认为孔子所说的“天”包括自然之天、命运之天、价值之天、义理之天、立法之天和救赎之天等，但在孔子看来，天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主宰着世界和人类的命运，天的意志表现出来的东西就是天命，道之将行或将废都是天命注定的，人只能顺应它，而不能改变它。但是人还是可以“知天命”，即有点像现在人们说的了解客观规律，只能“知”而不能创造“天命”更不能改变“天命”。
第二节《边城》的生态叙事及生存叙事
孔子对天命的态度，一是“知天命”，二是“畏天命”。孔子主张敬畏天命，敬畏天，敬畏自然。人对天有所畏惧则不敢轻举妄动，不敢破坏自然，否则就会受到惩罚。假如人对一切都无所畏惧，那么人的破坏性也会显露出来，人的行为不再受到观念上天的限制，后果是可怕的。如今的生态环境被破坏就是人们不“畏天命”的后果。在小说《边城》里，叙述者给我们展示的正是未被人类破坏的美丽的自然，那么清新，那么明静。小说开头写道：
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想一想现在我国大多数河流被工业废水污染的事实，人们为了追求利益不惜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就是因为人心不“畏天命”妄自尊大唯利是图，结果破坏了生态环境，也破坏了古代留传下来的“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宇宙观。读了《边城》，无人不会对边地未被污染的自然环境留恋，以及在这种“天人合一”的生态环境中人性人情的纯朴、自然和美好，究其原因，就是边地对天始终存在一份敬畏之情，他们“畏天命”，因而恪守“天人之分”做自己应做的事，从不破坏自然环境，他们的“畏天命”思想表现在各个方面：
首先，从人的命名看，人们都想得到天的保佑，企求得到一个好的天命。船总的名字叫顺顺，就是希望命运一帆风顺，人生处处顺利。船总的大儿子叫天保，意思是求天保佑一个好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