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 作者:西奥多·索伦森-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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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萨诸塞州的大多数选民把哈佛的一纸文凭看作是献身
于公众事业的证据。
参议员把它改成：
马萨诸塞州的许多选民，尽管我连忙要补充说，并不是全
体选民，把哈佛的一纸文凭看作是有些才干和能力的证据。
他并不认为所有的美德都集中在天主教教会，也不认为所有非天主教教徒都要（或都应该）下地狱。他对自己的宗教既不感到尴尬，也不感到了不起，只是把它当做生活的一部分来看待罢了。他对早些时候的一个传记作者试图把他说成“不是虔诚地信奉宗教的人”感到不愉快。他每个星期日虔诚地参加弥撒，甚至在疲劳的外州旅途中，没有一个选民知道他是否去做弥撒时，他也去。但在十一年中，他从未透露过他个人对于人类同上帝的关系的看法——尽管我们曾讨论过政教关系问题。
他的工作班子里并不需要、也不优先录用天主教徒。他既不了解、也不在意我们这些人员的宗教信仰。他的许多亲密朋友并非天主教徒。他虽然是一个天主教徒又是一个学者，但并不能被称为一个天主教学者。他对神学毫无兴趣，演说稿中到处点缀着新教版本《圣经》的引文。有一次，他使他的妻子又吃惊又好笑，因为在他读了。传道书。中自己爱好的一段文字（“……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①）之后，他竟然大不敬地自己添了几句政界常说的话：“全力以赴有时，干脆不干有时。”在我认识他的十一年里，我从未听见他在人前高声祈祷，从未看到他吻一个主教的戒指，也从未听说他曾为了政治上的方便而改变其宗教习惯。
①见《旧约·传道书》，第三章。——译者
他说：“波士顿有句老话，‘我们的宗教来自罗马，我们的政见则出自本土。’”他对天主教统治集团并不敬畏，对政教分离的明智性也是完全同意的。1959年，他写信给我说：“赞成政教分离和做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两者之间一点也不矛盾——恰恰相反……我并不认为……做一个天主教徒和履行你的宪法义务两者之间有（任何）矛盾。”他在一所天主教女子学校答复人家询问时曾说，“承认赤色中国不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有个神父听到他这句话感到很恼火，就问他道：“肯尼迪参议员，你不相信所有的法律都是上帝制订的吗？”参议员立刻顶住他说：“我是一个天主教徒，我当然相信——不过这同国际法没有什么关系。”
虽然他生来富有，而且花钱毫不在意，但他对积累更多的金钱却没有特别的兴趣。他同那些对旁人的需要漠不关心的富翁们没有共同之处。他投票时有一贯的主张，不顾自己的（以及他父亲的）经济利益——例如在石油和煤气问题上。他的父亲也从不强制他或是他们弟兄中的任何一个继承自己的金融事业。
这位参议员除了使用一般的表和领带别针外，从不戴戒指，或佩上钻石的领带别针以及任何其他珠宝饰物。所有他的政府薪金——作为国会议员、参议员和总统——都捐献给慈善事业，约计五十万美元。他的竞选运动虽然花钱很多，却总避免那种可能被指责为炫耀金钱的铺张浪费（诸如广告牌、报刊上的整版广告或者电视广告节目等）。但他对于父亲的财富使他能担任公职而不需要在经济上依靠一些有势力的压力集团这一点，并不感到羞愧。相反，他把自己的幸运当作是一种义务：“被上帝赏赐了很多东西的人。就有必要做很多的事情。”他还请他的妻子把艾伯特·爱因斯坦的这段话保存在他的文件夹里：
我每天一再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赖
别人——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的辛勤劳动，因此我必须
竭尽全力，以便给予别人以等量的东西。
杰克·肯尼迪喜欢波士顿，波士顿也喜欢杰克·肯尼迪，但是他一向总不止是一个波士顿人。就象许多对情侣那样，他们很少生活在一起。他诞生在波士顿郊区的布鲁克莱因。在他的个性逐渐形成的时期，他是生活在纽约的布朗克思维尔。他父亲将全家搬到那里去，因为他认为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徒商人及其子女在波士顿是没有多大发展机会的。1946年，肯尼迪初次参加竞选时，还是一个羞怯的、瘦弱的、二十八岁的众议员候选人。他在波士顿那个难弄的第十一选区竞选，因为众议员詹姆斯·迈克尔·柯利就要退休了。
作为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他并不坚持他工作班子的成员一定要来自他们为之服务和研究的那个州。事实上，他倒宁愿不要马萨诸塞人。他告诉我：“这样，如果他们工作不得力，我可以不受任何政治上的压力或义务来留用他们。”然而他的新英格兰经济问题的助手是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这一点他也觉得好笑。有一次，当我将代表他去出席马萨诸塞州商人的一次宴会时，他向我建议，如果有人问我是什么地方的人，就告诉他们，我是“来自西海恩尼斯港的，因为宴会上不会有一个那地方的人”。
我们具有不同的思想背景，多数职业自由派对他缺乏好感。但是我发现他是真实的、最老的那种自由派；具有无拘束的思考的自由人。他随便地就承认，他进入国会，只具有很少的或者根本没有什么政治哲学。许多“职业自由派”的放肆态度使他感到“不愉快”。正如他在1959年秋季曾写信给我所说的那样，他并不反对，
一般人认为的那种自由派的信条。你肯定被看作是自由
派，而我希望，我在一般意义上也属于自由派，但我们两人对
那些教条主义的自由派都有意见。……这些人是如此地反对
我……“保守派”这个字眼有许多含义，是我不希望同它划等
号的。对我更为确切的字眼是“克制”。我认识许多政治上的
保守派，我同他们是无共同之处的。
肯尼迪曾看到许多左派和右派的献身政治生涯的人，他们的观点都可能是僵硬的和固执的；他们对各自的政治思想上的领袖们的主张如鹦鹉学舌一样毫不加以思考或者重行检查。适成对照的是，他则自行投票，并不受任何其他参议员或参议员集团，或任何个别的私人和集团意愿的约束。
1960年他在对纽约自由党的演说中，对自己的政治信条作了最正式的陈述：
我相信，作为国家目的的根源在于人类的尊严；作为国家
行动的根源在于人类的自由；作为国家同情心的根源在于人
类的感情；作为我们的发明和思想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思考。
……自由主义……对人的才能的信心……理智和判断……是今天世界上我们最良好的，也是唯一的希望。他谈这些话，也相信这些活。但他并没有写下来，当然也没有用这样的夸大的措辞谈论哲学上的观点。他通常总用较为简单的方式来概括他在政治分野中的立场：
一个具有几分克制感的北方民主党人。
一个凭自己的良心来为国家谋求利益的温和的民主党人。
一个讲求实际的自由派……一个实用主义的自由派。
当有人问到他希望成为哪一种类型的总统，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时，他回答说：“我希望做一个负责任的总统。”或许他的妻子对他作了最好的概括：“一个没有幻想的理想主义者。”
作为参议员、总统候选人和总统，他处事的衡量标准是：行得通吗？于事有补吗？同时，他虽然经常地，但并不总是这样说：通得过吗？他能以惊人的速度来掌握一个复杂问题的本质。同时，他的天性永远站在问题的进步的一面；但他天生的小心谨慎，要求他以证据和经验来检验他那些直觉。这种对于有成功可能性的事物强调现实主义的态度，使得许多批评他的人和评论家把他描绘成实用主义者。他确实基本上是个实用主义者。但他也兼具唯心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强烈气息。每一天发生的令人失望的事提醒他——他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但这并不使他惊异或沮丧。他是如此关心世界的未来，以致永远不会对现状感到满足。的确，他在竞选时期和在白宫的岁月里，他对这个国家和这个星球的情况的分析一贯是以这几个字开始的：“我不满足于……。”
他的成长
以上的描绘大部分既适用于他在1953年的情况，也适用于他在1963年的情况。不过在这两个时期他已是不同的人了。1953年，他所具备的品质没有比下列这些更为显著、更为重要的：他的成长潜力、好学精神，以及钻研和调查问题并坚持亲自取得经验的决心。他总对新的挑战和竞争感觉兴趣，他几乎对一切事物都有无限的好奇心——人物、地方、过去、未来。对那些没有什么话可讲的人他感到很不耐烦。他不愿使别人感到厌烦，也不愿别人使他感到厌烦。但他乐于仔细倾听掌握新情况或具有新思想的人所谈论的几乎任何话题，而且他从不遗忘他所听到的东西。他经常阅读书刊，而且读得很快——杂志、报纸、传记和历史（也阅读小说，不论好坏）。有时，他常在飞机上或游泳池旁为我高声朗诵一段他认为特别有力的文章。
如果说，他对手下工作人员并不放松要求的话，那末他在打乱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时间表时，至少却显得比以前更为抱歉。他对一般公众也是这样。1953年，他把汽车停放在华盛顿闹市区一个“不许停车”的牌子前面时，曾微笑地对我说：“这就是哈姆雷特所说的‘官员们的蛮横无礼’。”但是十年以后，他于1963年11月在纽约坐车从飞机场到市区去时，却坚持不要总统通常具有的警卫车队，情愿接受车辆往来和红绿灯所造成的耽搁，因为不这样，他在车辆高峰时刻到达就会给纽约市民造成很大的不便。
他对自己的计划遭到挫折和对他的一些书面批评也越来越习惯了。1954年，当波士顿《邮报》的社论指控他“牺牲了他的选民的最大利益”时，他感到十分烦恼。可是1963年，当右翼作家维克托·拉斯基在其《约翰·F·肯尼迪：这个人及其神话》一书中把他从别人文章里断章取义地搜集到的关于肯尼迪一家的一切不利的谣言和传说全部刊印出来时，肯尼迪对此书及其作者都置之不理，并认为与其说他是危险的，不如说他可笑到了可怜的地步。
拉斯基和其他批评他的人能揭露他在当众议员、参议员和总统时所采取的立场前后有矛盾，这件事并不使他感到意外或是沮丧。他在1960年说过：“我们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中都在学习，……事情在变……情况在变……如果你还去执行那些失败了的政策，……那你就太不聪明了……”
例如，他并不认为，在他当波士顿众议员时发表的关于提高农场收入或扩大世界贸易的意见要使他终身都受到约束。1961年，一个共和党众议员引用了众议员肯尼迪在1949年批评杜鲁门对华政策的一篇激烈的演说来攻击肯尼迪。肯尼迪总统虽然没有在对他早期政策观点的讥刺面前退却，却毫不迟疑地对向他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