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解影响中国历史的11个关键人物-历史的刀-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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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岁时冯太后去世，他与冯太后两人共掌朝政；三、从二十四岁到三十三岁离世，政权归于拓跋宏一人，这一阶段也是他大刀阔斧全盘汉化之时。严格来说，孝文帝真正执掌北魏朝政的时间也就不过八九年时间。但是，他五岁当皇，在位二十八年，也算得上是一个资历颇老的帝王了。封建皇帝的九五之尊使他从小就在大臣及民众心目树立了一种无上的威严与凛然的形象，一旦大权在握，他就显出了一代英主的勃发雄姿。
冯太后于公元490年逝世，时年四十九岁。冯太后死后，拓跋宏十分悲痛，五天没有好好进食，一天三餐仅吃小半碗米粥，丧服也一直不肯脱下。尽管冯太后立下遗嘱，要求丧葬从俭，但孝文帝还是将她的丧礼举办得相当隆重，并表示要遵照古礼，守孝三年。在遭到王公大臣及文武百官的强烈反对后，才勉强作罢。
孝文帝之所以要在冯太后的丧礼上“大做文章”，一是因为他确实对她怀有较为浓厚的感情，尽管冯太后斥责过他，还想废掉他，但他总是认为“养育之恩，诏教之德，寻之旷代，未有匹拟”；再则，孝文帝想通过丧礼的形式，将汉族的封建礼仪、忠孝仁义以身示范地落到实处；同时，他也想通过葬礼向文武大臣表明自己的态度，那就是将以更迅速更坚决更彻底的方式将冯太后的改革方略执行到底。
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 三
拓跋宏自从懂事起，就是名义上的皇帝。但实际上的皇帝却是冯太后，他得听从冯太后的安排，看她的脸色行事，在她的监督与控制下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过日子。哪怕亲政后，他也不敢过于放开手脚，总是顾忌着冯太后的威严。而冯太后一死，他才真正成了一个君临天下的名副其实的皇帝，在向臣民们显示自己无比哀痛的同时，他那内心的潜意识深处，又何尝不怀着一丝轻松与喜悦呢？
不管怎么说，冯太后是北魏改革的先行者，是她拉开了北魏汉化的序幕并取得了突出的成效；是她引导拓跋宏接受了汉族的洗礼，对他身上的“胡气”进行了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是她为拓跋宏的改革深化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如果没有汉人冯太后对北魏的苦心“经营”，它的发展很有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新的光景。
拓跋宏早就想大干一番了，他一直憋着、忍着，直等到二十四五岁冯太后辞世，才有了真正的出头之日。那积聚、压抑着的内在潜能一旦喷发出来，便汇成了一股沛然莫能之御的强大力量。对此，《魏书？高祖记》记载道：
及躬总大政，一日万机，十许年间，曾不暇给，殊途同归，百虑一致，至夫生民所难行，人伦之高迹，虽尊居黄屋，尽蹈之矣。
听览政事，莫不从善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所以济益……赏必躬亲，不以寒暑为倦。
拓跋宏完全掌握朝政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将北魏首都从平城迁到洛阳。
他大力推行的改革内容，我们可以将其凝练地用一个词语概括——全盘汉化。迁都洛阳，表明了他全盘汉化的决心，也是他改革能否彻底、能否成功的一个转折与标志。
鲜卑拓跋部落发源于遥远的边陲之地，他们的人口本来就少，进入广袤的中原后，必然成为一支少数民族。如果仅仅限于抢劫，他们自可来去如风，完全保持着过去的那种野蛮的游牧生活及习俗；然而，若是长期占据中原，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下去，他们就不得不调整、改变过去的生存方式，由游牧生活变为先进的农业耕作。
就鲜卑拓跋氏的发展进程而言，早在北魏之初，就已开始逐步采取汉化政策了，他们南侵的速度、深入的进度与汉化的程度几乎呈现出一种同步发展的态势。
鲜卑拓跋部南下，已有过迁都的。道武帝拓跋建立北魏时，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后于公元398年迁都平城。也就是说，平城也是北魏统治者迁都的产物。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张，平城的发展建设很快。至孝文帝时，平城作为北魏都城已近百年，城内“里宅栉比”，已颇具规模。平城，是北魏从游牧向农耕过渡的一个缓冲，它处于两种文明的交接之地，这里的气候、草原比较适于畜牧业，也具农耕文明的特点。从平城北上，可以抵御柔然入侵；南下，可以对中原形成席卷之势。最为重要的是，这里便于拓跋氏集中武力，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
如果仅仅局限于现有的地盘与统治，平城于鲜卑而言，自然是一个较为理想的定都之地。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北方柔然、高车的威胁业已解除，南方的领土在不断扩大，具有雄才大略之气的孝文帝拓跋宏已明确了北魏的战略目标——南伐齐朝，统一中国。平城，作为北魏的政治、军事、中心，显然已不再适应当时的战略发展目标。平城地处黄土高原东北部，这里气候寒冷、土地贫瘠、风沙严重、十年九旱，自然条件相当恶劣；平城北靠阴山，西临黄河，东有太行山，东南部排列着呈多字型构造的恒山、五台山、太岳山，交通极为不便；而最主要的一点，是这里的鲜卑贵族集中，他们思想保守，生活腐化，坚持鲜卑旧俗，已形成了一股反对改革的顽固势力。
由此可见，北魏如若发展，就必得改革；而改革的关键所在，就是必须离开平城，迁居中原。当时有邺、长安、洛阳等三个地点可供选择，拓跋宏经过一番权衡比较，目光最后落在了居古代“天下之中”、气候比较温和的洛阳。他之所以看重洛阳，恐怕最主要的是因为这里的汉族士大夫数量最多，为汉之中心；另外，洛阳接近南朝，也便于他随时用兵，“南荡瓯吴”，实行一统天下的雄心。
只有离开保守势力的大本营，才能顺利地推行全盘汉化的改革方略。这不由得使我们想到了民国初期的迁都之议，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拟将国都从北京迁至南京，远离封建根深蒂固的大本营，以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惜乎这一迁都之议最终未能实现。
拓跋宏深知，如果贸然提议迁都洛阳，必然遭致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南迁，就意味着他们放弃现有的家业，放弃已然习惯了的生存环境，放弃骑射游牧的“武功”之长……不少鲜卑贵族认为，北魏的天下是以平城为据点一点一点从马背上打下来的，如果离开平城，就很有可能失掉他们好战勇武的民族特性，不仅难以统治汉人，反而会被他们同化。一般鲜卑人并未像拓跋宏那样从小就接受过汉的熏陶与教育，他们对汉常以征服者居高临下的姿态抱有一种藐视小看、不以为然的态度，也没有拓跋宏心中的那种危机与紧迫感。他们只要能够压制汉人，为所欲为、自由自在、作乐享受就心满意足了。因此，拓跋宏不无忧虑地说道：“北人恋本，忽闻将移，不能不惊扰也。”如果强行迁都，弄不好，很有可能会酿成一场无法收拾的内乱。为了达到顺利迁都的目的，拓跋宏不得不费尽心机，反复考虑，定出了一个相当巧妙的万全之策。
公元493年5月，孝文帝召集群臣，宣称南伐萧齐。他命太常卿王谌占卜南伐吉凶，结果卜得一个“革”卦。于是，拓跋宏大声说道：“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吉孰大焉。”鲜卑元老、皇叔任城王澄当场提出异议，马上就被他厉声压制下去。退朝后，他又单独召见任城王澄，两人推心置腹地交谈。孝文帝说平城虽然是一块用武之地，但不可达到“文治”之效，他想以南伐为由迁都洛阳，移风易俗，“因此光宅中原”，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召见的结果表明，任城王澄非但不再反对，还变成了迁都的积极拥护者。
接下来的一切便完全按照孝文帝早就安排好了的计划开始有声有色地执行了：公元493年7月，孝文帝亲率三十万步兵骑兵从平城出发，征讨南齐。天气一直不好，大雨下个不停。道路泥泞，崎岖难行，阴霾的天空像口铁锅般扣在头顶压得人简直喘不过气来，而南方的潮湿气候更使得这些在北方生活惯了的养尊处优的鲜卑贵族及手下群臣倍感疲累。大军南下，一路缓缓行来，走了一个多月，好不容易才到达洛阳。在洛阳稍稍休整，拓跋宏有意选择了一个暴雨如注的日子披甲上马，挥鞭下令大军继续前进。听说还要继续南征，蜕化了的鲜卑贵族一个个心惊胆战，全都跪在拓跋宏马前，恳求皇上开恩不再南进。紧接着免不了要上演一出进谏、发怒、再进谏的活剧。孝文帝见时机已到，便提出了他的交换条件：“若不向南进军也可以，那就得把都城迁到洛阳。”然后要大家站队表态，愿意迁都的站在左边，不同意的站立右边。一声令下，几乎全都排到了左边；站立右边的也不是没有，但只有为数极少的孤零零几人。左边的鲜卑贵族、文武大臣全都伏在地上，捣蒜般叩头不已，大声高呼“万岁”。拓跋宏见状，就正式诏告天下，北魏要迁都洛阳了。
这一重大的决定就这样在他自编自演的一出活剧中出色地完成了。留在平城的鲜卑贵族——那些遗老遗少们即使心怀不满，因大军被拓跋宏带走，没了反抗的资本，也只好无可奈何地听之任之了。
公元493年10月，孝文帝下令营建洛阳。第二年三月，他北回平城，再次对有关鲜卑贵族及文武大臣做了一番恩威并重的说服工作，并就南迁及留守人员进行了比较具体的安排，逐步实施南迁计划。
公元495年9月，以平城文武百官及后宫粉黛移居洛阳为标志，孝文帝汉化改革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决策——历时三年的迁都措施大功告成。
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 四
拓跋宏作为鲜卑民族的一员，他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拓跋氏的血液，于本族自然有着一种本能的亲切与好感；然而，他从小又受着汉民族儒家的熏陶与影响，两种不同的因子同时并存于他的内心，肯定会时常产生激烈的碰撞与冲突。两相比较，他从理性上还是认同了汉族，因为它毕竟是当时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先进代表。他完全拜倒在汉族脚下，并苦心孤诣地引导着他的臣民们走上先进的之路。
迁都洛阳后，北魏的汉化改革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孝文帝不再满足于过去“零打碎敲”式的改革，而是加大力度与速度，以多侧面、全方位出击的态势，对汉族不分精华与糟粕，全盘“拿来”、为我所用。
具体而言，孝文帝拓跋宏的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废除旧俗，实行汉化。鲜卑拓跋部有一种西郊祭天的古老仪式，由早期决定重大方针政策的原始部落联盟大会逐渐演变而来。在决定迁都洛阳后的第二年三月，孝文帝“罢西郊祭天”，毅然予以废除。不破不立，先破后立，这一举措很好地表明了他彻底改革的决心。
在接受汉方面，他首先从语言、服装、姓氏等人们的习俗方面做起。
孝文帝于公元495年下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严厉禁止鲜卑语言，以洛阳汉语为通行的标准语言，并命人著有《河洛语音》等书以供鲜卑人学习汉语之用。
胡人为便于骑射，往往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