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的老兵故事-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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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殿文听完汇报大怒,派部队去把领头的坏分子抓来,部下们立刻唱着军歌出发了。迟殿文部队的军歌通俗易懂,歌词大意是:“天罗罗,地罗罗,人家死了咱活着;人家的马,咱骑着;人家的地,咱种着;人家的房子咱住着,你说快活不快活……”
罪犯抓到,迟殿文开始审问。
“老大,贵姓?”
如果照实回答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对不起; 不用问案情,直接拖出去毙了。
碰到一位这么回答的:“在家从父姓,出门改姓潘。”
有门!接着问:
“西北乾坤一块云,一朵莲花开满盆。”
“上打君,下打民,不打安清一家人。”
啊,原来是自家兄弟。先打一顿板子,然后请上席喝酒。
区长有意见也没办法,人家这叫快刀不杀一家人。
第二十二章
毫无疑问,迟殿文的“金济鱼挺进队”是带有强烈会道门色彩的地方武装。
山东历来是豪强聚集之地,据统计,1938年,山东境内带有土匪或会道门色彩的武装有近一百万人之多。对这些民间武装,国民党是加以利用的。以沈鸿烈为代表的本土派系,包括鲁西王金祥、齐子修,湖西孙良诚、朱世勤,对地方势力的影响都很大。同时,日本人也专设有“会道门工作部”,有计划地培植汉奸为其服务。这样,就使得会道门和土匪武装多成为了伪、顽主要的后备力量。
共产党也十分重视针对这部分武装力量开展工作。1938年,中共中央在给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山东为土匪最多的地区,必须对他们有正确的政策。总的方针应当是争取他们抗日。当他们还是抗日时,我们不应去削弱或瓦解他们的部队……当他们为日寇所利用时,应当使他们一方面去敷衍日寇,一面与我们保持善意的中立。”在实际工作中,我党充分认识到会道门落后、迷信、破坏性较大的一面,因此采取了“先作耐心的争取教育工作,设法劝导其散伙、参加农村生活,最终使其参加抗战”的策略,并且“对怙恶不悛的,坚决予以剿灭,以安定民主秩序”。
这样的结果是: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地区,会道门及土匪活动经过战争有增无减;而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影响政权建设的地方恶势力已基本消失。
迟殿文之所以能和八路军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除了他本身具有的单纯的反抗侵略的民族意识之外,还因为他本身不是地主,他的“金济鱼挺进队”也不具有地方联庄性质,成员多是贩夫走卒、青帮弟子,没有大的野心,在立场上比较中立,其活动范围也在敌占区和边缘游击区,不至于和共产党争人、争枪、争地盘。
1943年下半年,随着根据地建设的发展扩大,冀鲁豫政府宣布“凡参加一切非法秘密团体者,应立即退出,并向政府声明登记,以免受汉奸利用”。这让迟殿文很不痛快,觉得共产党对不起他。
为抗日军队搞物资、破坏日伪设施、打鬼子冷枪等事情虽然做了不少,但迟殿文并不觉得这些需要别人领情。他比较在意的有两点:
一是替抗日民主政府搞“调和”。当时共产党进入游击区开展工作,时常得不到群众的理解。老百姓觉得民主政府的差务多、站岗放哨多,两面负担任务重,因此有时就会引发反抗,甚至出现武装暴动。每当这个时候,迟殿文总是利用帮派势力进行“调解”,并派出自己的武装力量实施“打压”,尽量维护民主政府的权威。但这样一来他也就做了“恶人”,得罪了一些地方人物,这是有损他帮派活动基础的。
二是渗透到日伪军、警和地方机构中为八路军探情报、搞掩护。这个工作可不容易干。敌人也不是傻瓜,每次出动都走漏风声,难免就会产生怀疑,于是迟殿文的“内线”被抓被打被杀的不少。充当地方伪区长乡长村长的也是这样,粮食未交、道路被破,都难免挨打。
鬼子扫荡,半道上找个村长问情况:“前面的,毛猴子的有?”“没有没有,平安无事。”结果刚走几步就被地雷炸了,于是回来把这村长打成残废。
金乡有个两面区长被鬼子杀了,再派一个又被杀。开堂会时部下们问老大“还要派人去呀?”迟殿文说:“能不派吗,我是金济鱼的队长,这个硬茬接不下来太没面子。”于是一个弟子自告奋勇,结果,上任没多久又牺牲了。
不过,迟殿文部的情报工作总的说来干得还不错。这是因为他们青帮原本就是秘密帮会,有基础;还因为有个“三刀六洞”的帮规约束着,叛徒少。
这两件事迟殿文看得挺重,可对八路军来说却很平常,因此既没有特别的嘉奖、也没有什么额外的补偿。这倒也罢了,现在听说居然要求帮派弟子到政府去登记,这可是青帮的大忌!于是,迟殿文就产生了抵触情绪,接下来再成立“独立支队”,他就不服从八路军的统一领导,渐渐地和共产党之间有了些猜疑。冀鲁豫湖西分区也因此更提高了对“挺进队”的警惕。
认真说起来,这迟殿文部也不能算是“正宗的八路军游击队”,因为他不仅兼着日伪的“济宁运河总办”,还和国民党顽军有关系。
当时,国民党军政部在鲁西、鲁南设了好些个征兵站,派韩复榘的老部下来负责,通过本土关系招收新兵。按规定招了兵要先训练后开拔,因此会产生相关费用,如:制枪费(汉阳造)、子弹费(三百粒),服装是每人单衣两套、夹衣一套、棉衣一套、腰皮带一条、雨披斗笠各一件、线毯一床、麻鞋草鞋各两双,还有下士、中士、上士、司务长的津贴,军官的办公费、外出费,部队的柴火费、伙食费……征兵站往总部打个电报,说明“本处有壮丁若干正在训练”,军政部就根据新兵数目拨发相应的费用。
征兵官是要吃空额的,招了一百人就敢报五百,先把钱骗到手再说。可蒋总裁也不是好蒙的,新兵训练完毕开拔前,军政部要派“点验官”照着花名册数人头,核实了再签字。
于是,征兵站就临时请人冒充,让老百姓穿军服扛枪排队答应一声“到”,然后就走人回家。那么到了前线人数不足怎么办?好办,就说路上死了、跑了,这没办法。
迟殿文面子大,每当这时候,他就走遍济宁附近乡镇,把商铺打杂的、饭馆跑堂的、澡堂搓背的、码头扛包的……都集合起来跟他“出差”去,冒充新兵。所以,他和国民党的关系也不错。
你说,这样的人物,咱们冀鲁豫湖西分区怎么能放心呢?
可说不得,就在这时,人家“金济鱼挺进队”又为十一分区做了件大好事。
1944年三月的一天,迟殿文到济宁城外的一个集镇去赶集,照例坐在“水煎包子大棚”里。过去在鲁西有个讲究,集市赶场买卖各行当,要以卖吃食冒烟的行业为首,而这烟火行又要以卖水煎包子的为“行首”。所以卖水煎包的必须搭大棚,还要正对着戏台或庙门,只有等这“顶台”撩布了,其他摊位才能开张。换句话说,迟殿文往大棚里一坐,这集市啥时候开场,得由他说了算。
迟殿文可不吃水煎包。他单独一张桌子,坐下喝茶,倒上一壶茶摆两个茶碗,先满上,然后端起一只茶碗两手捧着,伸出右手三个指头,这是请“三老四少们”喝茶。这样一表示,有外地来的同道就可以上前打招呼、联络消息、求人帮忙。一见面,老大会问:“朋友从哪里来?”对方必须得说是“从杭州来”,再问“到哪里去?”得回答“到五台去”。这就算对上了。
这一天,迟大佬摆好架势,慢慢品茶。外面闯进一个陌生人,端起另一只茶碗就开喝,大佬一看对方来头不小,赶紧站起来笑脸相迎。
“这位朋友从哪来?”
“济宁,北马场。”
“……,准备到哪里去?”
“不去哪儿,来这赶集呀。”
切!这家伙是个什么玩意?
第二十三章
迟殿文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个“棒槌”,心中十分恼怒。
通常,在济宁这一带,一般人即使不懂青帮规矩,也知道在水煎包棚子里喝“顶台”茶的人不好惹,没人会去找事。可这位却不同,他姓夏,塘沽人,是“北马场”的管事,一则没跑过江湖,二则仗着自己有后台,大大咧咧惯了,有点凡事不在乎的味道。
这“北马场”又是怎么回事呢?
离济宁火车站不远,有一个伪山东政府的“省立畜养试验场”,养了几百头种羊、种牛和种马,从事牲畜繁殖业务,他们的牧场在济宁南边(一个废弃的飞机场),所以叫“南马场”。另外,在济宁的北边,原先有一个寒羊场,后来被日本人改做了马场,专门驯养蒙古马,因此又称为“北马场”。这北马场的大股东就是那个名叫古屋猛的“青帮日本人”。
这位夏管事是个日本留学生,学兽医的,学问不错(后来还当过山东农学院的教授),可惜江湖阅历实在太差。他在水煎包子铺喝了好几壶“顶棚茶”,愣没看出迟殿文是干什么的,满嘴跑轮船、胡说海吹,还和青帮大佬拍胸打背、称兄道弟,把迟老大气得不行,当即就给徒子徒孙们打了个手势,意思是要想个辄、教训这傻小子一下。
说句题外话。现在的电影电视剧里的江湖黑帮,从上海滩的许文强到香港岛的功夫王,都是一个模样:墨镜灰帽黑褂子、进门“大哥”“小弟”、出门砍刀斧头——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的,那时候,各帮派有着不同的特点。
就拿青帮和洪帮来说。洪帮不大讲究师承、更看重职位,谁当了大掌柜谁就是老大,所以,彼此称兄道弟的无所谓;但青帮却很重视师承辈份,没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说法,讲究的是“师门字辈压光棍”、“父子不入同一门”,无论权势有多大,师父、师叔、师兄、师弟分得很清楚。因此,当着“嗨”袍哥(袍哥属于洪帮)的人叫声“兄弟”没关系,可对于混青帮的人物,就得称呼“先生”、“好汉”、“老大”、“朋友”,要是乱喊“老弟”、“老兄”,说不定就成了旁边什么人的爷爷辈,是会得罪人的。
混帮派的人当然免不了打架斗狠,但也不是乱打,像青帮这样公开活动的大帮派,在江湖上办事也要遵从起码的社会规则,不能想打就打想杀就杀。比如这位夏管事,虽然冲撞了青帮的场子,但他毕竟是外人、不懂规矩,所以不能使用帮内的办法,要想教训他,还非得耍“阴”的才行。
迟殿文做个暗示,手下人就明白了,他的徒弟张知行就拽着夏管事去吃“杂毛肉”。
那时候,猪牛羊肉叫“大肉”、鸡鸭鱼虾叫“细肉”,这些肉要到饭馆子里才能吃得着。集市小摊上卖的是驴肉和狗肉,称为“杂毛肉”,五毛钱一碗,味道虽好却上不了正经酒席,平常解个谗倒正合适。肉摊上还卖“明流酒”(一种用黍子酿的酒),一坛子也是五毛钱——赶集的时候花上一块钱,可以管吃又管醉。
酒坛肉碗摆上来,张知行和几个喽罗就拉着夏管事猛灌。才三两下的工夫,姓夏的就喝高了,拍着胸脯请“各位兄弟”到北马场去做客、参观他们的蒙古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