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鸦行动-第4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然。”
“我们要搭乘火车去巴黎。”
“我可以把你们送到沙特尔。”他抬头看了一下天空,算计着离天亮还有多少时间。然后指了指田野尽头,一座农舍隐约可见。“你们可以先藏在一个谷仓里,等我们处置完这些箱子,再回来接你。”
“这主意不太好。”弗立克果断地说,“我们不能停下来,必须走。”
“第一趟去巴黎的火车十点钟开车,我可以在十点前把你们送到。”
“胡扯,没人知道火车什么时候开。”这话一点儿不错。盟军轰炸,加上抵抗组织的破坏,还有反抗纳粹的铁路工人有意出错,这些已经完全搞乱了列车行程表。唯一能做的就是去车站等待,直到火车出现。但最好是早点儿赶到那里。“把箱子放到谷仓里,现在就带我们去。”
“不可能,”他说,“我必须在天亮前藏好这些供给品。”
大家都停下工作,听他们两人争论。
弗立克叹了口气。在安东的世界里,箱子里面的枪支子弹最最重要。它们是他权力和威望的来源。她说:“这件事更重要,相信我。”
“对不起——”
“安东,听我说。如果你不答应我,我向你保证,你以后别想再从英国收到一个箱子。你很清楚我说到做到,你看着办。”
一个短暂的停顿。安东不想在自己人面前妥协让步。不过,如果武器的供应中断,这些人就会去别的地方。这是英国军官唯一可以在法国抵抗组织方面利用的优势。
但这种优势的确有效。他怒视着她。慢慢地,他把抽完的烟头从嘴里拿下来,把它捏灭,扔在地上。“那好吧,”他说,“上车。”
女人们帮着卸下箱子,然后一个个爬上车。地板很脏,满是水泥、灰土和油渍。但她们找到一些碎布袋子垫着,省得坐在地板上弄脏了衣服。安东给她们关上了车门。
“骑士”钻进驾驶室。“好了,女士们,”他用英语说,“我们开拔了!”
弗立克冷冷地用法语说:“不要说笑,拜托,也不要说英语。”
他发动了汽车。
在轰炸机机舱的金属地板上飞行了五百英里以后,“寒鸦”们坐在建筑工的篷车后面,还要走二十英里。令人惊讶的人是“果冻”——这位岁数最大、最胖、六个人中最不合适的一个,却最为坚忍,对这样那样的不便之处开着玩笑,篷车急弯时她失控翻倒在一边,也让她对自己笑个不停。
可当太阳升起,篷车进入小城沙特尔时,大家的心情又阴沉下来。莫德说:“真不敢相信我在干这个。”戴安娜捏着她的手。
弗立克提前做好了计划。“从现在起,我们分成两人一对。”她说。小组划分在精修学校时已经定好。弗立克让戴安娜跟莫德在一组,如果不这样,戴安娜就会大吵大闹。弗立克自己跟鲁比一组,因为她希望遇到问题时有人商量,而鲁比是“寒鸦”里最聪明的。不幸的是,葛丽泰只能跟“果冻”一组。“我还是闹不清为什么我要跟个外国人在一起。”“果冻”说。
“这可不是茶话会,”弗立克生气地说,“你不能跟你最好的朋友坐在一起,这是一次军事行动,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果冻”收住了口。
“我们还得修改原来编好的说辞,解释为什么要坐火车,”弗立克继续说,“有什么想法?”
葛丽泰说:“我是兰莫少校的妻子,他是在巴黎工作的德国军官,我跟我的法国女仆一道旅行。我原来是去参观兰斯的大教堂。现在,我想,我应该是参观了沙特尔大教堂后,正在往回返。”
“很不错。戴安娜?”
“莫德和我都是秘书,在兰斯的一家电气公司工作。我们到沙特尔是因为……莫德跟她的未婚夫失去了联系,我们以为他会在这儿,但没找到。”
弗立克点头,表示满意。有成千上万的法国妇女寻找失踪的亲人,尤其是年轻男子,他们可能在轰炸中受伤,被盖世太保逮捕,被送往德国的劳教营,或者被抵抗组织所招募。
她说:“我是一个寡妇,丈夫是股票经纪人,1940年被杀害。我到沙特尔来是为了接丧失父母的表妹,带她到兰斯跟我一起住。”
女人当特工的巨大优势之一是她们可以在全国各地到处活动,并不会引起怀疑。相比之下,一个男人若在他工作地点以外的地方被发现,就会自然而然地被当成抵抗分子,年轻人尤其让人怀疑。
弗立克对司机说:“‘骑士’,找个安静的地方让我们下车。”在被占领的法国,人们使用所能得到的任何交通方式。即便如此,六个穿着体面的女人从建筑工的篷车后面爬出来,这景象也十分扎眼,容易引起注意。“我们可以自己找到火车站。”
几分钟后他停下车,掉转了方向,然后跳下车来给她们打开车的后门。“寒鸦”们下了车,发现这里是一条铺着鹅卵石的狭窄小巷,两边都是高高的房子。穿过屋顶的缝隙,她们可以看见大教堂的一角。
弗立克再把计划给大家说了一遍:“我们去火车站,到了那儿就买去巴黎的单程车票,搭第一趟列车。每一对都要装作不认识其他人,但我们在火车上要尽量坐得靠近些。我们到了巴黎再会合,你们知道地址。”她们准备去一家便宜旅馆,名叫“礼拜堂旅店”,女店主尽管不是抵抗组织的人,却值得信赖,不会问任何问题。如果她们及时赶到,就可以立即转往兰斯。否则她们就要在旅馆待一宿。弗立克不愿意去巴黎——那里到处都是盖世太保和他们的帮凶——但是要坐火车就必须经过它。
只有弗立克和葛丽泰知道“寒鸦”的真正使命,别人还是以为她们要炸毁铁路隧道。
“戴安娜和莫德先走,快走,快!接着是‘果冻’和葛丽泰,慢一点儿。”她们走开了,看上去有些害怕。“骑士”跟她们握了手,祝愿她们好运,然后开车返回田野,去取剩下的那些箱子。弗立克和鲁比也走出了小巷。
踏上法国小镇的头几步总是感觉很糟。弗立克觉得遇见的所有人都知道她是谁,就好像她背后挂了个牌子,写着“这是英国特工,朝她开枪”。但人们从她身边走过,并没觉得她有什么特别,在她与一个宪兵和几名德国军官擦肩而过之后,她的脉搏才开始恢复正常。
她还是觉得很奇怪。她一辈子都品行端正体面,所受教育也告诉她要尊敬警察,视其为友。“我讨厌站在法律的对立面,”她跟鲁比用法语轻声嘀咕了一句,“好像我做了什么缺德事似的。”
鲁比低声笑了两下。“我倒很习惯,”她说,“警察跟我一直是冤家对头。”
弗立克惊讶地想到,礼拜二鲁比还是一个被关在监狱里的谋杀犯,这四天过得太慢了。
她们来到了大教堂,它坐落在山顶上,一看见它,弗立克就感到心头一阵激动。它代表着法国中世纪文化的顶峰,任何教堂都无法与之媲美。现在,一切让她倍感痛惜,要是在和平时代,她会花上好几个小时在此流连,慢慢欣赏这座大教堂的。
她们下了山,朝车站走去。车站是一座现代化的石头建筑,颜色跟大教堂相同。她们进了一个用方形的褐色大理石砌成的大厅。售票窗口前面排着长队。这是一个好征兆,说明当地人对火车的正点运行比较乐观。葛丽泰和“果冻”在排着队,但哪儿也没有戴安娜和莫德的影子,她们或许已经上了站台。
她们站在队伍里,前面是一张反抵抗组织的招贴画,画着一个拿着枪的恶棍,身后是斯大林。上面写着:
他们蓄意谋杀!
就藏在我们旗帜的褶皱里
这说的就是我,弗立克想。
她们买好了车票,也没出什么事儿。上站台前必须通过一个盖世太保的检查站,弗立克的脉搏跳得更快了。葛丽泰和“果冻”排在她们前面。这是她们第一次遭遇敌人。弗立克祈祷她们能够保持冷静。戴安娜和莫德想必已经通过检查了。
葛丽泰用德语跟那几个盖世太保说话。弗立克能清楚地听见她在重复那个编造出来的故事。“我知道有个兰莫少校,”其中一名盖世太保说,他是一个中士,“他是工程师吗?”
“不是,他是在情报部门。”葛丽泰回答。她看来相当平静,弗立克想到,假装成另一个人大概算是她的第二天性。
“你肯定喜欢大教堂吧,”他健谈地说,“此外这个乱糟糟的地方就没什么可看的了。”
“是啊。”
他转身去查“果冻”的证件,开始讲法语:“你跟着兰莫太太到处旅游?”
“是的,她对我很好。”“果冻”回答。
弗立克听出她的声音颤抖,知道她吓坏了。
中士说:“你们去主教邸宅了吗?那儿实在值得一看。”
葛丽泰用法语回答:“我们去了,实在让人难忘。”
中士一直在看“果冻”,等待她的回答。她吓得有点儿发懵,过一会儿才说:“主教的老婆非常亲切。”
弗立克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脚底。“果冻”会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但她对外国的情况一无所知。她没意识到只有英国教堂的主教可以娶妻,法国是天主教国家,神职人员都是独身的。“果冻”第一次被查就把自己暴露了。
会发生什么事呢?弗立克的司登冲锋枪,连同枪架和消声器都在她的行李箱里,拆解成了三部分,但她背在身上的破旧皮肩袋里放着她的勃朗宁自动手枪。现在,她小心地拉开肩袋的拉锁,以便随时掏出枪来,她看到鲁比也把她的右手放在雨衣口袋里,那里藏着一把手枪。
“老婆?”中士问“果冻”,“什么老婆?”
“果冻”一下子不知所措。
“你是法国人?”他说。
“当然。”
葛丽泰立刻插了进来。“不是他的老婆,是他的管家婆。”她用法语说。这种解释很合理:在法语里,“老婆”是une femme,而“管家”只是在une femme后面加了一个de ménage。
“果冻”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立刻说:“是的,当然了,我的意思是他的管家。”
弗立克屏住了呼吸。
中士犹豫了片刻,然后耸了耸肩,把证件还给她们。“我希望你们不会等太长时间,火车快来了。”他又换成德语说。
葛丽泰和“果冻”往前走去,弗立克这才松了一口气。
当快轮到她和鲁比,她们正要递上自己的证件时,两个穿制服的宪兵挤了进来。他们在检查站停了一下,草草地向几个德国兵敬了个礼,并没出示证件。中士点了点头说:“走吧。”
弗立克想,要是由我负责这里的安全,我就要对这种情况严加防范。什么人都可以装扮成警察。不过,德国人素来对穿制服的人毕恭毕敬。他们的国家被一群疯子所控制,这大概也是原因之一。
现在该轮到她跟盖世太保说故事了。“你们是表姐妹?”中士说,看看鲁比,又转过来看她。
“长得不太像,对吧?”弗立克装出一种欢快的样子说。实际上两个人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弗立克是金发碧眼,皮肤很好,而鲁比则是深色头发,黑眼睛。
“她长得像吉卜赛人。”他粗鲁地说。
弗立克假装生气。“可她不是。”至于鲁比的发色和肤色,她补充说,“她的母亲,也就是我叔叔的妻子,是那不勒斯人。”
他耸了耸肩,对鲁比说:“你父母是怎么死的?”
“他们坐的火车被搞破坏的人掀翻了。”
“抵抗分子?”
“对。”
“我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