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纳粹亲历第三帝国末日-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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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疲力竭，更像一个从散兵坑里爬出来的士兵。她身上到处都是泥浆、尘垢、油污和灰土，看起来有点神志不清，但精神却依然亢奋。让她如此亢奋的原因是她身边那位躺在担架上的空军军官，那个人依然穿着一套空军制服，外面盖了一条军毯。我立刻注意到他衣领上别着的军章：橡树叶镶钻剑骑士铁十字勋章！他有一张俾斯麦式的脸庞和大大的鼻子，看情形他伤得很重。毯子的下半截已经被鲜血浸透，一位医生正用夹板和绷带小心地医治他的右脚。我不知道那只右脚还能不能保住，那个人始终闭着眼睛，看样子，他可能已经昏迷了。　
　　在他们身旁有两个党卫军士兵，其中一个说：“这个女人不愿意离开他。”瑞奇一直紧紧握着那个男人的手，不停地抚摸着他的额头。我挤开拥堵的人群向她走去，等到靠近时，我发现她的情绪非常激动。我立刻敬了个礼并说道：“瑞奇夫人，我们在赫兹伯格见过面。”（我的祖母认识瑞奇的父母，多年前她曾带我去过瑞奇家，在那儿我第一次见到瑞奇）　
　　没等我说完，她就愤怒地打断我：“我不是什么瑞奇夫人，我是空军上校瑞奇！”　
　　究竟是什么让她如此暴怒？　
　　凑近一看，我发现她的手上和脸上都沾了不少油污。她上身穿着一件飞行员夹克衫，但衣服的尺寸有点过大，套在她娇小的身躯上显得松松垮垮，里面的白衬衣已经变黑，有些地方都扯烂了。她激烈的反应让我有些吃惊，我不敢再多说话，更不敢继续提问。　
　　事实上，担架上躺着的那个人是德军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空军上将冯·格雷姆（Ritter　Von　Greim）。他是德国空军在整个东线战场上的总指挥，而瑞奇则是他的妻子。这是一对不同寻常的夫妇，男方高大、成熟，具备大将风范；女方娇小、美丽迷人、风姿卓绝。两人都是狂热的纳粹分子，誓死效忠希特勒，无怪乎瑞奇会对格雷姆的伤势如此紧张。对于希特勒来说，这对夫妇抵达柏林是这段日子里最不寻常的插曲之一，他们的到来也证明了虽然希特勒迷信自己的军事天才，但他的疯癫狂乱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　
　　希特勒还在为戈林的公然叛变感到怒火难平。阿克斯曼起初也认为戈林应当被就地正法，但后来当他了解到事情的真相时，马上意识到这是鲍曼设下的圈套，他立刻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希特勒依然还在苦苦寻求他的接班人，他认为格雷姆是个不错的人选，不仅战功卓著，广受尊敬，而且还是个狂热的纳粹分子。他的妻子瑞奇作为希特勒的老朋友，同样是纳粹最忠实的拥护者。希特勒决定任命格雷姆为空军总指挥，并晋升为帝国元帅。希特勒本可以通过电话或电报的方式下达命令，可他却固执地让格雷姆亲自到柏林来接受封赏，结果这一固执就差点让这位倒霉的将军白白丢了一条性命。　　　
　　疯人院（2）　　　
　　当时，柏林上空几乎完全被苏联封锁，勃兰登堡门附近的那条小跑道也已经被苏军团团围住。几天前斯佩尔之所以能从这里全身而退，一是走得比较早，二就只能说是运气好了。而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格雷姆夫妇还能死里逃生，活着抵达柏林，实在只能说是奇迹了。在出发前，格雷姆的副手卡尔·科勒曾经劝过他，让他不要前往柏林。科勒认为，盟军的空中轰炸已经将位于奥巴萨尔斯堡的南方指挥中心夷为平地，同时，希特勒、鲍曼、戈林等人的官邸也遭受严重损毁。在各条战线上德军节节败退，失败只是时间的问题，再打下去只会徒增不必要的牺牲。但是格雷姆根本听不进部下的劝告，他的本性让他无法违抗希特勒的旨令。瑞奇更是个坚定的纳粹主义分子。如果第三帝国真的要上演最后一幕绝唱，那她肯定会义无反顾地跳上中心舞台，第一个成为“殉国者”。　
　　第二天，这对夫妇从原驻地出发飞往柏林东北部的雷赫林机场，那里停放着一架直升机，他们希望能开着它直接飞到大臣花园的花园里。但他们的美梦落空了，那架飞机由于严重受损难以正常飞行，不过，他们最后还是找到了一架福克·乌尔夫190飞机，甚至还请来了将斯佩尔安全送往柏林的那位飞行员。但很快，他们又发现了一个问题，由于福克·乌尔夫190机舱狭小，除了飞行员，无法同时搭载瑞奇和体形硕大的格雷姆。瑞奇当然不愿被单独抛下。她发现在飞机尾部有一个紧急出口，虽然很窄，但由于她只有1。5米高，身材纤细娇小，因此还能够勉强挤进去。准备完毕后，他们开始以较低的高度向市中心飞去。为他们护航的是40多架空军战斗机，这些宝贵的战机面对着苏军严密的火力网一架又一架地送了性命，以此为代价所执行的却是一个连格雷姆自己都一无所知的秘密任务。　
　　当格雷姆夫妇抵达加图机场时，随行的护卫战机已经所剩无几，连他们自己的座机也损伤严重，无法继续飞行。剩下惟一可用的飞机就是一架两座的小型教练机，无奈之下，格雷姆只有亲自驾机，带着瑞奇一起飞往勃兰登堡门的飞机跑道。正当他们向柏林市中心进发时，灾难开始降临。在地面上进行巷战的苏军发现了飞机，立刻集中火力猛烈射击。子弹穿透了薄薄的机身防护层，直接命中格雷姆的右脚。撕心裂肺的疼痛让他无法继续驾驶，一旁的瑞奇见状立刻侧身紧握方向盘，艰难地控制着飞机。经过一连串惊心动魄的疾行、闪避、穿越、翻飞后，飞机终于降落到勃兰登堡门的跑道上。一辆早已等候多时的汽车带上他们，飞一样地驶向希特勒的党总部。　
　　当格雷姆抵达地堡时，他才终于知道这个“非常”任务究竟是什么。当希特勒眉飞色舞地宣布任命他为空军总司令时，格雷姆痛苦地躺在斯达姆普菲格医生的病房里，捂着那只严重受伤的右脚哀号。但希特勒却依然情绪亢奋，在那间小病房里走来走去，喋喋不休地斥责部队将领、党卫军、戈林甚至德国人民的懦弱无能。他不停挥舞着愤怒的拳头，脸色铁青地说道：“现在我一无所有，所有的忠诚都成了背叛，所有的誓言都成了谎言。德国人民丧失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德国士兵都是懦夫，明明知道自己的妻子会遭苏联人蹂躏，还是临阵脱逃。戈林白白糟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力量。”希特勒重复着这些陈词滥调，越说越兴奋。　
　　这真是个可笑而又奇怪的场景。为了护送格雷姆安全抵达柏林，许多战斗机连同它们的飞行员都成了苏军的炮灰。而这位新任空军总指挥官还严重受伤，至少3天不能动弹。一些飞机被派往柏林准备接回格雷姆夫妇，在中途也被一一击落。面对自己引发的这些荒唐事，希特勒还极力狡辩。他责备他的空军元帅应该学会灵活变通，不该亲自冒险。即便是普通士兵，面对不合理的命令也会拒不执行。希特勒大概忘了，自己刚才还在没完没了地强调所有人都要坚决服从他的命令，不管是怎样的命令，都必须无条件执行，否则会被处决。　
　　当格雷姆还在地堡中接受治疗时，地堡外的局势正迅速恶化。我永远也忘不了在旧帝国大楼外面看到的场景，那儿放着一个巨大的洗衣盆，里面装满了浸没在血水中的残肢断臂，周围还有许多腐烂的躯体。这个盆原来放在医疗室里，不知谁把它拿出来搁在了露天。或许他们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些可怕的人体残躯，或许他们根本不屑于此，或者也可能他们自己都被苏联火炮击中，直接被送进了鬼门关。　
　　随着战火的蔓延，照料伤员的任务正变得越来越艰巨。在纳粹党总部，原本仅能容纳15人左右的病房里已经挤进了30多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有越来越多的伤员涌入。除了空间紧缺，必要的医疗绷带和药品也面临着严重的不足，但最令格特鲁德医生感到头痛的问题是缺水。　
　　“快拿水来！”她经常这样绝望地呼喊。　
　　如果想弄到水，就必须冒险前往威廉姆斯大街的另一端，在那儿会有临时供水车。刚开始我们使用大口果酱瓶装水，但很快发现效果不佳，首先是瓶盖密封不好容易漏水，其次在剧烈奔跑时那么多瓶子也不好拿。后来，我们得到了一些10升装的金属盆，这样每天来回取水的次数就大大减少了。真是感谢上帝，大大减轻了负担，要知道那时候我每天还忙着送急件呢。但到最后那一两天，取水的危险任务都交给了年纪更小的孩子们，不幸的是很多人都为此丢了性命。　　　
　　疯人院（3）　　　
　　当时，我们已经没有任何装尸袋和毛毯，所有的死尸都被堆积在地下室的楼梯旁，等到苏军的炮火稍稍减弱时，再把这些尸体拖到后院中。有一次，苏军的进攻出现了短暂的停歇，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就决定冒险将他们年轻同伴的尸首挪到屋外掩埋。刚等他们跨出门口，一枚苏军迫击炮弹就从天而降，夺走了两个年轻的小生命。掩埋尸体的人自己却成了冰凉的尸体，这样的结局实在令人心酸。还有一次，我们四五个人聚集在出口边，等待着外面炮火的停息。过了一会儿，一个传令兵做了一个冲锋的手势，率先跑出了防空洞。几秒钟后，他在我们眼皮底下中弹身亡。　
　　“他去见上帝了！”我身边的一个男孩惊呼道。　
　　我大声说：“我们去救他回来！他可能还活着！”话音一落，我们3个人立即飞奔而出。其中两人去查看那个被击中的男孩，很不幸，他已经断气了。而我则直接跑向了地堡，并再次顺利抵达。后来我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了阿克斯曼，他立刻陷入沉默，没有说任何话。阿克斯曼总是用理查德·阿恩特（Richard　Arndt）的例子来教育我们，阿恩特是一战时期德国的一位传奇人物，参加凡尔登战役时他年仅15岁，这在当时德军中绝无仅有。后来他出书记载了这段经历，也因此成为希特勒青年团顶礼膜拜的偶像。在纳粹的宣传下，二战末期德国参战的15岁少年兵达数千人之众，其中不少人都成了纳粹主义的牺牲品。　
　　在阿克斯曼的蛊惑下，我们决心用阿恩特式的勇气来武装自己，天真地以为也能像他那样名垂青史。我们宣誓效忠希特勒，绝不辜负元首的期望。盲目的愚忠把我们变成了一具具麻木不仁的行尸走肉，将纳粹主义看作至高无上的理想。在今天看来，那是一种充满罪恶的狂热，但当时的我根本毫无意识。当我们这些孩子冒着炮火在外面玩命时，制造这幕惨剧的纳粹官僚却悄悄地躲进了各自的地堡，或者早就逃之夭夭。越来越多的谣传开始出现，传说那些逃跑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都被遍布柏林的警察给绞死了。对此，我们深感震惊。　
　　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我并没有受过重伤，只是左手手指曾经被子弹片击中，导致整个手掌都被裹在石膏里，而且由于皮肤里的金属残渣作用，小手指也开始发炎。但在紧张的工作压力面前，我根本顾不上这些，我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疲劳和危险，永无安宁时刻。一天中至少工作18个小时，过度劳累让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入睡，同时也让我忘却了伤势，但格特鲁德医生却坚持让我去帝国大楼的急救医院里打一针。想来真是一种命运的嘲弄，我那么不顾一切地冒着生命危险冲过“死亡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