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评传-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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晌祝侵髡脚桑灰慌梢栽弦撂傥祝髡盘概薪饩觥Ｔ�6月举行的御前会议上，两派争执不下，桂太郎内阁遂于7月1日辞职；但明治天皇采纳了桂太郎的主张，并由他于7月15日再次组阁，宣告了主战派的胜利。由于担心中国难以顶住俄国的压力，日本终于在10月赤膊而出，从幕后跳到了前台，开始亲自与俄国交涉满洲问题。但在可能的条件下，日本还是想在谈判桌上参与满洲权益的瓜分，但提出的要价已较前有所提高，日本开出的条件是：朝鲜归日本，满洲铁路归俄国；或者，双方互相承认对方在朝鲜和满洲拥有对等的“优越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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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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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知俄国根本不理日本这一套，而是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并以此作为谈判的基础，谈判也由莫斯科转到了东京。俄国方案的要点是，“互相尊重朝鲜独立及领土，不提中国，日本承认满洲在其利益范围之外”，潜台词是：朝鲜这盘小菜谁也别动，满洲这道大餐日本无由享用。这样当然谈不出什么结果来。10月8日是俄国撤军的最后期限，但俄军非但不撤，反而不顾中国抗议，将已撤之军开回，相继侵占盛京官署，拘禁盛京将军增祺，进占海城，并明确通知日本，俄只同意与日谈判朝鲜问题，满洲是中俄两国之事，他人不得干预，交还满洲中国必须给俄国以利益上的保障。日本至此绝望，于是在1904年1月12日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决定向俄国发出“觉书”（即警告备忘录），开出的条件是：保全满洲领土（即只承认俄国的铁路权益），承认朝鲜在俄国利益范围之外。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朵夫置之不理，2月4日，日本再开御前会议，决定开战。
日、俄为何在满洲和朝鲜问题上较这么大的劲儿，甚至不惜兵戎相见呢？这就不能不由当时国际政治中流行的地缘政治说起。沙俄将领土扩张到远东之后，为了巩固对西伯利亚的控制，开始进行连接海参崴和俄国欧洲部分的西伯利亚铁路的修筑，同时还要寻觅一个太平洋沿岸的不冻港，俄国看好的就是中国东北的旅顺港。这条铁路要横穿黑龙江地区，不仅可以缩短里程，节省大量施工费用，而且方便将来控制中国东北，所以俄国要假仗义一番，在甲午战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中出头，博取中国的好感；此后则诱使清廷与之结盟，借口方便战时向中国快速运兵，“保卫”东北不受日本侵略的需要，骗取了中东铁路的修筑权。所谓“中东铁路”，即从满洲里经齐齐哈尔、哈尔滨、牡丹江直至绥芬河，将西伯利亚与海参崴连接起来，横跨黑龙江的铁路。
第一步目的达到之后，俄国借胶州湾危机，中国迫切需要俄国履行中俄密约“保护中国”的条款之机，以屯驻军舰，向德示威的名义，强租旅大，攫取了这个不冻港不说，还以驻军后勤需要为借口，压迫清廷同意其修筑了北起哈尔滨，经长春、盛京（沈阳）直达旅大的铁路，称为南满铁路。这样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形成了一条纵横贯穿整个东北的“丁”字形大干道，1903年全线通车后，俄国即完全控制了东北的交通命脉。
1900年庚子事变的爆发给了俄国人新的借口和机会，即借义和团排外破坏铁路、电杆之事，以保护中东、南满铁路为名，全面武力接管东北，或实行殖民统治，或直接纳入俄国版图；由于东北居民均为黄种人，故此吞并中国东北的计划又被称作“黄俄罗斯计划”。起初，俄国还想故技重施，所以攻占北京后，另搞一套，拆列强一致对华的台，主动撤兵至天津和东北，向清廷示好，试图骗取东北更多更大的权益。但几年中清廷已充分领略了与俄国“友好”的代价，所以在归还东北的交涉中，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的想法，与老对头日本走到了一起，甲午之战后降到冰点的中日关系迅速升温，这也是日俄战争中中国暗中站在日本一边的原因。
日本则自明治维新后，作为一个后起的小帝国主义，也亟思加入19世纪的殖民主义行列，故木户孝允、西乡隆盛等维新元老提出了“征韩论”、“征台论”等扩张主义理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所谓“大陆政策”。这个政策的具体内容，1890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国会上发表的《外交策略论》中说的最为明白：“国家独立自卫之道，一是捍卫主权线，二是防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的区域是也。”而处于列强纷争的时代，“仅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的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6。”这个所谓的利益线就是朝鲜和满洲，从朝鲜壬午兵变、甲申政变直至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乃至后来的“二十一条”、“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中日战争等等，背后起主导作用的都是这个“大陆政策”。日本此时口头上对中国大讲“亲善”、“东方黄种人应团结起来对抗西方白种人的侵略”等等动听的话语，与俄国人原来那套狡诈的欺骗没有两样。只不过俄国决心独占东北的权益，不仅不分给它一杯羹，反而连朝鲜也不让日本独得，日本才不得不跟俄国人拼老命。如果俄国人让步，日本是很愿意同俄国携起手来，共同瓜分中国的呢。
朝鲜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甲午战败后，随着清廷势力的全面退出，日本满想着独吞朝鲜，不曾想李氏王朝的“太后”式人物——闵妃搞起了亲俄，她运用起“以夷制夷”的老法子来，不在擅长此计的李鸿章和袁世凯之下。到了手的果实不能享用，日本人真是恶向胆边生，一不做，二不休，于1895年10月，日本以闵妃的老对头——大院君的名义，发动政变，杀死了闵妃，组成了亲日派政府，史称“乙未事变”。俄国自然不肯坐视，1896年2月，袁世凯原来的老对手、俄国公使韦贝与亲俄派大臣李范晋、李完用等将高宗李熙诱入俄国使馆，置于俄国保护之下。国王在手里，俄遂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重新组成了亲俄政府，并通过一系列与日本的双边谈判和协议，实际上将朝鲜置于俄日共管之下，两国享有对等的权益。而在暗中，俄国还同朝鲜政府签订了秘密协定（1896年6月于莫斯科），保证保护朝鲜国王，向朝提供军事、财政援助，并许诺在朝鲜发生重大事变时予以军事援助。俄国还取得了训练朝鲜新军，管理朝鲜财政和海关税务的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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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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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以战争流血换来的成果，就这样让俄国人不费一兵一弹地轻易攫了去，心里面那种刻骨的怨毒和仇恨是不难想象的。为此，日本人又像当年针对大清国那样，开始了为时十年厉兵秣马、卧薪尝胆的备战活动，日、俄之间的这场对决是避免不了的，原因就在于“大陆政策”与“黄色俄罗斯计划”在满洲和朝鲜的大撞车必不可免。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问题，邻近国家的强大本身就构成对自己国家的威胁，这一点我们的祖先早已看到，所以才会有“远交近攻”的古训，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残酷事实。什么叫“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看看当时的清廷和朝鲜就知道了。所以读者千万不要天真到相信国际关系中有什么“友好”、“信义”可言，国际政治背后起作用的就是国家利益，支撑着外交谈判的是经济和军事实力，妥协不了就要在战场上见高下，战败者只能任人欺侮和宰割。晚清带给中国人的最大教训就是《书经》中的那句古老箴言：兼弱攻昧，取乱侮亡。落后、愚昧、衰弱和内乱，必会招致外敌的觊觎和攻击。庚子事变后的中国和东北就是活生生的一例。
12月22日，袁世凯已经摸清日本为了东北不惜一战的底牌，故致电外务部，提出日俄如果决裂，中国应采取局外中立的方针。12月25日，日本外相小村密告中国驻日公使杨枢，日本已经备战；日本外务省同时通知驻华公使和驻沪领事，要他们将此事通告主管外务部的庆亲王和两江总督魏光焘。在证实了战争必不可免后，袁世凯27日再次致电外务部，要求战争期间，中国应守局外中立的方针。袁世凯的建议，显然是当时条件下清廷所能作出的惟一选择，孱弱不堪的大清国此时谁也开罪不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强盗，因分赃不均而在自己的家里大打出手。12月30日，清廷电谕各省，日俄开战，严守局外中立。此前，为了防止这场在自己领土上的战争发生，清廷曾做过最后的努力，派人秘密前往大连会见阿克莱息夫，希望俄国能够履约以避免战争，自然议无所成，弱国无外交，这也可以算作一个事例吧。
1904年1月17日，清廷也召开了御前会议，商讨应付的对策。会议的结果是命令袁世凯整军节饷，以备防守。18日，又由军机处致电各省督抚，因日俄相持益急，除奉直边要各地由北洋统筹布置派兵严防外，命沿海沿江沿边各口加意扼防，并认真保护洋人财产与教堂。本章开头的奏折，就是袁世凯对这封电谕的回复。
中俄、日俄的交涉情况如上，清廷自己为了应急，先是批准袁世凯在直隶招募六千人组成“新练军”，为此1902年6月，袁世凯奏准成立北洋军政司，进行了初步的军制改革。1903年春天，太后、皇帝谒扫西陵，作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袁世凯一路陪同，在谒陵的途中，太后曾垂询练兵和铁路事宜，袁的答复使太后甚为满意。袁趁热打铁，上奏《陆军训练简易章程》，并建议设立练兵处，作为陆军参谋本部，统一事权，负责督练考察全国的新军。但当时的军机领班荣禄重病在身，已无力顾及于此了。4月荣禄死后，奕进入军机处担任领班大臣，袁立即派杨士琦进京重贿结交奕，与之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为北洋未来的扩军打下了基础。
当年秋天，日俄在东北问题上的对峙日益严重，11月间，朝廷两次召袁世凯进京磋商对策，袁遂再次提出设立练兵处的建议，以统一军政事权于中央、便于整军经武的理由说动了太后和庆王，责成他进行筹划。袁回到天津之后，在督署“三日未见属员”，亲手拟定“所有一切章程7”。12月4日，练兵处成立于北京（在今东城锡拉胡同），庆亲王奕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铁良为襄办大臣。练兵处设提调一人，由袁之密友徐世昌担任，下设军政、军令、军学三司，由刘永庆（副使袁嘉谷）、段祺瑞（副使冯国璋）、王士珍（副使陆建章）担任各司正使。铁良基本上是个摆设，只是为了免除太后的猜疑，不得不放上的一个旗人罢了。上有奕、袁世凯，下有各司正副使（全部是袁的人），铁良夹在中间，只能应声附和8。
从练兵处的这个班底来看，不啻是直隶军政司的翻版，其基本成员全都是袁世凯小站班底的骨干成员。袁世凯多年来坚持不懈地抓军事人材的培养，在此时显出了效果，练兵的人才资源在他的手里，练兵的大任自然也就非他莫属了。奕不知兵，而且袁此时已同其结为一党，因而对袁也十分信任倚重，不久，奕即以自己“衰迈多病”为由，奏“请太后责成袁、铁悉心经营，而自己但总其成9”，因而练兵处的实权操于袁世凯的手中。由此，清廷这次全国性的整军经武，也自然要以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