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野史-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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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四明银行也有触霉头的日子。
１９３１年底，四明银行也发生了挤兑风潮。
由于孙衡甫将银行资金大量收买房地产，一旦碰到这种急煞人的事情，银行就难以招架子。然而，孙衡甫比陈光甫熟悉上海滩的市面行情。危情一出现，他马上只身一人来到杜公馆，把一张５０万元的支票交给了杜月笙，要求存入中汇银行，条件是请杜月笙能调剂出一些现大洋，帮助平息挤兑风潮。
杜月笙便说：“这好办，明天早上我就送银元去，保证让那些兑钱的人放心。”
第二天，杜月笙亲自押了１００多只箱子送到四明银行门口。
这时，四明银行门口人很多，秩序很乱。杜月笙让人从汽车上搬下一只箱子，打开，说：“各位客户，请不要拥挤，四明有的是钱，请放心！都能兑到大洋。”
说完，他挥了一下手，有一个手下人把箱子打开，人们一看，果然是一叠叠光亮的银元。接着，银行的职员和押送人员一起上阵，把那１００多只箱子全搬进了仓库。
挤兑的人一看，四明的实力这么雄厚，怕什么，钱放在这里最保险。于是，人们纷纷离去了。还有些已兑过钱的人听说了这事，马上又回来，把钱重新存了进来。
其实，那１００多箱只有前面几箱是银元，后面的箱子里全是石头。
杜月笙的声誉在银行界顿时鹊起，许多银行纷纷来请这尊保护神，杜月笙一下子成了浦东、国信、亚东等银行的董事长，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常务董事和其他一些银行的兼职。
陈光甫为答谢杜月笙的援助，把５０万元无息贷款存进了经营不善的中汇银行，还将“商储”的一部分业务转送给他。
杜月笙得此援助，立即扩大“中汇”在实业界的经营范围。
不久，杜月笙被上海滩上的金融巨子们选为上海银行分会的理事。
自此，他白相人的长袍外面又罩上了一件“金融家”的绅士长衫。
随着中汇银行的兴旺发达，杜月笙的事业与名望跃上了新的高峰。到抗战前夕，上海滩上请他列名为董事、监事的银行、钱庄、信托公司多达７０余家。有一些公司还请他出面任董事长。
第三部分禁止日货，于松乔撞墙（1）
正当杜月笙在上海滩飞黄腾达、节节高升之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晚，日本关东军按照预谋，派工兵炸毁了南满铁路沈阳北部柳条沟的一段路轨，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向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突然袭击，挑起了九一八事变。
对此，蒋介石却命令国民党东北当局，“日军此举不过寻衅性质。为避免事件扩大，绝对不抵抗。”这种不抵抗政策，束缚了东北军队的手脚，东北锦绣河山很快陷入日军铁蹄之下。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在中国激起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上海人民奋勇投入这个爱国运动。９月２４日，上海３万５千名码头工人举行抗日罢工，１０万学生举行抗日罢课。９月２６日，上海各界人民举行抗日救国大会，通过要求对日宣战、武装民众和惩办失职失地的官吏等决议案，会后举行了抗日示威游行。１０月初，上海各业８０多万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联合会。
民族矛盾的上升，不仅使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一致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表示了抗日要求。反映民族资产阶级意志的上海《申报》便多次发表评论，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这股洪流将杜月笙也卷入其内。经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首肯，以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王延松、陈霆光等人为常务委员，组成了“上海市反日救国会”，后由陶百川改名为“上海市抗日救国会”，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陶百川任秘书长。
杜月笙鉴于五卅运动的时候，对于英国人采取经济抵制的策略极有成效，现在他再次建议抗日救国会从“禁止日货入手”，发动对日本人的反抗。抗日救国会迅速地在各重要地点成立了检查所和保管所，吁请上海市民，全面拒买、拒卖洋货，检查所人员并采取直接行动，到处搜查日本货物，一旦有所发现，立即加以没收，交给“保管所”去加以储存。
“检查所”和“保管所”需大批的执行人员，抗日救国会除了召募爱国人士和学生义务担任外，主要的人力来源还得靠杜月笙发动自己青帮弟子们，并且，在爱国工人中遴选出大批的干部。———陆京士在上海从事劳工运动多年，他是杜月笙和上海劳工之间的一座桥梁，他负责杜月笙和劳工大众的联系，也是杜月笙处理劳工问题的最高顾问，私人代表。
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运动在上海滩上风行。一天，天后宫桥检查所由邮务工会出身，杜月笙的门人于松乔负责。各地检查所、保管所纷纷成立。他和一位名叫刘心权的热血青年，以“射入射马，擒贼擒王”之势，一上来便到“合昌祥”绸布庄抄出两大箱日本棉布。于松乔吩付跟去的检查员将这两箱东洋货充公，按照抗日救国会的规定，载送到“保管所”去暂行封存。
与此同时，于松乔和刘心权也回到了天后宫桥“保管所”，坐侯好戏开锣。一因为这两箱东洋布大有来头，它的物主，便是上海市纱布同业公会理事长、合昌祥的大老板、在上悔商场影响力极大的陈松源。
过不了多久，果不其然，一部轿车开到天后宫桥，陈松源昂首走进抗日救国会天后宫桥分所，在他的身后还有两名身壮体强的保镖。
“这里是什么人负责！”陈松源大咧咧地问道。
“是我，”于松乔挺身而出，自家通名报姓：“我叫于松乔！”
“久仰，久仰，”陈松源鼻孔里哼哼地冷笑，“方才贵所有人到小号合昌祥，取走了两箱布匹，我恐怕这里面一定是有所误会了。”
“没有误会，”于松乔斩钉截铁地回答，“合昌祥的两箱东洋布，就是我亲自去查出来充公。”
陈松源呆住了，他从来没碰过这么大的钉子，他摸不透于松乔是哪一路的朋友，居然有眼不识泰山，连他陈松源都不认得？态度如此强硬，说话更是一副公事面孔，半点情面也不讲。
两名保镖“食人之禄，忠人之事”，挤过来向于松乔发了话：
“喂，朋友，你不要有眼无珠啊，你晓不晓得这位先生是谁？”
“管他是谁！”于松乔挺一挺胸，“我只晓得公事公办，在这种国难当头的时候，还要贩卖东洋货，让东洋人赚钱，造了枪炮子弹打中国，那是奸商，是汉奸，汉奸、奸商贩卖的东洋货就得没收！”
“什么奸商不奸商？”保镖的发了火，“你胆敢当众辱骂我们陈理事长？”
“什么陈理事长不陈理事长？！”于松乔大义凛然，反唇相讥，“理事长要贩卖东洋货，一样的是奸商！”
至此，陈松源赫然震怒，两名保镖破口大骂。于松乔屹然不为所动，他直指陈松源的鼻尖说：
“我警告你，我们这里是办公事的地方，你要再这里无理取闹，我就……”
“你敢怎么样？”陈松源厉声一喝，打断了于松乔的话，接下去又是狺狺的骂，而且，他竟指挥保镖干脆点硬上：“你们进去给我搜，把我们的货色搜出来，抬回店里去！”
两名保镖听了老板的吩咐，恶狠狠地抢前一步，正待推开于松乔，直往保管所里闯。于松乔早有防备，动作好快，他伸出手去一把捉牢陈松源的领口，使劲的拖他往里头走，一面走时一面叱喝：
第三部分禁止日货，于松乔撞墙（2）
“你敢带人来抡我们保管所？好哇！我现在就把你们关起来！”
保镖的一看老板被捉，又气又急，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拔出手枪，对准了于松乔，大声喝道：
“赶快放手！迟一步便请你吃卫生丸！”
“你们敢？”于松乔身子跟陈松源一贴，紧拉住他倒退三步，他决心把这位布大亨关进一间小房间里。
两名保镖大跳大叫：
“再不放手，真开枪啦！”
于松乔已经把陈松源拖到小房门口子，他侧过脸来高声答道：
“有种，你开！”
“砰！”地一声枪响，而于松乔刚好把陈松源推进那间临时拘留所。枪声警动了检查所里的工作人员，大家一涌而出，跑过来就要夺下保镖手里的枪，两名保镖一看大势不好，掉转身去便往外逃。
第二个回合终于平安无事地渡过，陈松源被关在小房间里，顿足咆哮，猛力捶门。于松乔只当没有听见，他往房门口的地板上一坐，大声地说：
“我今天是看牢你了！”
陈松源的保镖回陈家去报告，陈家立刻央人四出营救，纱布大亨陈松源被抗日救国会的人捉牢关起，消息随即传遍了上海滩，人人吃惊，个个失色。纱布向为上海十大业之一，陈松源是纱布业公会的理事长，这件事几乎掀起了轰动沪上的轩然大波。
于是乎，天后宫桥抗日救国会的门前车水马龙，开始热闹了。
抗日救国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陶百川和上海市党部委员吴开先闻讯赶到了天后宫桥，他们两位对于松乔的不假情面、认真负责的态度颇为嘉许，但是，陶百川婉转地向他说明：
“抗日救国会不过是一个民众团体，我们可以从事爱国运动，但却不是权力机关，我们有什么权力，用什么罪名把人家捉来关起呢？所以于先生你扣押陈松源的事，在法律上是说不过去的，请你马上把陈松源放出来，我们再商议解决这桩事体的办法！”
于松乔依然坐在地上，挡住了羁押陈松源的那扇房门，他声色不动，心平气和地说：
“陶先生，你地位高，口才好，学问一等。我于松乔无论讲地位、讲口才、讲学问，统统服贴你。不过今天的这件事情，不管我错我对，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天王老子的话我也不听。陈松源带了保镖，带手枪来抢所里的东西，我非关他不可，假使有人想来拖开我，”他伸手指一指左侧的网筋水泥墙壁：“我立刻就撞墙头自杀！”
陶百川和吴开先一再的善言譬解，讲道理给于松乔听，于松乔偏偏不听，陶、吴两人拿他毫无办法，颓然地走了，另行设法。
门外汽车不停地从远处开来，上海有身价，说得起话的大亨全来了，虞洽卿、王晓籁……有人疾言厉色，有人娓妮动听，什么好话歹话都说尽，要于松乔释放陈松源，他的回答只有一句话：
“啥人敢来拖我，我立刻撞墙自杀！”
这边事体闹僵，外面却风波越来越大，上海市商会为了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