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野史_2-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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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心可嘉的杜维藩还割了股。
晚年时期，沈月英是和杜月笙分了居，杜维藩对他母亲之死是非常伤心的。
早在１９３７年底，杜月笙逃出重围，只身抵达香港时，便有不少亲友向他忠告，日本人既已对他的门徒、学生采
取报复手段，杜维藩和杜美如这一对长子、长女住在上海就有危险。因为谁都知道：杜先生最喜欢的便是大少爷和大小
姐，杜维藩之结婚和杜美如之满月，铺张之盛，场面之大，向与杜月笙开祠堂、陈夫人过生日相提并论。杜月笙自家曾
经解释他为什么对这两个孩子特别钟爱，因为，———“维藩和美如出世，脚步走得最正。”
这话怎么说呢？原来，杜维藩诞生于民国五年，从那一年起，黄金荣、张啸林和杜月笙“三大亨”义结金兰，打出
了十里洋场的大好江山。而杜美如出世，是为民国十九年，杜月笙从这一年起脱颖而出，连升三级，和财金工商、乃至
党务政治都结了不解之缘。
所以，杜月笙听到亲友们的警告，身在客地却思念子女，这想得他愁眉不展，魂梦为萦。于是，他向上海家中拍出
一封封的电报，叫杜维藩和杜美如快到香港来，杜维藩在１９３８年春匆匆的到香港一趟，不久便因为他母亲的病，夫
妻两人双双又回了上海。杜月笙心底下极是担忧，却是苦于拦阻的话说不出口，他不能留下儿子不许他去娘面前尽孝心，
因此一直到１９３９年９月，杜维藩在上海办好了他母亲的丧事，才戴着重孝，十分沮丧的重来香港。
一到杜公馆，当他见到望眼欲穿的父亲，又是悲从中来，杜维藩放声大哭，扑跪在杜月笙的面前。
这一晚杜月笙心情悒闷，他辞却一切应酬约会，跟杜维藩谈了很久的话，倾吐他自己的感慨，同时也抚慰惨遭失恃
之恸的大儿子，他曾意味深长地说道：“当初娶你娘进门，两夫妻一家一当还是朋友们帮的忙，我没有正当职业，用钱
又松，家里经常青黄不接，我们一家也只有你娘跟我吃过几年苦头。开不出伙食的时候我常在想，只要两夫妻同心协力，
有朝一日混出一个平安是福，窄门浅户，粗茶淡饭，我跟你娘就此满足。哪里想到往后场面越来越大，事体越来越多，
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过过那种衣食无忧、绵密深稳的小家庭生活咧！如今回想起来，越加叫我心里难过。”
这一夜，父子两人都觉得是从所没有过的亲近，军国大计、银行公司、朋友弟兄、徒子徒孙全抛开了，两父子间仿
佛就只有沈月英凄然带笑的孤魂正和他们在一起。从沈月英说起，杜月笙又感触自己的一生，他又谈起了许多不堪回首
的往事：“小时候我从浦东到浦西，水果店里学生意，每天清早忙到夜晚，老板给饭钱，只够到摊头上吃两客蛋炒饭，
人家食量小，叫一客蛋炒饭还可以喊一碗黄豆肉骨汤，我刚从乡下来，身体结实，食量大得吓坏人，一顿两客蛋炒饭还
不够饱，因此一日到夜肚皮里闹饥荒。天一亮西瓜船到岸，船老大把西瓜一只只往下抛，我们这些小伙计在码头上一只
只接，做过不久，只要西瓜碰到手，我就晓得瓜好瓜坏，挑一只好西瓜装做一时失手，西瓜落地，碎成几瓣。老板看见
了，跑过来骂两句，等歇收了工，把地上的碎片拣起，吃蛋炒饭以后，嘴里面渴，正好拿烂西瓜当汤汁茶水。”
杜月笙悼念亡妻，抚慰爱子。从这以后一改常例，他和儿子、媳妇也一道玩玩。
17。拆了汪精卫的台，却得了后来致命的病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９日，汪精卫从重庆出走，经昆明、潜抵河内，发表通敌求和的艳电，主张停止抗战，对日谋
和。
１９３９年元旦，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决议：汪兆铭危害党国，永远开除党籍，并撤除其一切职务。５月
３日，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严密保护之下，由河内直赴上海。他起先住在虹口日本军区，而当时的上海，有一句口号，那
便是“不过四川路桥！”因为一过四川路桥便就离开了租界，到了日本人占领的区域，亦即上海人鄙夷的“歹土”。
汪精卫在四川路桥那边住了几天，随后就搬过桥来，住进了千极斯斐尔路７６号，这是一幢宽大幽深的花园住宅，
原来是陈调元的产业，日本人将它侵占，拨给汪精卫充作举行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场，后来便改作汪伪政府
的特务机关大本营。
汪精卫所召集的“代表大会”，决议了所谓“和平大计”，“改选总裁及中央委员案”，他们甘冒天下之大不韪，
沐猴而冠，拿日本人“发还”的关税余金，每个月４０００万元作为经费，收买党羽，招兵买马，积极布置成立为虎作
伥的傀儡汉奸政权。这时，由于汪精卫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许多忠于国民党的上海市党部人员和工商金融界人士受了
他们的蛊惑，不明真象，贸然附从，这使得敌伪势力因以变大，而国民党在上海的组织几乎为之整个动摇。
于是，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６部任职的前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吴开先奉命赶赴上海，他身边携有国民党蒋介石
致沪上耆彦虞洽卿等５人的问候函件，行政院长孔祥熙写给上海银行界领袖李馥荪、秦润卿等的私函十余封；吴开先单
枪匹马，空手亦拳，他悄然地由重庆经昆明、河内而香港，先去探访杜月笙。
这时，徐采丞充分利用其天时地利与“人和”，已成为杜月笙在上海的方面大将。为了许多机密任务，他经常往来
于上海、香港间。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徐采丞香港回了上海。不到两天，杜月笙照例下午过海去告罗士打会客办公，他
正和翁左青、胡叙五商议事情，猛一抬头，看见徐采丞神色匆匆地推门进来，愕一愕，便问：“你不是刚刚回去的吗？
怎么又……”
“有一件紧急大事，”徐采丞坐定下来回答，“不得不原船赶来香港。”
“什么紧急大事？”杜月笙急急地问。
徐采丞先不答，从怀中掏出一张字条，递给杜月笙。杜月笙接过来看时，见字条上只有九个字：“高决反正速向渝
洽。”
“高———是否高宗武？”
“是的。”
“这张字条是谁写的？”
“是黄溯初先生请徐寄庼写的。”
“黄溯初是那一位？”
“他是进步党梁启超财政经济方面的智囊，又是老日本留学生，跟东洋人关系很深，从前当过国会议员，抗战之前
做过生意，因为经营失败，跑到日本去隐居。他是高宗武的老长辈，高宗武从读书到做官，得到黄溯初的帮助很多。”
“采丞兄，可是你认得这位黄先生吗？”
“不，黄先生是徐寄庼的同乡友好。”
杜月笙大惑不解地问：“这件大事，怎么会落到我们头上来的？”
于是，徐采丞一五一十，原原本本地说了。原来，此次他一回上海，刚刚到家，徐寄庼便登门拜访，告诉他说：高
宗武以外交部亚洲司长的身份，起先驻港从事情报工作，他一向抱着“和平救国”的大愿，又因为日本前首相犬养毅的
儿子犬养健，跟他是日本帝大时代的同学。犬养健在日本情报“梅”机关非常活跃，因此种种缘故，高宗武才成了汪精
卫与日方之间的穿针引线人。
“这个人我晓得，”杜月笙打断了他的话说，“前些时香港华侨日报登过一条消息，隐隐的指高宗武来往上海香港，
是在秘密从事谋和。高宗武看了很不开心，扬言要告华侨日报。华侨日报的朋友托我出面解释，我叫人去跟高宗武说了，
这位朋友很义气，马上答应了看我面子打消原意。”
“杜先生和高宗武之间还有这一层关系，那就更好了，”徐采丞欣然地说，又道：“高宗武后来跟汪精卫到了上海，
一直都是负责办交涉的重要人物，但是不久他到东京，近卫首相把‘中日密约’开出来，他一谈之下，发现东洋人所谓
的‘和约’要比２１条还狠。假使签订了这项‘和约’的话，那么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都要断送，为此他觉得彷徨苦闷，
于是他跑到长崎晓滨村，找到了他敬重的黄溯初，向他讨教。”
“是黄溯初教高宗武反正的？”
“高宗武自己早有这个意思，”徐采丞答道，“据黄先生说：高宗武认为他所从事的是和平救国工作，绝不是卖国
求荣。黄先生不过鼓励他，点醒他，答应帮他的忙，代他设法向重庆方面接洽。”
但是，黄溯初因为自己是进步党人的关系，他对国民党不无偏见，他在长崎和高宗武相约，高宗武回沪不久也到了
上海。徐寄庼和黄溯初是同乡好友，黄溯初便去找到了徐寄庼，一席密谈，最后提起如何安排高宗武反正，要使他平安
逃出上海，又得保证国民政府不咎既往，许他将功折罪。徐寄庼一听之下，当即说道：
“你要找这么样的一个人，要么只有杜月笙。”
黄溯初说杜月笙我虽然并不认得，但是这个人行侠仗义，一言九鼎，却是有口皆碑，无人不知。他能答应承揽这一
件事，我便放心。
杜月笙听徐采丞说到这里，岔嘴问道：
“高宗武是负责办理日汪交涉的人，他若反正，那么，汪精卫跟日本人订的密约内容，是不是可以带得出来，公诸
于世呢？”
徐采丞断然地说：“那当然没有问题。”
于是，杜月笙翌然而起，双手一拍，眉飞色舞地高声说道：“采丞兄，这件事情关系抗战前途，国家大局，确实值
得一试。你便在香港住两天，我乘最近一班飞机到重庆，我要去见蒋委员长，当面向他报告。”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５日，杜月笙自香港直飞重庆，进谒蒋介石，请示高宗武反正事宜，应该如何处理？
杜月笙谒见蒋介石，结果他得到委员长的指示：“从速反港，秘密进行。”
杜月笙十分振奋，搭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兴冲冲地离开重庆回香港去。
然而，他所搭乘的这一架飞机飞到半路，竟碰到日本军机扫射追逐，飞机师为了保全飞机和旅客的生命，拼命盘旋
攀高逃脱敌机的轰击。民航飞机逃，敌机则紧随不舍，这时民航飞机既没有空气调节，又缺乏舒适安全的各种设备，杜
月笙在飞机上，一时感到天旋地转，金星四迸，身子猛烈的摇来晃去，时上时下，鹘起翻飞，这转得他头昏眼花，几乎
昏厥，最后飞机爬升到８０００公尺的高度，机上不备氧气，而高空空气稀薄，杜月笙呼吸艰难，几度窒息，撑到后来
实在受不了，他便眼睛一闭，爽性等死。
幸好，敌机追逐到了８０００公尺以上的高度，眼看民航飞机驾驶员翻腾揉升，技术高明得很，再追下去，也是徒
劳无功，枉费心机，于是便一个转弯，飞开去了。敌机放弃了目标，这一飞机人才算是拣回了性命，然而，杜月笙却特
别的惨，他喘息不止，坐不下去，惟有躺在飞机上一路到香港。
香港杜公馆的家人、亲友、门生、弟子，都在香港启德机场，伫望杜月笙自重庆归来，大家谈谈笑笑，时间在不知
不觉中过去，蓦地，有人高声地一喊：“不对呀，辰光已经过了，怎么飞机还没有到呢？”
一句话提醒了大家，派人到航空公司去问。�
